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暝色蒹葭外，苍茫旅眺情”。蒹葭苍茫，语出《诗经·秦风·蒹葭》篇中的句子“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秦风·蒹葭》中对水中伊人的思慕和追寻成了后世诗人心中一个永恒的情节。因为“道阻且长”，伊人可望不可即，所以才成为永恒。这伊人并不专指情人，也可以是家人、朋友，有时还指皇帝，而更多的时候指的则是诗人心中的理想。只有理想才真正具备这种因可望不可即而成为人们永恒追求的特性。严羽对于江边丛生的蒹葭所造成的苍茫境界颇为敏感，蒹葭是他诗中的常客，在他的《临川逢郑遐之之云梦》中有这样的句子：“明发又为千里别，相思应尽一生期。洞庭波浪帆开晚，云梦蒹葭鸟去迟”。都是“旅情”，一思家乡亲人，一思旅中好友。然而无论思念的对象如何变化，思念的媒介却是一如既往，这就是“蒹葭”。而傍晚的“暝色”更为丛丛蒹葭增添了苍茫之感，也更加突出了诗人心中的茫然和疑问：“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黄鹤楼》），作者并非不知道自己的乡关何处，只是因避乱才来到江楚，有家而不能归比无家可归更痛苦。
“残雪和雁断，新月带潮生”。古人喜欢用残断的意象来传达心中的无奈和绝望，如“残月”“笛声残”“梦断”“肠断”等等。残雪本是天气转暖春将至的信息，应该是喜讯，可春节又是家人团聚的日子，而诗人却有家不能归，不仅不能归，就连传书的大雁都断绝了。诗人的希望和绝望尽在其中了。“新月带潮生”一句，化用张若虚的“海上明月共潮生”（《春江花月夜》）的痕迹很明显，但与“残雪和雁断”对仗得却极为工整，于此可见诗人的功力。明月与蒹葭一样，都是蕴含相思的意象，而用明月寄相思在古诗中更为常见和频繁。“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望月怀远》）“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如果能够乘月而归，那份喜悦也早已把月亮给淹没了。“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既然雁声已断，不能传书，所以只能许愿与月，托它打探故乡的消息了。
“天到水中尽，舟随树杪行”。舟中远眺，天在水中，水与天接，江天一色，彼此不分；小舟起起伏伏慢慢前行，树杪隐隐约约缓缓后退。天无尽，水亦无尽，而行舟又悠悠，真不知这样的行旅何日是尽头。
“离家今几宿，厌听棹歌声”。离家的日子，诗人是每天都在心头盘算的。天天盘算着，日子一长也就茫然了，“今几宿”的疑问，一则说明诗人离家之久，二则表明诗人心中盘算着回家的次数之频。桨声一如游子心中的离家悲歌，一声声、一阵阵，把心都敲碎了，更敲倦了。
“惆怅此时频极目，江南江北路迢迢”（严羽《和上官伟长芜城晚眺》）。虽然棹歌已听厌，但回家的路却“迢迢”；纵然厌听，但还是得遥遥无期地听下去。
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