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目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目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时空往往不是一种理念的逻辑的时空，而是一种情感化的时空，作者在心与物，情与景的交往过程中，因景生情后，大多还有一个为情置景，为情造境的过程，作者笔下景物多为经过变形、适于隐附情感的景物，其空间结构也大多带有模式化、象征化倾向。如狭小闺房，四隅庭院，多用以写心曲之封闭，内心之抑郁；而登高所见，平芜苍茫，则是一种迷惘而阔大的情感象征。若要抒发豪迈超逸，想落天外之意，一般则要借大海长川作背景，仙界梦境作导引。这首词也是采用了这种为情造境、借水生波之法，题目是太湖纵眺，其实写太湖冥想。笔下境界实中有虚，以虚为主。
“眼中何所有？三万顷，大湖宽。”太湖横跨江浙两省，号称三万六千顷，湖中有岛屿数十，为东南一大名胜。起句一问一答，写太湖之浩浩荡荡，语带惊叹。在描写手法上，略去藻绘，不用工笔，只推出“三万顷”之茫茫湖面， 任读者想象湖水苍茫，一片空洞之景。“纵蛟虎纵横，龙鱼出没，也把纶竿”。山深则有虎豹，大泽必生龙蛇，浩瀚太湖，幽壑潜蛟，但任它洪波浩荡，鬼怪出没，我自把定纶竿，垂钓海鳌。当然，此钓非为鲈鱼来，只为陶写性情耳。这几句写景由静而动，又以万顷太湖龙鱼出没为背景，推出一位钓者形象，大有坐钓洪流，虹吸太阳之气概。“龙威丈人何在，约空中同凭玉阑干”。龙威丈人为古代仙人，相传吴王阖闾游禹山，遇龙威丈人，入洞庭湖取《禹书》一卷付之。无边太湖，包孕吴越，登高纵目，八面来风，披襟而当之，浩浩乎如凭虚而御空，飘飘乎如羽化而登仙。恍惚中只觉得有仙人相招，同上玉京。神游归来，“薄醉正愁消渴，洞庭山桔都酸”。登高豪饮，酒后虽意兴飞扬，但酒醒之时，不免唇焦口燥，这时恰好有洞庭山桔留酸软齿，析酲解酒，喉舌生津，口吻之间快意累累，又得一小神仙境界。人生贵在适意，成仙者，亦不过快意于当前也，冬日负曝，夏卧北窗，皆仙家境界也。
词的上片风格豪爽，下片则一转，境界奇险而近于荒诞。“更残，黑雾杳漫漫，激电闪流丸”。夜已深，更已残，词人仍独立在太湖边，但此时太湖景色并非浩月千里浮光跃金，上下天光一碧万顷，而是黑雾弥漫，闪电激发，金蛇狂舞。这种奇险壮观的场景充满了一种宏大的气势，显示了一种崇高美的力量。康德列举崇高的实例时写道：“天边层层堆叠着的乌云里面挟着闪电和雷鸣，……飓风带着它摧毁了的荒墟，无边无界的海洋，怒涛狂啸着，一个洪流的高瀑。”（《判断力批判》）作者置身在这么一种雄奇险恶的自然面前，感受到了宇宙的另一种实相，再次进入了一种“非想非非想”的境界。“有上界神仙，乘风来往，问我平安”。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笔下的形体巨大奇险莫测的自然客体形象并不是一种与主体分享的庞然可怖的对立物，而是诗人心灵追求的赋形，在这充满奇情险境的太湖面前，诗人表现的不是恐惧与卑伏，而是感受到了一种自由旷放的解放，词人在幻觉中见到上界仙人，乘风御气，泠然而行，是多么地自在自得。而且云中诸君并不是金刚怒目式的可怕形象，而是飘飘而下，亲切慰问，富有浓郁的人情味。在这种幻景的背后，表现了诗人渴求轻举逸飞，与雄奇大自然合为一体的超迈意识。“思量要栽黄竹，只平铺海水几时干？”“黄竹”代指仙家福地，语出《穆天子传》。因歆慕仙家之自在生活，词人突发奇想，思量要遍栽黄竹，即刻造成一片人间仙境。但三万六千顷茫茫湖面，平铺到天边，没有一口能吸尽西江水的本领。又怎能片刻之间化沧海湖泊为桑田竹地呢？人生总是“有待”啊，但能得片刻逍遥也就是人生乐事了。至此，兴尽而归：“归路欲寻铁瓮，望中陡落银盘。”铁瓮指镇江子城，相传三国吴大帝孙权建此城时，内外皆甃以甓，坚固如金，故曰铁瓮城。词人夜半归去，只见乌云消尽，一盘银轮似的明月悄悄落到了水底，又是一个光风霁月，静影沉璧的美妙太湖，犹如诗人经历了感情上的巨大起伏后，又回归到一种平静之中。
这首词驰骋想象，杂糅仙境，形象迭出，频繁转换，充满了神奇恍惚，光怪陆离的趣现实描写，造成了一种剧烈的令人惊叹的审美效果。作者所描写的仙境以虚为主，为了抒发豪迈超逸的情致而改造了实有景象，塑造了一个神秘险怪的太湖形象。
此诗以无价宝比有心郎，阐述了女子对爱情的重视和追求；以易求反衬难得，诉说了爱情追求的艰难与痛苦。诗人以自己切身的生活经验得出痛苦的结论，喊出被侮辱被损害妇女的苦闷心声，这是对封建社会中妇女普遍遭受婚姻不幸的高度概括。全诗格调哀婉，含蕴深刻。
韦毅《才调集》将这首诗直标为《寄李亿员外》。从诗意可以看出，此诗是在咸宜观当道士时写的，可以把这首诗看成是鱼玄机对李亿绝望后表示心迹的诗。
古代女人毫无地位，常被男人随意冷落抛弃，所以古代女人多有对男人之无情的不满和哀叹。男子可以妻妾成群，女子却只能从一而终，不能自由恋爱。腐朽的制度，造成许多男子在爱情上喜新厌旧，情意不专，因而女子要想寻得一个有情有义的丈夫，比寻求一件无价之宝还难。
此诗是至情之语，不仅表现了她对李亿之无情的怨恨，也写出了古代被遗弃女子的怨愤，高度概括了封建社会中妇女普遍不幸的遭遇，喊出了被侮辱被损害妇女痛苦的心声。
鱼玄机才十四岁便嫁给李亿为妾，原先甚得李的宠爱，后李因其妻之谗言，而将玄机冷落。她从自己的切身经历出发，总结出了当时女子的爱情，哀婉的韵律，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诗是志的凝结，只有身处无可奈何之境，怀有万不得已之情，如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时，才能写出好诗。徐灿身遭国变，家事复有难言之隐，而己身又在病中，以其善感之心，如何能堪！因而写下这首优秀的《永遇乐》。
清晨，小雨未停，气温变冷，帐中的主人公抱着衰病之身，更加感受到节候的无常。她是一夜未睡，还是临明惊醒，词中并未明说，只用“病怀如许”一句轻轻带过，随即详为叙写其情。主人公整整一天都感觉到愁病之深，直到黄昏，未得纾解，那华美的博山炉，香气袅袅，也只是徒增愁怀而已。恹恹，欧阳修《定风波》有“年年三月病恹恹”语；悄悄，则出自《诗·庸风·柏舟》：“忧心悄悄。”但是，令词人忧心的是什么呢？又打断不说，转为写景。杨花轻浮无根，所以为薄幸；燕子不忘旧巢，所以为多情。二者本非同类，不仅自然属性不同，人类所赋予它们的品质也不同，但现在却一齐来到了词人的窗前，细语低诉。看似矛盾，联系作者的身世，正见出其万感横集，五中无主的状态，确是“剪不断，理还乱”,于是仍集中笔力写伤春。红雨，喻落花。刘禹锡《百舌吟》：“花枝满空迷处所，摇动繁英坠红雨。”李贺《将进酒》：“桃花乱落如红雨。”但“几番”二字，却具见词人观察之细，感怀之深。一夜风雨，摧折花落，原在意想中，不过，词人却在一样狼藉的落花中，发现凋零的时间还有长短的不同，因而更加感到夜间风雨之威，不管枝头花朵多么具有生命力，仍然是不堪摧残。所以有“无端”之感，所以要“怨”.
过片由景到情，抒发主人公心中的感受。起首三句，刻画了深闺中盼归的女子形象。“嫩草”句出自淮南小山《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招隐之说，向有二解。或曰招致山谷潜伏之士，或曰含有离开朝廷，避祸远引之意。今取后者。徐灿的丈夫陈之遴原为明朝显宦，人清再仕，有亏品节。徐灿虽然心中不满，格于身份，无以表之，所以在用典时，赋予微言大义。可是，夜长梦短，连梦中都无法充分表达此中幽情，只有像屈原一样，“制菱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离骚》）这也就是“冷香浸佩”的意思。在这样的感情形态中，自然逗出“别有伤心处”一句。接下来三句，有两层意思。天气阴晴寒暖不定，就病中的主人公来说，当然是难以将息；但反清复明之大业渺茫难知，努力总是伴随着失望，不也使人感到愁之无极吗？于是末三句就专门写愁。渊源所自，见于赵德庄《鹊桥仙》“春愁元自逐春来，却不肯随春归去”以及辛弃疾《祝映台近·晚春》“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但翻进一层，又有发展。赵、辛仅说到春天带来春愁，因而希望春归之时，再把原样的愁带走。徐灿却认为，愁并不是静态的。它随着春天的到来而到来，也随着春天的发展而增长。它增长到这种程度，甚至连春天也不肯放走，意即主人公的心里将永远为春天而感伤，永远有排遣不尽的春愁。这一写法，在前人的基础上，又翻出了新意。
读徐灿此词，难免让我们想起宋代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的确，徐词化用李词之处甚多。如“怨东风”数句，出自李《如梦令》：“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永昼恹恹”数句，出自李《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半暖微寒”数句，出自李《声声慢》：“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词中的叠字，也和李清照的《声声慢》颇有渊源。宋代以后的女词人，在创作时，心目中往往有李清照在，这首词也可以提供一个例证。但徐灿和李清照虽然时代和身世有相同之处，但徐由于丈夫的仕清，显然有更多的难言之隐。像“嫩草王孙归路”这样的感受，李清照的词中就不曾出现过。因此，这两位不同时代的杰出女词人在对各自生活的感情体味上，仍然有不少非常个性化的东西，不独艺术上各出机杼而已。
这首诗是作者在汴京观看元宵佳节的盛况时所作。诗人通过对中山孺子、郑女燕姬精彩演出场景的描述，为读者展现一幅元宵节月光下许多台杂剧争妍斗丽的画面，反映了汴京元夕戏剧演唱的热闹景况。
“中山孺子倚新妆，郑女燕姬独擅场。”先从来自各地的伶人粉墨登场写起。先写北方的男性青年——“中山孺子”，这些挑选出来参加歌唱的男青年本来就已经标致，再穿上入时的新装，打扮起来，变得更加帅气。再写北方女子——“郑女燕姬”，这些参加演唱的女子当然也是挑选出来的美女，她们胜过众人，压倒全场。中山少男、郑燕少女都善演戏曲，说明当时杂剧传布的盛况。
开始这两句虽然旨在点明演唱的人员，但又并非是纯乎客观的介绍，诗中“倚新妆”、“独擅场”应是互文见义，“倚新妆”的“倚”字，“独擅场”的“独”字，都暗含着一种互相比赛，争妍斗艳之意，男女的情态得到了生动的表现，那种热烈、欢乐而又兴奋的场面，也凸现出来。这时虽然还没有写到他们的歌唱，但人们可以想见，这些英俊的男子、漂亮的女子的歌声，应该十分美妙。而少年男女争扮周宪王剧中人物，也使读者对当时剧界的风气颇有所领会。从侧面反映了汴京作为古时都会，在历受金元劫难之后，经明初的休养生息而恢复生机，重现繁华，其民俗风情，也通过这两句表露出来。
“齐唱宪王春乐府”作为全诗的中心，终于写到了歌唱，主要表现男女声齐唱时的情形。不过诗句中也并没有写到歌声如何，只点明歌唱的形式是“齐唱”，歌唱的内容是“宪王”的“春乐府”。
据《明史·诸王传》，宪王即朱有墩，世称周宪王。他能诗善画，谙晓音律，是明初影响较大的散曲、杂剧作家，剧作达三十一种，总名《诚斋乐府》，这里演唱的是他的乐府中的一种。地位这样显赫、成就又很高的人物的乐府，自然是十分美妙的了。用男女声“齐唱”的形式来演唱，不仅声音宏大，而且刚柔相济，雄浑中有清脆。“齐唱”二字，刻意渲染出元宵欢庆，万民同乐的情景，给人的感觉是舞台上伶人的演唱与舞台下观众的和唱一起进行，场面肯定是热闹之极。这里仍然只是暗示，没有正面去写歌声，但却使人有如闻其声的感觉。
“金梁桥外月如霜”不仅没有写到歌声，反而宕开笔端，写起了戏曲表演场地旁金梁桥外的夜景和天上的月色。“金梁桥”在汴京，从桥上望过去，那一轮明月正遥挂天际，洒下如霜的清光，给整个汴京城披上了一层薄薄的轻纱，全城变得朦胧、幽邃，更加显示出动人的韵致。“月如霜”之清冷幽静，与前面所描绘的欢庆热闹情景似乎不相吻合，然而这一句实际上却是诗人的神来之笔，以淡墨衬浓彩，余韵宛转，余味曲包，深得唐人竹枝词之妙。此时，那男女齐唱“春乐府”的歌声，不仅响彻全城，而且在月光中也更加清亮，仿佛从地上直飘向月宫。
这一句，作者是以景衬声，在诉诸视觉的月色中，暗暗包含了诉诸听觉的歌声，这样一衬，歌声似乎显得“形象化”了，好像看得见，摸得着，更给人以清晰、深刻的印象。作者巧妙的安排，使得诗歌最后更加耐人含咀，神味隽永，情韵不匮。
《汴京元夕》寥寥四句，再现了汴京元宵之夜演出戏曲时演员擅场，众人齐唱的欢乐场面。流畅自然，清丽可喜，颇有唐竹枝民歌风味，为其集中七绝之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