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万家墨面没蒿莱”,用悲愤感人的笔触,描写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国民党的统治和日本的侵略,使无数城乡化为废墟,千家万户流离失所。“万家”言受害者之多,“墨面”状悲苦的形象;“蒿莱”形容破败荒凉的社会环境。一个“没”字,融形象与环境为一体,活画出广大人民饥寒交迫,蓬头垢面,辗转荒野,出没蔓草之中的悲惨生活画面。诗人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渗透于字里行间。
“敢有歌吟动地哀”,深入一层写人民精神上的哀痛和怨愤。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吟之声发。”人民受深重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必然要唱出震天动地的哀歌。但在那样的年代,却因横遭当局压抑而钳口结舌,哑了声音。一个“敢”字领出全句,又以反诘的语气抑住下文,把人民这种欲吐不能,只有把仇恨积压在心底的愤激感情,表达得十分含蓄,深沉,有力。这悲愤的诗句,燃烧着被压迫人民对反动派的深仇大恨。
前两句诗,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勾画出一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灾难深重而又默默无言的旧中国的悲凉图景,揭示了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者的尖锐矛盾,为全诗高潮的涌起作了铺垫。
诗的第三句“心事浩茫连广宇”,笔锋一转,从状写社会现实转入直抒胸怀。诗人“心事”万千,思连“广宇”,充分显示他和人民心心相印,同革命息息相通的博大胸襟;也包含着他对时局发展和革命形势的探索,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殷切期待。
结句“于无声处听惊雷”,激情奔涌,雄健有力。诗人对时局发展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响亮回答。“无声”与“惊雷”,辩证地写出局势的对立统一。“无声”是表面的沉默,它准确地概括了局势的一个方面——压迫越来越深,黑暗越来越浓,但郁结着人民仇恨的沉默,如同地下奔突的地火,终究要爆发出来。“惊雷”象征人民革命的风暴,抗击日本侵略的怒吼,它形象地揭示了局势的另一方面——“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
唐代边塞诗以表现征戍生活的艰险和将士思乡的哀怨为多。即使一些著名的豪唱,也不免夹杂危苦之词或悲凉的情绪。但读到李益这篇塞上之作,感觉便很不同,一下子就会被那天地空阔、人欢马叫的壮丽图景吸引住。它在表现将士生活的满怀豪情和反映西北风光的壮丽动人方面,是比较突出的。
诗句中的“蕃州”乃泛指西北边地(唐时另有蕃州,治所在今广西宜山县西,与黄河不属),“蕃州部落”则指驻守在黄河河套(“黄河曲”)一带的边防部队。军中将士过着“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的生活,十分艰苦,但又被磨炼得十分坚强骁勇。首句只夸他们“能结束”,即善于戎装打扮。作者通过对将士们英姿飒爽的外形描写,示意读者其善战已不言而喻,所以下句写“驰猎”,不复言“能”而读者自可神会了。
军中驰猎,不比王公们佚游田乐,乃是一种常规的军事训练。健儿们乐此不疲,早晚都在操练,作好随时迎敌的准备。正是“为报如今都护雄,匈奴且莫下云中”(同组诗其四)。“朝暮驰猎黄河曲”的行动,表现出健儿们慷慨激昂、为国献身的精神和决胜信念,句中饱含作者对他们的赞美。这两句着重刻画人物和人物的精神风貌,后两句则展现人物活动的辽阔背景。西北高原的景色是这样壮丽:天高云淡,大雁群飞,歌声飘荡在广袤的原野上,马群在绿草地撒欢奔跑,是一片生气蓬勃的气象。
征人们唱的“燕歌”,有人说就是《燕歌行》的曲调。目送远去的飞雁,歌声里诚然有北国战士对家乡的深切怀念。然而,飞鸿望断而“燕歌未断”,这开怀放歌中,也未尝不包含歌唱者对边地的热爱和自豪情怀。如果说这一点在三句中表现尚不明显,那么读末句就毫无疑义了。
“牧马群嘶边草绿”。在赞美西北边地景色的诗句中,它几乎可与“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奇句媲美。“风吹草低”句是写高原秋色,所以更见苍凉;而“牧马群嘶”句是写高原之春,所以有油然生意。“绿”字下得绝佳。
因三、四对结,上曰“塞鸿飞”,下对以“边草绿”,可见“绿”字是动词化了。它不尽然是一片绿油油的草色,而且写出了“离离原上草”由枯转荣的变化,暗示春天不知不觉又回到草原上。这与后来脍炙人口的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都以用“绿”字见胜。在江南,春回大地,是啼鸟唤来的。而塞北的春天,则由马群的欢嘶来迎接。“边草绿”与“牧马群嘶”连文,意味尤长;似乎由于马嘶,边草才绿得更为可爱。诗所表现的壮美豪情是十分可贵的。
公元1136年(宋高宗绍兴六年)旧历二月,陈与义寓居苕溪畔的青镇,怀念对岸的两位朋友天经和智老,因而写下这首诗。
作品的开篇写时间变化,一夜之间,春水已涨,尽向东流,顿生怀友、访友之意。但笔意至此,先出一折,从自己写起。安于贫贱,甘于淡泊,在吟诗作赋的生涯中,看到杏花春雨又送来一个春天,心中充满了顺适之感。自己如此,友人也是一样。所以下面写到禅伯之多病,儒先之固穷。实则写己即写友,写友即写己,二者交相为用,互为生发,以见出心灵的相契,见出溪涨思友的心理依据。有了前面的铺垫,末二句就顺理成章地踏上了访友的路途。至于见到友人后的情形,却全都忽略了,留给读者自己去想像。但作者另有一诗题为《与智老天经夜坐》:“残年不复徙他邦,长与两禅同夜釭。坐到更深都寂寂,雪花无数落天窗。”其中对雨夜谈禅的描写,正可与此诗互相补充。
“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是陈与义的名句,曾经得到宋高宗的激赏。这一联写诗人观赏杏花,以诗自娱,以自然清新的笔触表现了诗人的平淡闲适之情,却并未道出诗人是喜是悲,是苦是乐,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就对仗来说,此联除了“里”、“中”外,其余都不算工对,但也正因为如此,反映了作者在古典诗歌的对仗艺术上所作的探索,因而曾被魏庆之的《诗人玉屑》列为“宋朝警句”。方回在《瀛奎律髓》卷二十六中对此作了分析:“以客子对杏花,以雨声对诗卷,一我一物,一景一情,变化至此。乃老杜‘即今蓬鬓改,但愧菊花开’,贾岛‘身事岂能遂,兰花又已开’,翻窠换臼,至简斋而益奇也。”对仗要求和谐工稳,是六朝以来的总体趋势;但至唐代发展到极致以后,一些有创造性的诗人如杜甫、韩愈等又致力于打破已成模式化的对仗方式,力图求新求变,突破这种工稳,以求得在不平衡中的平衡。到了宋人手里,就更是有意识地忽略字面上的工稳,而着重于两句之间的内在联系。陈与义的这一联,上句写客中吟咏送日的宁静、淡泊,下联写一个清丽的境界,从而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至于两句之间在字面上是否的对,倒没有特别注意。从这个角度看,这联诗也反映了宋人对唐诗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