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游仙词的创作与游仙诗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多半来自道教的思想影响，但并不尽然。《菩萨蛮·杭妓往苏迓新守》上半篇便是一个例外。它可能与唐代以来的风习有关，即以“仙”指艳冶女子，或指妓女。唐代张鹜的传奇作品明明是写文人逛妓院的放荡行径，却美其名曰《游仙窟》，就是一个显例。

　　上片名为游仙，而实际上是说杭妓往迎新太守之后杭州的空虚冷落。词人以“玉童”比“杭妓”，以“浮丘伯”比“新守”，以“洞天”比杭州，并以秋天萧瑟凄凉的气氛来衬托杭州的冷落。三、四句再以“许飞琼”比“杭妓”，以“瑶台”比杭州（或妓院），以“空月明”来比喻或象征杭州（或妓院）的寥落。上述所有喻体（或象征体）和本体的对应关系，多是滑稽可笑的。

　　下片是同苏州太守王诲和新太守杨绘的调侃，在字面上虽转向表现现实，而游戏的性质不变。前两句是说，由于“杭妓”在座，在夜晚的招待宴会上凝聚着萧香，那天姿国色姑且借给你王太守观赏。这里用了典故，因为唐代诗人韦应物与词人的相识王诲同是苏州太守，所以以“韦郎”借指王诲，是十分贴切的。后两句是托王诲转告杨绘：你可不要取道苏州城，否则见了美色就会动心，要学当年的范蠡，带着美女乘着小船飘到太湖上去了。诙谐戏谑之意都十分明显。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这首诗首联将南迁旅途写成一次美妙的游历。颔联写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深情神往。颈联正面描写壶中九华形象，写山石层叠多姿，玲珑宛转有如窗棂。尾联倾吐欲买壶中九华之意。这首诗有高视人间、洒然超脱的气度，有虚无缥缈、优美神奇的意境，有玲珑宛转、层层显现的结构。

　　首联诗人从实际生活、从大处远处落墨。清清的溪流，斗折蛇行，迅转如电，舟行疾速，岸上入云的诸峰很快在眼中消失了。而诗人爱山之情，梦寐不忘，在梦中仍时时看见那苍翠横空的山色，为之惊叹。二句想象飞越，感情浓烈。苏轼此次南迁，自陈留以下沿汴河、泗水舟行，过扬州，越长江泊金陵，背离中原，远至南荒，“兄弟俱窜，家属流离”，其心情是凄苦的。诗中通过景物描写，透露了对中原山水的依恋之情。

　　颔联承接上文借山之意，一气旋转而下：“五岭莫愁千嶂外，丸华今在一壶中。”微露主旨，点醒题目。言“莫愁”，正见五岭千嶂之外之可愁；说“莫愁”，是由于“九华今在一壶中”，足以稍慰迁客寂寞之情。强作欢颜，聊以自慰，露中有含，透中有皱，最是抒情上乘。苏轼以六十高龄，万里投荒，其愁苦是深重的，但他没有把自己的痛苦直白地倾吐出来，他轻轻地提出“莫愁”二字，从反面着笔，而这小小拳石，竟成了诗人此际的唯一安慰，则其心中的空虚、孤苦，不言而喻。诗句表现出一个老年诗人面对着这小小盆景、一往情深的孤苦形象。“一壶中”的“壶”，不过是盛放山石的盆盂之类，但由于“壶中”二字在文学上的传统用法，却给人带来一种灵异之感。《神仙传》说：一个叫壶公的人，“常悬一壶空屋上”，每天“日入之后”，他就“跳入壶中，人莫能见”，只有一个叫费长房的有道术的人能看见他，“知其非凡人也”。赵次公注解说：“壶公之壶也，中别有天地山川，故云耳。”有此二字，便把现实山石仙境化了，并为下文“天池水”、“玉女窗”作好准备，把读者带入一个虚无飘渺的神仙世界。

　　颈联正面描写壶中九华形象。“层层见”言山石的层叠多姿，随着水落，一层层地显现出来。“处处通”，写山石“玲珑宛转若窗棂然”的特点。“天池”只是泛指天上之池，不必坐实去找它在什么地方，旧注拘泥于出处，或说在青城，或说在庐山，或说在皖山，这是不必要的。“玉女窗”是文学上常用的典故，李商隐诗中“玉女窗虚五夜风”是其例，用“天池水”、“玉女窗”构成一个优美的、惝恍迷离的仙境情调，诗人的想象力是十分活跃的。

　　尾联说的是诗人欲买之意。这个仇池石是苏轼心爱之物，他称之为“希代之宝”。为了它，曾和王晋卿一起写了好几首诗，讨论以石易画问题，传为艺林佳话。这里“太孤绝”三字，和前面第三句“千嶂外”一层映带生情，使全诗内在的抒情脉络贯串一气，萦拂有致，再一次抒写了诗人的孤愤之情。

　　这首诗突出了李白创作融情于景的特点，语言简练，通俗易懂。

　　首句“南登杜陵上”中，“南”字首先点明了作者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指出杜陵的位置位于渭水南岸。第二句“北望五陵间”把作者从南岸看到的风景刻画出来。两句一南一北，互作映衬。这两句不仅写出了作者的位置，还为下两句所写的事物做了铺垫。作者站在杜陵上，登高望远，不仅看到了对岸的五陵，还看到了眼前壮阔的渭河，还有远处连绵的群山。第三句“秋水明落日”中的“秋”字点出这首诗的创作时间。“明”字在这里应该是古代汉语中常用的使动用法，翻译作“使……明”，这句话的意思是：由于秋水的映照，使得落日光线更加明亮。表面看是写落日的景观，实则含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慨。单从句面上看，很难理解这层意思，但若结合作者创造此诗时的背景就不难理解。

　　此诗作于唐天宝二年秋，此时正是诗人第二次入长安。这次诗人得到皇上的恩宠，待诏翰林，是政治上最风光的一段时期。这期间，诗人与诸多好友游历山水，沉浸在江山美景和佳茗陈酿之中。然而由于诗人性格孤傲，不与朝中奸佞之辈同流合污，不久便遭到谗谤。所以，诗中作者虽在描写景物，但其实是对自己当下境遇的描述。末句“流光灭远山”中“流光”指流动的光。渭水流动，使倒映在水中的日光也忽明忽暗，闪烁不定，自然远处的群山也会随着日光的流动而显得若隐若现。这句同上句一样，在景物描写背后暗藏了作者回归山林的思想。古人尤其是才华横溢的人，如果怀才不遇或在官场上遇到排挤，都会产生隐居山林的想法。李白此时受到谗谤，不免会产生隐居的念头，所以“远山”在他这首诗中就不只是个普通的景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