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描写的是春光融融之中，词人在花开似锦的宫苑里，与美人饮酒赋诗、寻欢作乐的情景，充分表现了李后主作为一个文人皇帝沉湎声色、不思进取的生活情趣和思想性格。全词结构顺畅完整，以意起篇，以景会意，别具特色；语言明白直快，如与人对话，相对而劝，自然朴实，准确生动，亲切可人，显示了词人驾驭生活和语言的较高功力。
词的上片，开头两句以意起词，不是写景，而是先抒胸臆，其实是作者追求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的真实体现。“寻春须是先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是词人驾车出游、会赏春光时的经验之谈。早春之际，百花争艳正是看花寻春的好时节，行乐须及春，作者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良辰美景。词人有如一个不识愁滋味的少年，满心欢喜地追寻着世间的快乐。词人正是如此纯真地把游春时的想法和盘托出，其快乐是那般的真切，全然不似一般俗人的猥琐，闲散疏放之致。唐杜秋娘有诗句“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金缕衣》），李煜词取其意用，但《金缕衣》是劝人珍惜时光，而李煜在这里却强取及时行乐之意。以此作为此词的主旨，全词基调确定如此，也使得这首词的整个思想格调不高。其中的“春”和“花”都有双重含义，既指春日的良辰美景，又指人之青春美貌，并非当真“寻春”和“看花”。后续两句承前二句之意，直接描写饮酒作乐的具体场面，酒美人也美，和下片春光之美相对应。美人劝酒，美在对手的描写，称之“玉柔”可见其妩媚多情，“缥”“玉”“清”给人的色彩感受都非常素雅细腻。唐李白《子夜四时歌四首·春歌》中有：“素手青条上，红妆白日鲜。”亦是表现人物手势与物色之间形成和谐的观感效果。
词的下片进一步细写作者与美人对饮赋诗、调笑作乐的情景，继续充实及时行乐的具体内容。开头两句写作者与美人都是无拘无束地玩笑作乐，因此觉得春归也晚。“何妨”一词写出宴饮更加放浪，在饮酒调笑之间，甚至觉得连最易逝去的春色脚步都放慢了。词人在这里径自说“频笑粲”“春归晚”，即是都肯定了这两种心理状态。“同醉与闲评”以下写酒酣耳热之际的闲谈和赋诗。曹孟德横槊赋诗，曹子建成诗七步俱是备受后人艳羡的文士雄才。这里是一种“移情”的描写，春来春归本是自然现象，是不以人的情感要求为转移的。但是在纵情欢饮、恣意享受的作者的感觉中，许多美好的景色似乎永远不会消亡，明媚的春光似乎永远都在伴随着作者，这不是错觉，而是一种“移情”，十分真实地体现出了作者的心态。结尾两句，醉已成为“同醉”，评也已成“闲评”，作者那种“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性格特点毕现，而作者的大部分追求似乎也只是“诗随羯鼓成”了。赋诗和评论，以羯鼓声停为限，也反映了其寻欢作乐的一种方式。
全词通篇都是描写饮酒赋诗的闲逸生活，抒发追求及时行乐的思想感情，格调是不高的。但是这首词以意起篇，以景会意，表现结构上顺畅完整，别具特色。词中表现的内容不很丰富，相对比较紧凑，从另一方面也昭显了作者驾驭生活和语言的较高功力。在语言使用上，全词都有一种明白直快的特点。开篇即如与人对话，相对而劝，自然朴实，后边的“何妨”以口语入词，亲切可人。而“同醉”“闲评”等，既明白，又质朴，准确而又生动。整首词都体现了一种不饰雕琢、自然清新的语言特色。
宫廷的享乐生活是李煜前期作品的主要内容，在花开似锦的宫廷中，与众美人饮酒赋诗、赏玩美景，充分表现了李煜这个文人皇帝不思进取、沉迷享乐的形象。
此诗从“四弦才罢”、蛮奴醉倒落笔，不正面描写宴会场面，但宴会气氛的热烈，歌伎奏乐的和谐悦耳，朋友们举杯痛饮的欢乐，诗人一醉方休的豪兴，无不透过语言的暗示作用流露出来，给人以想象酒宴盛况的余地。这种侧面透露的写法，比正面直述既经济而又含蓄有力。“蛮奴”上着一“醉”字，煞是妙极：既刻画了诗人畅饮至醉的情怀，又表明酒质实在醇美，具有一股诱人至醉的力量；这“醉”字还为下文的“醒”渲染了醉眼蒙眬的环境、气氛。当诗人一觉醒来，“翠炉”的酒气仍然扑鼻，“馀香”诱人。这个细节，不仅写出了酃醁质量高、香味历时不散的特点，而且点出了诗人嗜酒的癖性。在古代，不得志的正直之士，往往和酒结下不解之缘。这里，诗人虽只暗示自己嗜酒，但却掩饰不住内心的愁。手法可谓极尽含蓄、曲折之能事。
诗的后两句，写酒醒所见景象：“短”字，绘出红蜡残尽的凄清况味；“一枝”，点明红蜡处境孤独；“寒泪”的形象则使人仿佛看到那消融的残烛，似乎正在流着伤心的泪水。诗人运用拟人手法，不仅把“红蜡”写得形神毕肖，而且熔铸了自己半生凄凉的身世之感，物我一体，情景交融。这时作者已进入中年，壮志未酬，人生道路正像这一枝短残了的红蜡。
明胡震亨谓：皮日休“未第前诗，尚朴涩无采。第后游松陵，如《太湖》诸篇，才笔开横，富有奇艳句矣”（《唐音癸签》卷八）。这首中举后写的《春夕酒醒》与诗人得第前写的另一首诗《闲夜酒醒》相比，风格上有很大不同。两首诗同是写酒后醒来孤独之感，但与“朴涩无采”，语言清新的《闲夜酒醒》相比，《春夕酒醒》却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四弦”的乐声，酃醁的“馀香”，“翠炉”“红蜡”的色彩，“珊瑚”的美丽多姿，辞藻华丽，斐然多彩，正表现出“才笔开横”、文辞“奇艳”的艺术特色。
这首诗写于南宋灭亡之前。作者刘黻把他对南宋社会生活的体验融入到景物描写中去，从中可以看出都城临安既繁华又荒凉的特殊风貌，表现出作者忧国伤己的情怀。
诗题中的江指钱塘江，湖指钱塘湖(即西湖〉。首联写柳、荷、客、风。客是作者自指，上方即地势最高处。从人到物，全是一片衰枫凄凉的情态，一开始便给“伟观”罩上阴沉残破的影子。中间四句写景。颔联先写湖边的临安——这里既是“王气”所钟，又有“万井人烟”，可见其繁荣发达。“魏阙”本指古代宫门上巍然高出的楼观，后代用以代指朝廷。“钱塘”是临安的别称。南宋统治者以临安为“行在所”，实际上是不敢承认他们已在那里建都。而诗中却用上“魏阙”、“千年王气”等词语，其中就隐含着对偏安局面的讥刺。
颈联把镜头从“万井人烟”上移开，着力描写江和湖。西湖素以水碧、塔秀、岛奇见长，前一句中的“澄”、“明”二字就抓住了它最本质的特征。后一句写江，“归魏”和“夕阳”虽然是这幅江景图中的主要内容，但不可忽视句中的”远”字和”动”字——因为远，所以不能尽见，只可依稀辨出夕阳下的归魏；而一个“动”字，勾出夕阳洒在江面上的金鳞为归魏所摇乱时的美妙景致，给全篇的描写多少增添了点动态美。
末联点明题意。由于钱塘是“王气”所在，因而“北望”句用中原何在论国事；因为作者对西风而伤怀，所以“半生”句用“鬓毛斑”叹自己(盈，通赢)。总之，国运不兴，仕途潦倒，正是国事、私事最不堪回首的时候，因而结尾处所包含的哀痛是深沉而接近绝望的。
这是一首对景伤怀之作。西湖素以秀美著称，而宋代的临安，又“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柳永《望海潮》)，自南宋建都于此后，正是它的全盛时期。然而作者独能借富丽之景抒凄凉之怀：钱塘不失其秀，江湖不减其美，却和谐地同悲怆情怀融而为一，这是作者写景的高明之处。
这首诗的内容每两句一变，因而全诗可以分成四个部分。但作者在描写时又非常注意四者之间的过渡和关联。比如第二句末用了“上方”一词，有了它，中间四句所写的景象才能尽收作者眼底。第二联写钱塘，那里是南宋都城，因而诗中说是“王气”已到。然而直承这两字而来的第三联，却分明有“王气黯然”的慨叹。第六句写江，天色将晚时的归魏最容易激起“吾归何处”的感情，这又自然地引出末联中原何处、半生虚度的感叹来。
词的开头，点出季节“秋后”，接着选写了两个带有秋天特征的景象：“亭皋木叶稀”和“关塞雁南归”。“晓云”二句，用拟人化手法，描绘晓云散尽、宿雨来时山间之朝暮变化。一“瘦”字写出了山腰的线条，清晰又柔和；一“肥”字点出了秋雨后水面宽阔的情景。云去山瘦了，雨来水肥了，极有趣味。以上四句道出了自然界奇妙无穷的变化，用笔洗练，秤色俱佳。秋天，对于文人来说，本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季节，借秋景写凄冷之情是词人们的惯技，而这里则不然。词虽写秋风扫叶、大雁南飞，但不动声色、不露凄寒之感，在写法上似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词人直接呈现秋后物态，差不多看不到词人把景物作为自己情绪的烘托，但词人闲适、宁静的心情，以及他对大自然的赞美，却可感人。其含意与王维《山居秋暝》“随意香芳歇，王孙自可留”相近。
过片抒怀，叹自己年迈，自愿过这种恬淡、与世无争的生活已久。忘机，与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中“忘机”义相同。“沙鸥”一句化用了孟浩然“离家复水宿，相伴赖沙鸥”（《夜泊宣城界》）句，但形象更具体含蓄。沙鸥与人相对，本在画中才有可能，这里沙鸥见人不惊，说明人鸥相处已久。词人飘然一身，正像广阔天地间一只孤独的沙鸥。但词并无飘泊无依的感伤，相反宕开一层，写“柳溪父老”、“溪南旧钓矶”，转而急止。这一笔，回应“久忘机”，又让读者体昧到作者人世的机巧之心确已荡然无存，寄托的是淡泊而活远的情怀，写得超然。
这首词上下片乍看好象没有直接关系，其实是横云断岭，似断实连。上片四句秋景，已淡淡地暗示了词人的心迹，即；春天的芳华消歇了，秋景也佳，我自可留在山中。这种恬静执著的情怀，暗度下片，为下片定了基调，其内容也是“天梯石栈相钩连”的。下片的中心是“久忘机”。正因为山中有无穷的景致可供欣赏，在这儿，他可以得到灵魂的休息，可以保持着一种独立的不媚世俗的人格，所以他人虽老，仍不改初衰，喜与沙鸥为伴，与“柳溪父老”为友，自甘恬淡一生。这里正是“金针暗度”手法的妙用。
本文选自《论语·微子》，是一段较富文学性的文字。文中写孔子和学生子路周游列国途中，遇到两位隐士长沮和桀溺。孔子使子路向对方问路。隐士冷言相待，于是在隐者和子路之间便展开了一段情味隽永的对话。
子路首先向长沮打听渡口，这个“渡口”本身就很有象征意味。所以长沮在得知问路者是孔子弟子时，便在“渡口”上借题发挥，大作引申文章。结论是，孔子积极参予政治改革，到处奔波以宣传自己的救世主张，孔子理应是最清楚“渡口”在什么地方的人。这就从侧面形象地对孔子企图救世的举动表示了反对。此后，当子路以同样的问题“问于桀溺”的时候，桀溺又从现实实际出发，直截了当地规劝子路“从辟人之士”是毫无前途的，只有“从辟世之士”、一同做隐者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恰恰是孔子所不愿做的，但又不得不承认这确实道出了自己的心病。所以结尾处孔子怃然言之的一段话正明白地流露出了这种两难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