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室虽然还不能如后世中央集权王朝那样对全国进行牢固有效的控制,但周王毕竟身为天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北山》),诸侯们还是要对之尽臣下的职责;实质性者如发生兵事时的勤王,礼仪性者如祭祀时的助祭。这首诗的开头写的便是诸侯助祭的情况。
因后世有“肃穆”一词,往往容易导致诗中“肃肃”“穆穆”属同义或近义的误会。其实两词含义用来颇有区别。“肃肃”是说助祭诸侯态度之恭敬,不仅是对祭祀对象——当时周天子的已故祖先,而且是对居祭祀中心地位的周天子本人;“穆穆”则既表周天子祭祀的端庄态度,又表其形态的盛美与威严。这样理解,二词分别用于助祭者(诸侯)、主祭者(天子),方可谓恰如其分。而那些丰盛的祭品(广牡),或为天子自备,或为诸侯所献,在庄严的颂乐声中,由诸侯协助天子陈列供奉。一个祭典,既有丰盛的祭品,又囊括了当时的政治要人,可见其极为隆重。
《毛诗序》说,《周颂·雝》是“禘大祖(即后稷)”,但诗中明言所祭为“皇考”“烈考”,其说难通。朱熹《诗集传》认为“皇考”指文王,“孝子”是武王,其说近是。以武王之威德功勋,召诸侯或诸侯主动来助祭,不仅不难,而且势在必然。不过,这种有诸侯相助祭祀皇考的典仪虽然始自武王,武王之后也会沿用,如成王祭武王、康王祭成王都会采用《周颂·雝》所描写的诸侯助祭形式。这种形式,既表现周天子在诸侯中的权威,也表现诸侯的臣服,成为周王室政权巩固的标志。周王室自然乐于定期显示这一标志。至于后来周王室力量衰落,渐渐失去对诸侯的控制,乃至诸侯纷纷萌生觊觎九鼎之心,恐怕这种标志的显示便难乎为继了。
“天哉皇考”以下八句,是祈求已故父王保佑之辞,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宣哲维人,文武维后”,即臣贤君明,有此条件,自可国定邦安,政权巩固,使先人之灵放心无虞。二是“克昌厥后”,这与《周颂·烈文》《周颂·天作》中的“子孙保之”意义相似,对照钟鼎文中频频出现的“子子孙孙永保用”及后世秦始皇的希望其后代“万世而为君”,读者不能不对上古(后世亦同)国君强烈追求己姓政权的绵延留下深刻印象。与这一点相比,“燕及皇天”(即使是虔诚的)和“眉寿”“繁祉”只能是陪衬而已。
这首诗是父母同祭的,因此说“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但“文母”的陪衬地位也很明显,这又是父系社会的必然现象。以这样内容的两句结尾是周颂中唯一之例,透露出《周颂·雝》是祭祀后撤去祭品的乐歌的信息,并为诸多《诗经》注疏、研究者所公认。按理说,每一祭典都有撤去祭品这一程序,撤祭诗不会仅此一首,既然现 在《诗经》只收录了《周颂·雝》,可见《诗经》的整理删定者(旧说为孔子)认为它是其中最出色的一篇。
这首诗可能是李白流放夜郎时所作。诗题的意思是在郢门这个地方遇上了秋天而抒发胸中感想。此诗共二十句,除了尾联两句,其余都是对仗,所以这是一首入律的诗歌。诗中抒发了对家乡的思念,对隐居的向往之情,也蕴含了对时光易逝,人生如白驹过隙的慨叹,情感基调比较悲凉。
有人认为,也许是在李白年轻时候,拜见荆州刺史韩朝宗以后,因为不得举荐而灰心,而产生出归隐的思想,从而挥笔写下了自己的感受。也有可能是李白刚刚出川到达荆州时候就产生了思乡的情绪,“巴月三成弦”,总之,长期在正干揭游说的生活是很辛苦的,没有坚强的意志与雄厚的财力是难以支持的。
东晋王子猷“何可一日无此君”(语见《世说新语》)之语一出,便成为历代爱竹之士的口头禅。子猷爱竹,在于竹绿叶萋萋、秀美多姿,在于竹怀愁含怨、情韵绵邈,在于竹劲挺有节、凌霜不凋。而后世文人的咏竹篇亦多不脱于此,像唐令狐楚的“斋居栽竹北窗边,素壁新开映碧鲜”(《郡斋左偏栽竹百余诗》),唐李峤的“高簳楚江濆,婵娟含曙气”,“谁知湘水上,流泪独思君”(《咏竹》),唐许浑的“萧萧凌雪霜,浓翠异三湘”等。在他们眼中,竹如含愁幽人,如隐逸高士,总是那么优雅脱俗。
可苏轼所谓“一日不可无此君”则独辟蹊径,着意于竹之可“食”、可“庇”、可“载”、可“爨”、可“衣”、可“书”、可“履”的实用性价值,竹也就由超脱走向凡俗,由梦幻走向现实,由可赏走向可用,简直成了岭南人的“衣食父母”,却并不为人所贵,故而苏轼说“岭南人当有愧于竹”。著此文时,苏轼被贬惠州,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遭贬。普通平凡的“岭南竹”同样寄托着他沉重的身世之感“岭南竹”尚可物尽其用,而“奋励有当世志”的苏轼却远贬僻地,不为所用,悲哀啊!同时,苏轼将岭南竹写得那样有生活气息,正反映了他的达观和对现实的执著。
上句即景写风吹水寒,渲染苍凉悲壮的气氛。下句抒写决死的情怀,明知有去无还,却毅然前往,决不回顾。“风萧萧”有声,从听觉上渲染离别之际的惨烈;“易水寒”彻骨,从感觉上描状环境的悲凉;一上一下,极尽天地愁惨之状,更加烘托出荆轲“君子死知己”,慷慨赴国难的凛然正气。虽寥寥十五字,却“凄婉激烈,风骨情景,种种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