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用故设悬疑的手法反映了中晚唐之际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唐朝中央政府对东南四十三州百姓疯狂盘剥的这一事实。
“汴水通淮利最多”，通济渠的开凿沟通了南北的交通，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生人为害亦相和”，这里是指运河的开通对老百姓来说，利和害是连在一起的，中晚唐以后，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祸害变得越发明显。
“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运河成了运输必不可少的渠道，可怜四十三州的百姓一年的劳动果实全都通过这条运河被输往唐王朝的府库，从此陷进了深重的灾难之中。
此诗虽咏汴河，但揭露的却是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诗文由汴河直进船展开议论，既肯定了汴水开通的好处，也鲜明地指出了随之而来的祸害。诗人十分同情劳动人民，斥责了统治阶级利用运河搜刮民脂民膏的无耻行径。
作者任职山东佥宪（司法长官）时，爱慕当地的一位名妓金莺儿，两人如胶似漆。后来改任陕西行台御史，不得已分别，就写了这支散曲寄赠给她，而内容则是代金莺儿立言。旧时妇女识字不多，由文人代为捉刀写情诗是常有的事。但本篇将金莺儿对自己的思念写得如此细腻，也可见两人相知非比一般。
上支〔醉高歌〕起首两句写两心相悦的快乐，反衬出下文离别的痛苦。“比目连枝”是两人的盟誓，“新婚燕尔”是两人的憧憬，难怪当离别骤然来临，画船载着心上人前往遥远的任所时，女主人公不甘心相信“人独自”的现实，要遥望千里之外的“关西店儿”了。“人独自”与“比目连枝”、“新婚燕尔”成一对照，“抛闪”的痛苦滋味自不言而喻。而女主人公首先想到的是关心男方沿途的起居，这种感情只有在心心相印的恋人间才会产生。
由“遥望”二字，引出了下支〔红绣鞋〕的“黄河水”、“中条山”，这正是“画船”一路经过的途程。对于女主人来说，水远山长却另有一番意味。“黄河水流不尽心事，中条山隔不断相思。”天造地设的自然屏障，竟催生了天造地设的相思名句！前句是刻骨铭心永在的柔情，后句是海枯石烂不改的信念。
唯因山水阻隔而思情不断，望不见情人的踪影，女主人公才会堕入了深沉的回忆，借助往事的追怀来排遣寂寞。也是在自己独个儿冷清的情形下，夜深人静，他悄悄来到了身边。“来时节三两句话”，是因为两情脉脉，用不着多余的语言。“去时节一篇诗”，是因为两心欢悦，止不住爱的喷涌。这两句回应起首的“比目连枝”、“新婚燕尔”，却因别离的既成事实，而显得既甜蜜，也苦涩。女主人公却发了狠，“记在人心窝儿里直到死”，因为这是她唯一珍贵的慰藉了。这一步步细腻而缠绵的感情，当得上“柔肠百转”的评语；而全曲均以脱口而出的家常语言表出，便更觉情真意真，贴近生活，因而更能打动人心。
乔吉有《水仙子·手帕呈贾伯坚（贾固，字伯坚）》：“对裁湘水縠波纹，援皱梨花雪片云，束纤腰舞得春风困。衬琼杯蒙玉笋，殢人娇笑韫脂唇。宫额润匀香汗，银筝闲拂暗尘，休染上啼痕。”可见贾固是位绮罗丛中的风流郎君。但这并不妨碍他对金莺儿的倾心相爱，据《青楼集》记载，他正因作了这首《醉高歌过红绣鞋》而遭到弹劾丢了官。一个御史对青楼女子这般忠诚不贰，又写出如此纯情的曲子，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顺便一说，贯云石有《红绣鞋》曲：“返旧约十年心事，动新愁半夜相思。常记得小窗人静夜深时。正西风闲时水，秋兴浅不禁诗，凋零了红叶儿。”本篇中的《红绣鞋》，“心事”、“相思”、“时”、“诗”的用韵次序都与之相同，“常记得夜深沉人静悄自来时”更与贯作相似，当非偶然的巧合。作者风流情种，青楼常客，对情词小曲不会陌生，作此篇时忆及酸斋乐府，借作依傍，是并不奇怪的。又《梨园乐府》载无名氏《红绣鞋》一首：“长江水流不尽心事，中条山隔不断情思。想着你夜深沉人静悄自来时。来时节三两句话，去时节一篇词。记在你心窝儿里直至死。”全同本篇，最明显的差别不过是“黄河”改成了“长江”，“诗”改作了“词”。这显然是在民间流传中，好事者记录时的差错。由此也可见出本篇在社会上的广远影响。
此赋正文前有序，序中用对比手法，写作者才高品正但不被人赏识录用，而两只无知禽鸟，“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却“反得蒙采擢荐进”，深刻地揭露了统治者埋没人才、荒恤国政的无知而可耻的行径。正文用感叹独白的形式来抒发作者心中对“惟进退之殊异”的不合理现象的耿耿怨气，哀叹自己命运坎坷到连两只鸟都不如。在艺术表现上，此赋少用典故，多用口语，句式趋向于散文化，使全赋曲曲折折，一唱三叹，通过人与鸟的鲜明对比，不仅写怀才不遇，还寄托着作者的政治抱负和开创事业的理想。
开篇作者便感慨而言“吾何归乎？”这是行路艰难、四顾茫然的沉重叹息。“诚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从之”，。这是他无可奈何的选择：哪里能混得一碗饭吃就到哪里去。他“时返顾以流涕”，思索着不能“达于天子”的原因，吞嚼着十年奔走干谒的辛酸苦辣之味，就像河水破堤而出，像积薪一点即燃。韩愈目睹二鸟“蒙恩而入幸”的情景，内心受到强烈的刺激，所谓“增余怀之耿耿”于是不能不发为悲愤不平之鸣。他在赋辞中一气贯注而下，与序文互为补充，表达了三层意思。
其一，以鸟之进与己之退相对比，感慨自己“曾二鸟之不如”。二鸟，只不过是天子的玩物，只不过以美丽的羽毛而得到了“采擢荐进”。相比之下，韩愈感叹自己“石东西与南北，恒十年而不居，辱饱食其有数，况荣名于荐书。”十年来到处奔走干谒，没有安定的居处，甚至很少能吃上一顿饱饭，结果仍不能登名于推荐作官的书信之中。这段自悲自怜的话，诉说的是他在长安十年的实际生活状况。他干谒权贵的书信中，也总是不惜笔墨渲染，把自己说得可怜之极。这无非是请求“有力者”能哀其穷，以“一举手一投足之劳”挽救他于“穷饿之水火”。因而他在赋中诉其穷窘之境，也是委曲地诘问荐官：难道一位饱学之士反不如二鸟值得推荐吗？
其二，以二鸟喻“小善”而达者，并以这种人的“遭时”与自己的“不遭时”相对比。所谓“小善”者，也就是只有小技的人，他在《进学解》中曾以反语讥讽当时科举“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的情况。这些“小善”者，就像二鸟徒有外表的羽毛之类，“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所以他们“得之而不能”，虽然得到官位却不能胜任。言外之意，韩愈自许为“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他在序中已夸耀自己“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他在《上宰相书》中，也总是以自己“所学皆圣人之书”来“求知于天下”。可是他却“累善无所容焉”，得不到赏识和任用。对于小善者“遭时”而累善者“不遭时”的原因，韩愈认为就在于荐官不能赏识贤人。他们宁肯“采擢荐进”无用的二鸟，却不肯救有才之士于水火泥涂，他们宁愿荐“小善”之人，却不能举“累善”之士。所以韩愈感叹：“时所好之谓贤，庸有谓余之非愚”。
其三，求配于古人，而不羡于“斯类”。经过两层“进退之殊异”的对比，作者渲泄了胸中的不遇时之感。至此，笔锋一转，另辟新意。这就是自信“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也即“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意思。他举出殷高宗梦见傅说，后来果然得到傅说为良相的典故，说明一旦时机到来，不依靠什么人来吹嘘，全凭天神的意思，就可以来到皇帝的身边。而我现在所以“家到而户说”都不能“荣名于荐书”，只是因为“时运之未来”。所以作者最后以自矜自负的语气写道，我要求配于古人，不必因暂时无位而忧愁，“幸年岁之未暮，庶无羡于斯类”，我还年轻，不必羡慕那无知的二鸟和无能的“小善”者。
此赋序文以叙述为主，而正文以抒情为主，二者互为表里，通过作者“不遇时”的感慨，反映了当时权贵重视玩物、而埋没人才的社会现象，也体现了韩愈在求取功名时无以自存的可怜地位，以及为求得饱食和官位而到处干谒的可悲境遇。
这首诗以会昌初年回鹘南侵为背景，写诗人在灞岸远眺时的心情，通过想望中东都一带兵士应征、北方边地百姓号哭的情景与盛对帝王东巡的对比，寓今昔盛衰之感，表现了诗人对时局的关注和对百姓苦难的同情。
首句和二句都是遥想景象，诗人想象山东一带频频征丁的悲惨境况，突出“山东”，是搪征兵遍及内地，“频”表明征兵次数多人数多，可见百姓遭受兵役之苦，此句又和四句成对比。冤魂“哭”虏尘则是为边地牺牲的无数战士哀伤。三、四句由倚华表想起唐代兴盛时期皇帝的巡游。诗人倚着溺桥边的华表眺望，想到升平年代山东地区此时应是在准备皇帝的东巡，岂能有频频征发和一处处百姓在虏尘中号哭之事。唐朝安史之乱前，皇帝在东西都之间往来频繁，一膏霸桥为车驾所必经，可以说是当年升平的见证。安史乱后，巡幸东都之事久废。
结构上，诗人先从眺望中想象到的今日情景写起，再联想昔日东巡，结尾戛然而止，余味深远，令人深思。而且这种从时间角度来说的倒装，起到了更好的衬跌效果，能突出侵扰与动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但这种结构安排未必是作者有意为之，诗人的思路本来就是由现实出发而联想开去的，遵循的是思维自身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