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开篇即大肆渲染背景:吹的是凉飕飕的北风,飘的是纷纷扬扬的雪。这既是实时描述,也是国家危乱之象。众人为了逃难,呼朋引伴,携手同行。诗中展现了一幅急惶惶四处奔逃的惨景。
全诗共三章,前两章内容基本相同,只改了三个字。把“北风其凉”改为“北风其喈”,意在反覆强调北风的寒凉。而改“雨雪其雱”为“雨雪其霏”,无非是极力渲染雪势的盛大密集。把“携手同行”改为“携手同归”,也是强调逃离的意向。复沓的运用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诗各章末二句相同。“其虚其邪”,虚邪,即舒徐,为叠韵词,加上二“其”字。语气更加宽缓,形象地表现同行者委蛇退让、徘徊不前之状。“既亟只且”,“只且”为语助词,语气较为急促,加强了局势的紧迫感。语言富于变化,而形象更加生动。
北风与雨雪,是兴体为主,兼有比体。它不只是逃亡时的恶劣环境的简单描写,还是用来比喻当时的虐政。后面赤狐、黑乌则是以比体为主,兼有兴体。它不仅仅是比喻执政者为恶如一,还可以看作逃亡所见之景。这种比兴手法的运用,使诗句意蕴丰富,耐人玩味。
朱熹《诗集传》说此诗“气象愁惨”,指出了其基本风格。诗三章展示了这样的逃亡情景:在风紧雪盛的时节,一群贵族相呼同伴乘车去逃亡。局势的紧急(“既亟只且”),环境的凄凉(赤狐狂奔,黑乌乱飞)跃然纸上。
《诗经》中有些篇章索解不易,以致岐见纷错,此篇就是一例。
《毛诗序》称此诗的主题为“大夫悔仕于乱世也”,寻绎诗意,此诗当是一位长期奔波在外的官吏自诉情怀的作品。他长年行役,久不得归,事务缠身,忧至忡忡,诗中披露出他的复杂至情,千载之下,使人犹闻其叹息怨嗟之声。
全诗共分五章。一、二、三章的前八句都是自述其行役之苦、至怀之忧。对这八句的理解,各家基本上无甚异词。接下来则是反覆咏唱“念彼共人”,对“共人”的理解也就岐见纷呈了。“共”即古“恭”字,所谓“恭人”即恭谨之人,具体何指,诸家见仁见智,各抒己说。一种意见认为“共人”是指隐居不仕者。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引丘氏曰:“‘共人’谓温恭之人,隐居不仕者也。贤者久不得归,于是悔仕,进退既难,恐不免于祸,念彼不仕之友闲居自乐,欲似之而不得,故涕零如雨也。”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云:“当时必有温共静退之人劝大夫以不仕者,不从其言,故悔恨至涕泣,睠(按,即眷)睠怀顾,欲出宿而从之也。”朱熹则释为:“共人,僚友之处者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岁莫而未得归,故呼天而诉之,复念其僚友之处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归也。”(《诗集传》)朱熹的说法颇为含混。所谓“僚友”,既可理解为同僚中的朋友,也可看作是同僚与友人并提;而所谓“处”,既可解作隐居不仕,也可释为居留在朝。今人高亨则解共人为“恭敬的人,此指作者的妻”(《诗经今注》)。吴闿生则解为“‘念彼共人’者,念古之劳臣贤士,以自证而自慰也”(《诗义会通》)。
此诗的难解之处在于后二章的诗意似与前三章断为两截,难以贯通。后二章中“靖共尔位”的“共”亦当作“恭”解,那末这一句就是克尽职守之意。如果将前面的“共人”理解为忠于职守的同僚,那末后面敦劝“靖共尔位”似属多余。如果将“共人”理解为隐居不仕者,那末前面既已表示了悔仕乱世、向往归隐之意,后面又勉以恭谨尽职,自相矛盾;而且既然是退隐之士,就不可能有职可守。历来的注解都试图解决这些矛盾,使之能自圆其说,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是:后二章为“自相劳苦之辞”。《吕氏家塾读诗记》引欧阳修说云:“‘嗟尔君子,无恒安处’,乃是大夫自相劳苦之辞,云:无苟偷安,使靖共尔位之职。”吕祖谦申此说曰:“上三章唱悔仕乱世,厌于劳役,欲安处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怀归之叹。至是知不可去矣,则与其同列自相劳苦曰:嗟尔君子,无恒欲安处也。苟静恭于位,惟正直之道是与,则神将佑之矣,何必去哉!”戴溪之说与吕氏同,谓“前三章念共人而悔仕,后二章勉君子以安位”,“始悔仕于乱世,终不忍去其君,可以为贤矣”(《续吕氏家塾读诗记》)。这样的解释也许颇合于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诗教,但将后二章看作既是自勉、又是互相劝慰之词,实在是很牵强的,“自勉”云云只能是解诗者的曲为之说,因为此处说话的对象“君子”明明是第二人称的“尔”。
其实此诗与《四月》、《北山》等诗表达了类似的情感,即感慨征戍久役、劳逸不均。所谓“共人”应该是与诗人一样效命王室、忠于职守的人,因而想到他们,就会油然而生一种同病相怜、眷然怀恋之情,“涕零如雨”、“睠睠怀顾”就是这种情绪的体现。“兴言出宿”则表现诗人在怨艾之后仍起身踏上征途。“念彼共人”的复叠之词展示出诗人情感演变的轨迹:虽然忧伤孤独,疲于奔命,但对王事还是不敢懈怠,有“彼共人”作为榜样,他也只能席不暇暖,奔走四方。有了这样的铺垫,下面转入对“君子”的劝勉也就顺理成章了。揣摩诗意,这四、五两章当是诗人对在上者的劝戒。“君子”不是指一般人,而是那些身居高位的统治者。“嗟尔君子,无恒安处”实在有着无穷的感喟,在这声声敦劝中不难体会到诗人的怨嗟。“无恒安处”的言外无疑意味着这些“君子”的安居逸乐,它和诗人的奔波劳碌、不遑宁处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诗人劝勉这些“君子”勤政尽职,正说明他们未能像“共人”那般一至为社稷黎民操劳。“神之听之”的声声祝愿中不能说没有告诫的弦外之音在回响。
这首诗采用赋体手法,不借助比兴,而是直诉胸臆,将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娓娓道来,真切感人。诗中既多侧面地表现了诗人的内至世界,又展示了他至理变化的轨迹,纵横交织,反覆咏唱,细腻婉转。可以说这首诗与《北山》诗同样表现了不满上层统治者的怨情,但它不像《北山》那样尖锐刻露、对比鲜明,它的措辞较为委婉。
这篇文章通过对养马和售马的讨论来说明一个道理,名为“说骥”,实为借“骥”说人,阐明“宝与常所在遇也”的道理,同时也抒发了因伯乐难遇而常导致人才埋没的感叹。全文语言精练,运用对比和铺陈排比,显得很有气势与说服力。
文章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重在叙事,叙述了得马、售马、相马,善养马和果得良马的始末。后一部分是议论,围绕一个中心,即“宝与常在所遇耳”。虽有良马,但未遇识者时,则以常马畜之,不知其举足腾跃乃踏云之举,反而以为是要踢人,动辄鞭打,如此待之,“何宝之有?”而以慧眼识之,并以宝马畜之,方得良骥。其关键在于一要遇识,二要善待。这跟韩愈在《杂说》(其四)中所阐述的观点是一致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没有伯乐,千里马也是同平常马一样而已。文章在最后结穴处画龙点睛地说道:“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犹为之若此。矧德蕴乎心者乎?“良与不良,”存乎形“,”可以目取“的马,尚且如此不易为人所识,况且是美德和才智蕴藏于内心的人,那就更难以为人所识了。
文章是议论是有感而发的。这篇文章是寄托作者才高运厄、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之情的。当然文章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它对于埋没和摧残人才的封建制度所进行的有力抨击,则具有更加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写作特色上,这篇文章有以下几个特色。首先是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作者将对于良马以常马待之的情景与以良马待之的情景相对比,还将识者的慧目与不识者的常目进行对比,有力地深化了“宝与常在所遇耳”的主题。其次是铺陈排比,颇有赋体文风。铺陈排比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服人以理的力量。后半部分大体上采用了赋体文所常用的主客问答的形式,显豁又透彻地申述了题旨。最后一点就是语言简洁凝练,生动传神。无论是叙述性文字,还是议论性文字,都十分省净、简洁。篇无冗句,句无余字,堪称着墨不多而尽得风流。
上阕中我们看到一匹马正在关山重叠的岔路上奔驰,一个神情郁郁的旅人骑在马背上缓缓地摇着鞭子,此刻时令已到深秋,在落满霜花的树枝上,禽鸟迎着晨光喳喳地哀啼。这一阕另然仅有四句二十一宇,但却将游子行旅的时间,环境,动作和目击的情景作了十分形象的描绘,真可谓文约而意丰,言简而意赅。“秋已暮”,不仅点明节令已是深秋,而且意味着其时四野正笼罩着一片秋日的暮霭;“重叠关山歧路”,点明游子行旅的空间环境,关山重叠的崎岖与“歧路”的漫长悠远已把旅途跋涉的苦况泄露了出来。“嘶马摇鞭”写出了马行的踟蹰与马嘶的悲凉,而这也正是从侧面写出游子迟迟不忍前行而又不得不摇鞭催马的矛盾情怀。“何处去”。这一小小的设问更道出游子飘泊的景况,这种在人生道路上无目的的追寻,其内心的悲凉自不待言。“晓禽霜满树”不但以五字三“象”(禽一霜一树)浓缩了游子的所见,而且与“秋已暮”相呼应,更见旅人暮行而复晓行的旅途的辛苦与劳顿。古人作诗讲求炼字炼句,此句即炼句之范例:黎明时分,禽鸟啼叫在结满霜花的树枝上,亦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似的,短短的语境涵盖了众多的意象和丰富的意蕴,这幅“晨霜鸣禽图”岂不也是游子景况和命运的一个象征,他的心岂不也在人世的风霜中悲衰地呻吟。
下阕写游子去后思妇的愁苦寂寞也极显功力:紫禁城的晨钟幕鼓,惊断了她与所思暂聚的梦影,点点泪珠滴湿了她那散发着檀香的枕衾。“一点凝红新薄雾”,写得极工极巧,我们的女主人公在荧荧泪光中瞥见室内的孤灯,犹如一团红光隐现在薄雾之中;或者是她滴泪到天明,红日的光影透过窗棂射到她迷漾的泪眼中,她也觉得有一团凝聚的红光在薄雾中闪烁。《沧浪诗话》云:“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延巳此句即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尾句“翠娥愁不语”也极工丽蕴藉,词人仅仅抓住蛾眉颦蹙含愁不语的情态,便突现出美人外貌的忧郁美和内心的哀静美,一如影象的定格,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