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抒写报国之情和忧国之念的作品。诗的前六句追怀旧事,寄慨遥深;后两句既有送行之意,也有对金兵的突然退却难以置信,又欣喜若狂。
“初报边烽照石头,旋闻胡马集瓜州。”二句以简洁的笔墨概括了金兵南犯的经过,同时也交待了诗的写作背景。诗人最初听说金兵已迫近南京城,来势凶猛;不久又得闻金兵集结在瓜州渡,气焰益炽。
处此危难之际,诗人多想挺身而出,联合抗金志士,挽狂澜于既倒,为国除危,为民解难。可是,只求苟安、不思恢复的南宋朝廷早已把他看成心存不轨的异己分子,不能容许他执掌重兵、慷慨赴敌。意识到这一点,诗人内心充满愤慨:“诸公谁听刍荛策?吾辈空怀畎亩忧。”诗人曾多次向朝廷提出抗敌复国的军事策略和政治措施,然而满朝公卿,尽皆畏敌如虎,嫉贤如仇,没人肯听取他的意见。诗人的上书,要么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要么如虎须捋毛,招致处罚。作为备受歧视的在野人士,他只有徒然地为时局担忧。这两句前后照应,因果分明,对比强烈:一边是诸公堵塞贤路,不恤国计;另一边则是诗人系念时局,忧心如焚。孰是孰非,孰善孰恶,一目了然。
“急雪打窗心共碎,危楼望远涕俱流。”二句借景抒情,益见其愤慨之烈、痛苦之深。“危楼”,即高楼。当时,诗人身受羁绊,无计可施,拳拳报国之心竟与打到窗上的急雪一样碎成粉末;登上高楼,远望狼烟四起,诗人更不禁涕泪交流。这一切,虽已成为旧日之事,却深深地镌刻在诗人的记忆之中。“七兄”即将奔赴的扬州正是当时的兵燹之地。
在送别的时刻,诗人首先想到那惨痛的景象并形诸诗笔,是极为自然的事情后两句折回题意,渲染送别之情。 “岂知”,点明形势的变化出乎诗人的意料之外——当初,他何曾料及金兵会发生内讧,使一场更大的战祸得以弭息。“乱絮飞花”,则暗示随着金兵的撤离,淮水以南地区又恢复了和平景象。诗人笔下的花絮,不仅充满生机和活力,而且具有人的意识、人的情感,欣然担负起送客的使命。它们追随在七兄乘坐的小舟前后蹁跹起舞,既表欢送之情,亦致挽留之意。此情此意,不能不使七兄深受感动。其实,多情的与其说是乱絮飞花,莫如说是诗人自己。诗人自己眷眷然不忍与七兄分别,却不从正面说破,而将自己的感情赋予乱絮和飞花,于是,乱絮飞花便变得如此深情缱绻。这幅生意盎然的“送客图”,实际上只是诗人的主观意识外化后产生的某种幻象。如果说诗的五、六两句是触景生情的话,那么,这两句则是移情于景了。而无论触景生情,还是移情于景,究其效用,都有助于创造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增强诗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从艺术上看,这首诗不仅属对精切,造语工巧,而且情寓景中,意余言外。
《和郭主簿》第二首主要写秋色。写秋色而能独辟溪径,一反前人肃杀凄凉的悲秋传统,却赞赏它的清澈秀雅、灿烂奇绝,乃是此诗具有开创性的一大特征。古诗赋中,写秋景肃杀悲凉,以宋玉《九辩》首肇其端:“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往后秋景与悲愁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汉武帝的《秋风辞》、汉代《古歌》(秋风萧萧愁杀人)、曹丕的《燕歌行》、祢衡的《鹦鹉赋》、曹植的《赠丁仪》、《赠白马王彪》、《幽思赋》、王粲的《登楼赋》、阮籍《咏怀·开秋兆凉气》、潘岳的《秋兴赋》、张协的《杂诗·秋夜凉风起》等等,或触秋色而生悲感,或借秋景以抒愁怀,大抵皆未跳出宋玉悲秋的窠臼。而陶渊明此诗的秋景却与众迥异,别开生面。首句不写秋景,却写春雨之多,说今春调合的雨水(和泽)不断,遍及了整个春季三月。这一方面是《诗经》中“兴”的手法的继承,另一方面又把多雨的春和肃爽的秋作一对比,令人觉得下文描绘的清秀奇绝的秋色,大有胜过春光之意。往下即具体写秋景的清凉素雅:露水凝结为一片洁白的霜华,天空中没有一丝阴霾的雾气(游氛),因而益觉天高气爽,格外清新澄澈。远望起伏的山陵高岗,群峰飞逸高凝,无不挺秀奇绝;近看林中满地盛开的菊花,灿烂耀眼,幽香四溢;山岩之上苍翠的青松,排列成行,巍然挺立。凛冽的秋气使百卉纷谢凋零,然而菊花却迎霜怒放,独呈异采;肃杀的秋风使万木摇落变衰,唯有苍松却经寒弥茂,青翠长在。难怪诗人要情不自禁地怀想这松菊坚贞秀美的英姿,赞叹其卓尔不群的风貌,誉之为霜下之杰了。
善于在景物的写实中兼用比兴象征手法,寄寓强烈的主体情感,是此诗的又一显著特征。诗人对菊举杯饮酒(衔觞),由逸峰的奇绝,松菊的贞秀,自然联想、怀念起那些与逸峰、松菊颇相类似的孤高傲世、守节自厉的古代高人隐士(幽人),他们千百年来一直坚持着(抚)松菊(尔)那种傲然特立的秘诀要道,其高风亮节真是可钦可敬。这里,赞美企慕“幽人”的节操,也寓有诗人内在品格的自喻和自厉。然而这只是诗人内心世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却是“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之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或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的宏图壮志。《杂诗》之二已作于五十岁左右,但仍感叹:“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晚年所作《读山海经》中,还义愤填膺地大呼:“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赞扬“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咏荆轲》中又歌颂:“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这一切都说明诗人终其一生,也未忘情现实;在向往“幽人”隐逸的同时,内心始终潜藏着一股壮志未酬而悲愤不平的激流。这种出处行藏的矛盾心情,反映在此诗中,便逼出结尾二句:诗人检查平素有志而不获施展,在清秋明月之下,也不由得老是厌厌无绪了。
由此可见,写秋景的清凉澄澈,象征着幽人和诗人清廉纯洁的品质;写陵岑逸峰的奇绝,象征着诗人和幽人傲岸不屈的精神;写芳菊、青松的贞秀,象征着幽人和诗人卓异于流俗的节操。从外在联系看,以秋景起兴怀念幽人,又从幽人而反省自身,完全顺理成章;从内在联系看,露凝、景澈、陵岑、逸峰、芳菊、青松等意象,又无不象征着“幽人”的种种品质节操,无不寄寓着诗人审美的主体意识,真是物我融一,妙合无痕。而在幽人的精神品质中,又体现了诗人的精神品质;但“有怀莫展”之叹,又与那种浑身静穆的“幽人”不同。
以松菊为喻写人或以松菊为象状景,前人早已有之。《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但这只是单纯取喻说理。屈原《离骚》有“夕餐秋菊之落英”,虽有象征,但只是抒情中的想像借喻,并非景物写实。曹植《洛神赋》中“荣耀秋菊,华茂春松。”是用菊松喻洛神的容光焕发,所比仅在外貌而非内在品质,且仍非写实景。左思《招隐》有“秋菊兼餱粮,幽兰间重襟。”是化用《离骚》“夕餐秋菊之落英”和“纫秋兰以为佩”二句,性质亦同。其《咏史·郁郁涧底松》中喻寒门才士受抑,亦非写实。至于钟会、孙楚的《菊花赋》虽是写景,却并无深刻的象征意义。真正把景物写实与比兴象征自然巧妙地融为一体的,当自渊明始。苏轼评陶云:“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选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如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冷斋诗话》引)读这首诗,深知苏评确非溢美。
诗人在一开始就直抒胸臆,顿感一种悲怆感伤的情绪油然而生。诗人在草堂的北窗独坐,极目北望,感慨万千。此联对仗极工,“南”、“北”二字迭用对映,以“南京” 对“北望”、以“南亩”对“北窗”。
颔联由抒怀转入描写在成都的客居生活:“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此情此景富有诗情画意,是一种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乡野生活。波光云影伴着棹声、嬉闹声,杜甫望着眼前这位同他患难与共的糟糠之妻杨氏,两鬓业已有些斑白,细细的皱纹开始悄悄爬上了曾经细嫩的面庞,回想起和她一起看过的风景和一起走过的人生旅程,今生有伊相伴,纵然再苦也甘之如饴,这或许就是一起吃苦的幸福吧。想到这里,杜甫内心深处的感情犹如潮水从心底奔涌而出,多年漂泊与流离的苦痛和如今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两种冰火两重天的情感交杂在一起,最终化作颈联“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这两句。“俱飞蛱蝶”和“并蒂芙蓉”,如双栖鸳鸯一般,都是成双成对的,象征着夫妻或两个相爱的恋人双宿双飞,永不离分,唯美的梁祝化蝶所表达的也正是此意。
末联诗人又把游走的思绪拉回现实中来,将视线转移到随艇携带的“茗饮”和“蔗浆”上来。“茗饮”这一叫法最早出自三国曹魏张揖的《广雅》一书中:“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可见,在三国时期,荆巴一带(今湖北、四川交界一带)把茶汤称作“茗饮”,而且煮饮的方式也比较特别。另据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记载:“菰稗为饭,茗饮为浆”,“时给事中刘镐,慕肃之风,专习茗饮”。“茶”字最早首见于唐显庆中(656~661年)苏恭的《本草》中,距离杜甫写此诗的时代已有百余年,而成都位于巴蜀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饮茶成风,这在张载的“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登成都白菟楼》)中可窥见一斑。杜甫在诗中用“茗饮”而不用“茶”,足见他移风易俗,受当地饮茶习俗影响颇深。诗人在尾联中至少寄寓了两层意思:一是道出他的人生滋味,二是表达他的人生价值观。于杜甫而言,他的人生只有“苦”和“甜”两味,而且苦是远远多于甜的,早年多舛的命运和后来的尘埃落定恰如这清苦的“茗饮”和甘甜的“蔗浆”。他与妻子经历了多少的离别、思念之苦,如今能手牵手、肩并肩同乘一艇,是在尝尽苦辛之后换来的甜蜜,来之不易。“茗饮蔗浆携所有”,把苦茗与甜蔗都同置一艇上,时饮茗来时饮浆,时苦时甜,恰如在回味一段人生。至于人生价值观,在此时的杜甫眼里,茗饮蔗浆都用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瓷坛来盛放,一点儿也不逊色于精美的玉缸。瓷坛与玉缸,虽功用相同,内涵却有天壤之别,一朴质,一奢华;一象征着简淡平凡的生活,一象征着穷奢极恶的生活。诗人认为“瓷罂无谢玉为缸”,意味着他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追求显达仕途转变成追求陶然田园,由勃勃雄心转变成淡泊宁静,这一过程也诚如茶由醇厚渐转淡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