从词题“寓意”来看,这是篇首自我嘲弄、自我哀怨、自我比况并自我排遣的作品。而在自我排解中,似乎还表现出一种自信、自豪,并颇带一点傲骨的韵致。“三人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苏轼一生至此已三次进入朝廷作皇帝的近侍之官了。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自登州太守以礼部郎中召回注京,迁中书舍人、任翰林学士知制浩兼侍读;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在杭州太守任时,又被改翰林学士承旨召还,除兼侍读;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又以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簿使自扬州召还,导驾景灵宫,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所以称“三人承明”。至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苏轼方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以上四次入朝出朝的这些官职,皆属“九卿”之位,故又可称为“四至九卿”。做了这么大的官,又频频出人朝廷,试问“书生”(苏轼自指),你有什么屈辱之处?又有什么荣耀和美名?真是自问得有理,也自问得无愧。如今,苏轼又忽被落两“学士”职贬知英州,一切都落得干干净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金张七叶,纨绮貂缨。无汗马事,不献赋,不明经。”苏轼经过剖心自思,终于找到了个中秘密:朝中那些“亲近宠贵,比于外戚”的金、张之氏,他们能够世世代代身服绮儒纨袴,冠戴貂尾缨饰,还不是由于他们会“笃敬寤主”、干些拍马逢迎的勾当吗?而自己呢?相较之下,却是“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赋性刚拙,议论不随”,“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而自己在武事上又没有什么汗马功劳、不会写些歌功颂德的辞赋献给皇帝,也不会用儒家经书去走送官的捷径。那真是活该如此,自作自受。这种自责自谴,如果说是自谦自卑,还不如说是苏轼刚强正直、嫉恶怨愤的品性表现。
下片写自己的退隐志向。要像汉代蜀人严君平那样,在成都开个问卦店铺,自甘寂寞;或者像西汉末年的隐士郑子真那样“宕谷躬耕”,即使有炙手可热的权贵逼他出山,也决不屈从。词末苏轼倍发感慨:“寒灰炙手,人重人轻”,世间充满了令人沮丧的贫富贵贱的罪恶差别,应该像《鹤叹》寓言诗中的那只孤傲仙鹤一样:“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决然抛却尘世,去做一个“除竺乾学,得无念,得无名”的真正自我解放、无所牵挂、心中空寂无尘的人。
全词豪气贯注,瘦硬隽拔,字锻句谏,逆挽顿挫,对比鲜明,波澜壮阔。前后呼应,结构严谨。
这首词载于《敦煌曲子词》中,此词上片写船夫启航、扬帆的经过,下片叙舟中人行船所见。全诗篇幅不长,却多变化,借助行船及舟中人所见情景的生动描画,以轻快的节奏,传达出船夫愉悦的心情。
起首“五两竿头风欲平”,是说原先船停泊在避风的港湾,好容易从候风器测知风向。五两,古代候风器。楚人候风器用五两鸡毛制作而成,悬挂在五两竿头,借以窥测风向和风力。李白有《送崔氏昆弟之金陵》诗“扁舟敬亭下,五两先飘扬”可证。风欲平,谓风力转弱,是为风向改变的前兆。复以“长风举棹觉船行”紧承上句。长风,大风,此指顺风。举棹,打桨。顺风挂帆,又是打桨。“觉船行”,着一“觉”字,其费劲缓慢可想。“柔橹不施停却棹,是船行”,船到江上,不需举手之劳而船在乘风破浪,顺利行进。
换头“船眼风光多闪灼”,波光明灭,闪烁不定。不说船行进的快速,而以“看山恰似走来迎”,化静为动,着重写出船行山迎相对运动的感觉。山,原本岿然不动,由于舟船行驶,映入舟中人眼帘的是仿佛山在迎面走来。这种疑动式是由视官造成的心理错觉。审美主体赋予静止的审美对象以动感,可以增强诗词展现的画面的趣味性。这在古典诗歌中用得较多,比如梁元帝萧绎《早发龙巢诗》:“不疑行舫动,唯见远树来。”庾肩吾诗句也有“只认己身往,翻疑彼岸移”(《随园诗话》卷三引)。李白《望天门山》有“两岸青山相对出”句。这些都是描写一种疑动的境界。但,在曲子歌辞里却并不多见。而此篇写得又早,弥觉可贵。煞尾又说:“子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兜底点破,未免失之过于直露。
这首词上片写启航、扬帆的经过,下片叙行船所见。乍看起来仿佛纯在写景,只字未及船夫的心情。其实不然。诗贵含蓄。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载张戒《岁寒堂诗话》引刘勰语:“情在词外曰隐。”所谓“隐”,不是一目了然的正面直说,而是借物达意,深文隐蔚,馀味曲包。这首词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它借助行船及舟中人所见情景的生动描画,以轻快的节奏,传达出船夫愉悦的心情。押韵自由,“行”字韵重复又重复,却又非独木桥体,这是早期民间词的特点。
本文是作者所作的三篇一组的寓言,包括《临江之麋》、《黔之驴》和《永某氏之鼠》。作者通过麋、驴、鼠这三种动物形象,借题发挥,揭露了当时一些达官贵人、得意小人的丑态,并预言其必然灭亡的命运。文章语言简洁凝练,以小见大,耐人寻味,具有强烈的现实讽刺意义。
《临江之麋》一篇以揶揄的口吻讽喻了社会上“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忘己之麋”任性妄为,冒犯外物,以寻得快乐,可当它失去了主人的庇护,轻而易举地就被外犬“共杀食之”。更加可悲的是它至死还没有明白个中原因。古往今来,行事不知推己之本,躺在别人怀抱里讨口饭吃还自鸣得意的人,并不少见。从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深刻的讽喻意义,正是它以小见大的艺术魅力所在。
《黔之驴》是这三篇中最广为流传的一篇。它深刻地批判了无才无能却又惯于逞能炫耀的“叫驴”式人物。结合柳宗元当时的遭遇,可见他是针对政敌而写,讽刺了当时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柳宗元通过想象、夸张的手法,抓住了驴、虎之物类的特征,刻画社会中某些人“出技以怒强”的行径,生动形象。同时,这篇寓言也为后人留下“庞然大物”、“黔驴技穷”两个成语。
《永某氏之鼠》嘲讽了社会上“窃时以肆暴”的一类人。这类人抓住侥幸得到的机会肆意胡作非为,以为能够“饱食无祸为可恒”,让人深恶痛绝。这则寓言,深刻有力地讽刺了纵恶逞凶的官僚和猖獗一时的丑类,巧妙地批判了封建社会丑恶的人情世态。
这三篇寓言在艺术表现上有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状物摹形生动形象,情景如见。如《临江之麋》写主人抱幼麋归家,一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八个字活画出群犬一拥而上,急欲啖食之态。下文写麋与犬狎戏,说“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写犬畏主人,一面与麋周旋,一面垂涎三尺之状,也十分传神。《永某氏之鼠》写在主人放纵下,群鼠猖獗之状说:“某氏室无完器,橇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可谓淋漓尽致,穷形尽相。
第二,虽属寓言,状写动物,叙写却入情入理。见出作者体味物情之细,文字叙述之工。如《临江之麋》写麇与犬相熟过程,开始入门,群犬垂涎,所以主人叱喝。之后,主人抱麋与犬习熟,由开始之不动,渐至与犬戏耍。进一步写麋渐大,与犬已熟,随意戏闹,竟忘了己之为麋,这个发展过程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黔之驴》中对虎的心理描写也极其细腻逼真。开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所以“蔽林间窥之”。次后,“稍出近之”,然而“愁愁然莫相知”。下面写初听驴呜,大骇远遁,以为要吃自己。及至往来观察,终觉其似乎没有什么突出本事,于是做各种试探。到了摸清底细,乃跳踉大咽,尽食其肉而去。一笔笔写来,自然而真实。
第三,寓意深厚,对讽喻之意不作详尽展开,主要通过故事和形象本身体现出来,可让读者从不同角度玩味受教。如《临江之麋》末尾只一句收束,“麇至死不悟。”寓意深沉。《永某氏之鼠》结尾:“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也是意味深长,只有《黔之驴》结尾议论较透一些。
作者借麋、驴、鼠三种动物的可悲结局,对社会上那些倚仗人势、色厉内荏、擅威作福的人进行辛辣的讽刺,在当时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普遍意义。三篇寓言主题统一而又各自独立,形象生动而叉寓意深刻,篇幅短小,语言简练而又刻画细致、传神,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境界。
这是一首咏重叶梅的咏物词。
开头二句写重叶梅雪中独放。化用“春脚移从何处来,未到百花先到梅。”和“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写出重叶梅不怕风雪严冬,在百花开放之前开放,从容自如,从而突出重叶梅不怕雪虐风威的高尚品格。
三、四句写梅花报春。在早春开放的重叶梅,与寒霜冷月相知与晁无咎说的“一萼故应先腊破,百花浑未觉春来。”意思相近,在“百花浑未觉春来”的时候“先识春风面”,具有先百花而报春的先觉者的独特风神。南宋思想家、文学家陈亮说:“欲传春信息,不怕雪里埋。”宋代政治家,文学家向子湮(yīn)在《虞美人·梅花盛开,走笔戏呈韩叔夏司谏》中也说:“满城桃李不能春,独向雪花深处、露花身。”写的都是“雪里已知春信至”的品格,表现出重叶梅在百花开放之前的特性。
五六句写重叶梅受到主人喜爱和主人对重叶梅的情深意重,而且主人对重叶梅的喜爱从没动摇过。这两句词除了说明主人爱梅之外,也从侧面衬托出重叶梅之美与可贵。
最后两句词紧承上句“情意深”,是对主人爱梅之情做具体的描述,写主人把最好的重叶梅折下来,插在冰壶水中,供自己和友人玩赏。从主人再一次握重叶梅那一方面来说是花、人合一,可以说是“无花饿伯仲,得雪愈精神”。
重叶梅在百花开放之前开放,在寒风凛冽中独自绽放,表现出重叶梅的不惧风雪;主人对重叶梅的情深意重,从把最好的重叶梅折下来供友人欣赏,更加表现出主人对重叶梅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