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至情至性的纪事诗，表现出诗人纯朴的性格和好客的心情。作者自注：“喜崔明府相过”，可见诗题中的“客”，即指崔明府。其具体情况不详，杜甫母亲姓崔，有人认为，这位客人可能是他的母姓亲戚。“明府”，是唐人对县令的尊称。相“过”，即探望、相访。
首联先从户外的景色着笔，点明客人来访的时间、地点和来访前夕作者的心境。“舍南舍北皆春水”，把绿水缭绕、春意荡漾的环境表现得十分秀丽可爱。这就是临江近水的成都草堂。“皆”字暗示出春江水势涨溢的情景，给人以江波浩渺、茫茫一片之感。群鸥，在古人笔下常常作水边隐士的伴侣，它们“日日”到来，点出环境清幽僻静，为作者的生活增添了隐逸的色彩。“但见”，含弦外之音：群鸥固然可爱，而不见其他的来访者，不是也过于单调么！作者就这样寓情于景，表现了他在闲逸的江村中的寂寞心情。这就为贯串全诗的喜客心情，巧妙地作了铺垫。
颔联把笔触转向庭院，引出“客至”。作者采用与客谈话的口吻，增强了宾主接谈的生活实感。上句说，长满花草的庭院小路，还没有因为迎客打扫过。下句说，一向紧闭的家门，今天才第一次为你崔明府打开。寂寞之中，佳客临门，一向闲适恬淡的主人不由得喜出望外。这两句，前后映衬，情韵深厚。前句不仅说客不常来，还有主人不轻易延客意，今日“君”来，益见两人交情之深厚，使后面的酣畅欢快有了着落。后句的“今始为”又使前句之意显得更为超脱，补足了首联两句。
颈联实写待客。作者舍弃了其他情节，专拈出最能显示宾主情份的生活场景，重笔浓墨，着意描画。“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仿佛看到作者迎客就餐、频频劝饮的情景，听到作者抱歉酒菜欠丰盛的话语：远离街市买东西真不方便，菜肴很简单，买不起高贵的酒，只好用家酿的陈酒，请随便进用吧！家常话语听来十分亲切，很容易从中感受到主人竭诚尽意的盛情和力不从心的歉仄，也可以体会到主客之间真诚相待的深厚情谊。字里行间充满了款曲相通的融洽气氛。
“客至”之情到此似已写足，如果再从正面描写欢悦的场面，显然露而无味，然而诗人却巧妙地以“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作结，把席间的气氛推向更热烈的高潮。诗人高声呼喊着，请邻翁共饮作陪。这一细节描写，细腻逼真。可以想见，两位挚友真是越喝酒意越浓，越喝兴致越高，兴奋、欢快，气氛相当热烈。就写法而言，结尾两句真可谓峰回路转，别开境界。
刘克庄说此诗是戏效元白体。杜甫自不可能飞跃时空去戏效他后代的元白体，这是从风格角度反讲的。简而言之，元白体就是指浅切平易的诗歌风格。综观全诗，语势流畅，除“盘飧”“兼味”“樽酒”之外，其余语句都没有太大的障碍，尤其是尾联虚字“肯与”和俗语“呼取”的运用，足当“戏效元白体”之评。另外，诗用第一人称，表达质朴流畅，自然亲切，与内容非常协调，形成一种欢快淡雅的情调，与杜甫其他律诗字斟句酌的风格确实不大一样。
杜甫《宾至》《有客》《过客相寻》等诗中，都写到待客吃饭，但表情达意各不相同。在《宾至》中，作者对来客敬而远之，写到吃饭，只用“百年粗粝腐儒餐”一笔带过；在《有客》和《过客相寻》中说，“自锄稀菜甲，小摘为情亲”、“挂壁移筐果，呼儿问煮鱼”，表现出待客亲切、礼貌，但又不够隆重、热烈，都只用一两句诗交代，而且没有提到饮酒。反转来再看《客至》中的待客描写，却不惜以半首诗的篇幅，具体展现了酒菜款待的场面，还出人料想地突出了邀邻助兴的细节，写得那样情彩细腻，语态传神，表现了诚挚、真率的友情。这首诗，把门前景，家常话，身边情，编织成富有情趣的生活场景，显示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
太子晋时年15岁，慧有口辩。师旷反复问难以试其才，太子晋对答如流，使师旷深为佩服。师旷主要活动在晋障公（前572—前558)、晋平公（前557—前532)时代，略早于孔子。关于本篇，清人谢墉《卢文弨校定逸周书序》云：“若《太子晋》一篇，尤为荒诞，体格亦卑弱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清人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则说：“窃疑此篇即师旷所自作，故通篇韵语，妙绝古今，诚一种佳文也。”两人的评价完全相反，去若天壤。仔细分析，谢氏所谓的“体格卑弱不振”，显然是有着先入为主的成见；而唐氏以之为师旷自作因而说“妙绝古今”，也是刻蔚台高的过誉之论。本篇非必师旷所作，而可能是战国时期瞍、矇一类人收集、改编有关师旷的传说而成。类似的材料在刘向编撰整理的《新序》与《说苑》中也有一些，如《说苑，建本》所载《炳烛》，《说苑，正谏》所载《五指之隐》，以及《新序-杂事一》所载《天下有五墨墨》等。从结构与语言特征来说，这些都与后来的俗赋极为相似，当是先秦两汉典籍中保留下来的先秦古赋。
作品开头一节叙述师旷聘周的原因，类似于后世赋中的序或话本中的“入话”。叔誉是舂秋中期晋国的大夫，他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随机应变的口才，可是他出使周朝却连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小孩子都对付不了，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手法。
故事的主体部分围绕师旷的“五称”与太子晋的“五应之”展开，这是先秦时一种类似于五打三胜制的问答比赛，“五称”指提了五个问题。对于师旷的“五称”，太子晋都答得非常完满，解除了晋国的疑虑，使师旷不断“告善”“罄然”乃至跺起脚来：师旷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师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足跔，是以数也。’
其恢谐颇富有民间文学天真、浅显与滑稽的风格。之后，太子晋也向师旷提了五个问题，但其随机的设问，却使得师旷拙于应对，几乎辞穷，太子晋也由被动而主动，表现出了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儒雅风度。不过，作品的末尾，年轻的小王子问起了自己的年寿，却被告知“不寿”，他对此也已自知：“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末尾“未及三年，告死者至”的结果令全文在令人怅然若失的哀婉气氛中结束，也弥漫着神异的色彩（参伏俊琏《俗赋研究》）。全篇充满了智慧、机趣与灵异，也富有小说的气息。
文章主体以主客问答形式写成，人物对话之外，描写情节发展的文字很少，只有“师旷曰””太子应之曰”一类简单的提示语。对话部分韵散间出，以四言歆语为主，并多排偶句式，辩词语言通俗，且押韵自然，这些者卩说明了它的口诵性质。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对话并不推动故事肩节的进展，而为的是表现人物的才智。问的一方尽量想难倒对方，而答方却应变自如，并且巧妙地让问对双方位置互换，开始新一轮的问难。所以，本篇就体制而言，显然受到民间论辩伎艺的启示，把它当作论辩类讲诵文学是名符其实的。而《太子晋》被周史载入史籍，证明它可能流传于贵族社会之中。有学者认为此篇是“文赋的同一类型”（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另有学者则更明确说“它其实是一篇窜入《逸周书》的战国古赋”，是“战国时的民间赋”（《逸周书的一篇战国古赋》）。
这里还要提到师旷的特殊身份。他是一位盲人，故篇中自称“瞑臣”（《说苑，建本》篇自称“盲臣”）。《庄子音义》引《史记》云：“师旷，冀州南和人，生而无目。”可知他就是《国语，周语》所记载的“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中瞽、瞍、矇之类，因而对历史典故非常熟悉。这就关系到先秦时期瞍、矇对于赋体文学的作用。所以又有学者说：“瞍矇的讽诵活动对赋的形成，尤其是文赋与俗赋的形成，起了推动的作用”（赵逵夫《读赋献拜》）。这是值得重视的。
此外，本篇写师旷与太子晋相互吟诗而且引诗，这种情况既符合“赋诗言志”的习惯，富有时秦代散特文征艺，也类似于《穆天子传》中周穆王与西王母作诗以抒情言志的情节。正因为如此，现代学者或将其看作古小说，如鲁迅谓此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吕思迪则谓“颇类小说家言”（《经子解题》）；胡念贻径以此篇为小说（《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这既表明了文学早期文体未分时多种文体的相互滲透及其共生状态，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这篇古赋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
这首词写失恋的悲愁，充满作者心灵深处的凄厉哀鸣。朱淑真在少女时期曾有过一段自由婚恋的幸福，可是后来由父母主婚，强嫁一俗吏，志趣难合，遂愤然离去。这棒打鸳鸯散的忧伤，这琼枝错插、忍遭摧损的隐痛，萦盘郁结于心，使她在恨、愁、悲、病、酒五字生涯中凄然以终，她的《断肠诗》、《断肠词》真实地铭刻着她心灵上的伤痕。这首《江城子》算是最典型的代表作。虽然题作《赏春》，但只不过说明愁恨是因其所触发而已。时当春日，词人独对孤樽，或许欲以解闷而已。不想这“斜风细雨”、这料峭“春寒”，却勾起了她对许多“前欢”往事的回顾。这“前欢”，应当是少女时期与恋人聚会的欢乐，是花前月下的欢歌，还是兰闺之中的私语，词人没有说，留给读者去想象了。她只记下了欢会后的寂寞凄凉和送伊远行的惨别情景。“曾把梨花，寂寞泪阑干。”情人离去寂寞无欢，只有手把梨花，泪水横流而已。这里化用白居易《长恨歌》中“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二句诗意，用这种啼泪愁容的形象描写烘托了悲哀之情。聚会之后的暂别尚难为怀，又要送君远行，情何以堪。“芳草断烟南浦路，和别泪、看青山。”写送别，自屈原《河伯》之“送美人兮南浦”及江淹《别赋》之“送君南浦，伤如之何”以后，“南浦”一词便成为情人别离地点的代称了。这里再配以“芳草断烟”的凄迷之景，以衬茫茫悲情，充满浓郁的感伤色彩。因为不忍眼睁睁看着恋人远离，于是含泪无语、呆看青山而已。这当中该包含着很多难言的苦痛。
回忆了从前的欢会与离别，过片又转入对昨夜梦会的追思。“昨宵结得梦夤缘，水云间，悄无言。”梦魂之中，水云之间，与伊人喜结丝萝（夤缘，当据《广韵》释为连也），绸缪纤绻，悄然无语。梦中欢情，正如水云渺渺，倏忽即逝，一觉醒来，“愁恨又依然”如故。回思梦中幽欢，面对眼前寒衾，展转反侧，倍觉凄凉，懊恼、嗟呀、哀叹，全然无济于事，于是从那饱受创伤的心灵深处发出了绝望的哀鸣：“天易见，见伊难！”词在绝然痛语中戛然作结，尤如凄厉的旋律达到高潮时而弦绝声止，虽然曲终韵歇，但那哀痛的余音却经久不息地震荡在人们的灵府空间。
这首词从春景凄寒起笔，转入“忆前欢”时却反接以闺中的寂寞和送别的感伤；过片以后折入梦境的回顾和思索，最后回到现实，以痛绝之语作结，由此显出沉郁顿挫的风致，与温婉蕴藉的《谒金门》相比，显然又另是一种格调了。
《南风歌》相传为舜帝所作。《礼记·乐记》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古今乐录》曰：“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史记·乐书》曰：“舜歌《南风》而天下治，《南风》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明初，晋王朱（木冈）展扩太原城，新增修大南门，取《南风歌》之意，原南门命名为承恩门，即辛亥革命后的首义门，新南门命名为迎泽门。
此诗前两句始见战国尸佼的《尸子·绰子篇》，全诗始出三国魏王肃收集编撰的《孔子家语·辩乐解》。《孔子家语》是王肃伪托之作，今人因而怀疑《南风歌》也是后人伪作。舜为传说人物，其“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很可能是小说家笔法。不过据考证，《南风歌》自战国后已广为人知。今人逯钦立指出:“《史记》已言歌《南风》之诗。冯衍《显志赋》又云咏《南风》之高声。步骘《上疏》亦言弹五弦之琴，咏《南风》之诗。俱证《尸子》以后，此诗传行已久。谓为王肃伪作，非是。”（《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王力则从音韵学的角度指出：此诗“以‘时’‘财’为韵，这种古韵也决不是汉以后的人所能伪造的”（《汉语诗律学》）。当然，这首句式整齐、诗语明朗、抒情优美的《南风歌》，也不可能是舜帝时代的原作，而是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经过了后人的加工和润色的。
全诗四句，但情思复杂。它借舜帝口吻抒发了先民对“南风”既赞美又祈盼的双重感情。因为，清凉而适时的南风，对万民百姓的生活是那样重要，那样不可缺少。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这是就苦夏的日常生活而言。赤日炎炎，暑气如蒸，百姓怎能无怨？而南风一起，天气转凉，万民必有喜色。所谓薰风兼细雨，喜至怨忧除。白居易《首夏南池独酌》“熏风自南至，吹我池上林”，就是表达了这种情怀。“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清凉的南风可以解民之愠，适时的南风则可以阜民之财，由日常生活转而到收成财物，诗意更进一层。《礼记·乐记》曰:“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可见，“南风”的“阜民之财”比之“解民之愠”更为重要，也更为令人祈盼。因此，前人大都从这方面来阐释诗旨。司马迁说:“《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史记·乐书》）王肃也说:“《南风》，育养民之诗也。”概言之，《南风》之歌，即赞颂“南风”煦育万物、播福万民的恩泽之歌。
善读诗者，当悟诗外之旨。其实，先民们对“南风”的赞颂和祈盼，也正反映了他们在自然力面前的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热烈虔诚的赞颂里，潜藏着忧郁无奈的心情。不过，由于对“南风”的赞颂和祈盼，是通过拟想中的舜帝口吻表达的。因此，经后世儒家诗评家的阐释，“南风”逐渐具有比兴之意，并成为帝王体恤百姓的象征意象；历代诗人也常以“南风”来称颂帝王对百姓的体恤之情和煦育之功。在古代诗歌语词中，“南风”是最具美颂色彩的意象之一。
在艺术形式上，诗句错落，诗节对称；押韵讲究，重章复唱；辞达而意显，声曼而情婉，这是《南风歌》的主要特点。这种类似楚辞格调的艺术特色，同它在流传过程中得到加工润色的“第二重创作”，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