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欲掩去帷幕先说缠绵情感，蛾眉双双敛愁苦伴深夜。催促年轻的丈夫，先去睡觉，先把被窝热暖。
不多时，便将针线放置，衣裙卸下，情欲无限。将软帐前的灯留着照亮，时不时看看她娇美的容貌。
注释
帏：帐子，幔帐。
缱绻：本指男女情意深厚，此指男女交欢。
敛双蛾：双眼皱起眉毛。
鸳衾：夫妻共寝的被子。唐钱起《长信怨》诗：“鸳衾久别难为梦，凤管遥闻更起愁。”
须臾：片刻，一会儿。
罗裳：罗裙，丝罗制的裙子。多泛指妇女衣裙。
娇面：娇美的容貌。
这首诗前二句以“望乡台”、“送客杯”作对仗，用他乡送客来衬托诗中人思乡的情怀；后二句用呼告语作咏叹，从北雁南飞着想，反衬北人久居南方思念故乡的苦闷。这首诗仅以四句来写乡思，却将乡愁抒发得淋漓尽致，突破了唐初宫廷绝句多借咏物寓干进之意的小格局。
诗歌开头就承题，“九月九日望乡台”，点明了时间是重阳节，地点是玄武山，此处将玄武山比作望乡台，以此来表达乡愁，思乡之情倍增。“他席他乡送客杯”，点明了诗人当时是在异乡的别宴上喝着送客的酒，倍感凄凉。诗歌的前两句就勾勒出了一个易让人伤感的环境，正逢重阳佳节，又是客中送客，自然容易勾起浓郁的乡愁。
“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北雁南飞本是自然现象，而王勃偏将自己的思乡之情加在它身上，怪罪鸿雁，我想北归不得，你却奈何非要从北方飞来，平添我北归不能的愁思。这一问虽然毫无道理，却在强烈的对比中烘托了真挚的感情，将思乡的情绪推向了高潮。这两句是这首诗中的名句，前人在评价这两句诗时说：“读之，初似常语，久而自知其妙。”的确，这一问虽貌似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实际上却是诗人用心良苦、匠心独具之处。诗人将其怀乡之情融入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之中，借无情之景来抒发自己内心深沉的情感，开启了唐人绝句寓情于景的先河。
这首诗的抒情手法亦变化多端，语言简洁亦是这首诗较大的特色，用了近似日常的口语，如“他席他乡”，“那从北地来”，显得浅近亲切，这也是这首诗流传广泛的原因之一。
初唐时绝句发展缓慢，其表现方式大体上沿袭汉魏和南朝传统。而王勃的这首诗仅以四句来写乡思，却将乡愁抒发得淋漓尽致，突破了唐初宫廷绝句多借咏物寓干进之意的小格局；诗人在诗中还有意吸收了歌行的句调，以虚词递进的句式做结语，对绝句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这首词写思妇望着柳条而产生的纷繁思绪。“馆娃宫外邺城西，远映征帆近拂堤。”首句写柳树所在之地，“馆娃”和“邺城”，都是古时与美女有关的地方，西施曾居于馆娃宫中；邺城有铜雀台，杜牧《赤壁》诗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之句，曹操姬妾歌女，都住在此地。这里用这两个地名，不仅使人想见其树，更想见住在那里的美人。树与人暗自映衬，柳的娇美自在不言中，并含有思妇以美人自况之意。越觉己美，春思愈切，于是举目眺望，所见只是远近垂柳，拂堤映帆。次句写江岸之柳沐浴春风，飘拂多姿，思妇由征帆而想起远去的征人。“馆娃”和“邺城”，一南一北，构成跨度很大的空间，配合着流水征帆、大堤杨柳，构成一幅广阔渺远的离别图。而“馆娃宫外”与“邺城西”、“远映征帆”与“近拂堤”，句中自对，则 又构成一种回旋荡漾的语调，渲染了一种别情依依的气氛。
“系得王孙归意切，不关芳草绿萋萋”二句，是思妇由柳条而产生的奇异想象：芳草可以使游子怀乡，柳条虽不是芳草，然而它也像芳草一样碧绿，而且还有袅袅长丝，它足以牵住远游的人儿，使他思归更切。这种意境是很新颖的。但上文既然说杨柳拂堤，枝条无疑是既柔且长，用它来系住游子的心意，又是一种很合理的推想。古代有折柳送别的习俗，“柳”与“留”谐音，折柳相赠，正是为了加强对方对于己方的系念。有这种习俗，又加上柳枝形态在人心理上所唤起的感受，就让人觉得 柳枝似乎真有此神通，能系住归心了。由此在趁势推进一层：“王孙游兮归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作者巧妙地借此说芳草没有能耐，反衬出柳枝神通之广大。
这首词不仅扣住《杨柳枝》这个词调咏杨柳，而且加以生发，决不沾滞在题上。词中的杨柳，实际上是系住游子归意的女子的化身。词中处处有伊人的倩影，但笔笔都只写杨柳；写杨柳亦只从空际盘旋，传其神韵，这是词写得很成功的地方。
这是一首送别诗，但从头至尾不写离愁别恨，而主要是描写自然景物和生活场景。写嵩山景色的部分，清幽高远；写杨山人归山后的生活，恬静安适。通篇紧扣诗题，通过色彩鲜明的画面，把送别之意、惜别之情表达出来。借用前人的话说，就是用景语代替情语。
全诗可分三个层次。前四句为第一层，写嵩山的景色，抒发了诗人对嵩山以及对昔日遁迹山林、寻仙访道生活的眷念之情。首联写峰峦，起句豪迈。一个“我”字颇有“万物皆备于我”的气概。李白当年访道嵩山，未必就栖身于玉女峰，这里选用“玉女”的峰名，是为了与上句的“万古宅”相对应。“万古宅”就暗含仙人居所的意思，使神异的气氛更加浓厚，也更加令人向往。三、四句展示的境界更加美丽神奇。月不可留，而要“长留”，并且使它处在最恰当、最美好的位置上。晶莹的月亮悬挂在苍翠挺拔的松树之上，下面是长流不断的溪水。它不只生动地显现了嵩山秀丽的景色，而且寄托着隐居者高洁的情怀。
五、六句为第二层，写杨山人归山后的活动。诗人想象杨山人归去后将采摘仙草，而嵩山玉女峰一带就散布着开满紫花的菖蒲。这种菖蒲“一寸九节，服之长生”（《神仙传》），正可满足他求仙的欲望。这联上句写人，下句写山。人之于山，犹鱼之于水，显然有“得其所哉”的寓意。“尔”字又和前面的“我”字呼应，渲染出浓郁的别离气氛。
末二句为第三层，诗人向好友表示“岁晚或相访”要和他一起去过求仙访道、啸傲山林的生活。结句把这种思想情绪化为具体的形象：仿佛在湛蓝的天空中，一条白龙在向前蜿蜒游动，龙身上骑坐着风度潇洒的诗人，他那仙风道骨与“青天”“白龙”相表里，构成了美丽和谐的意境。这种骑龙相访的神奇画面，显得豪放飘逸。
此诗所写的“景”，既为外在的景物，也为内在的感情，是“情与景偕，思与境共”的统一体。例如描绘嵩山秀丽的景色，抒发了诗人对它的爱慕之情，就寓有怀念杨山人和向往栖隐生活的思想感情在内。三者迭合在一起，惜别的情意，就显得十分浓烈。惜别而不感伤，一往情深，而又表现得超奇旷达，这样的送别诗是非常罕见的。它构思新奇，如镜花水月，亦真亦幻，不受通常的时空观念的束缚，不为常人的思想感情所左右，更不因袭模仿，落入前人的窠臼，表现了诗作者惊人的创造力。
李白写诗还常常运用夸张的艺术手腕使描绘的对象理想化、神奇化，以引起读者想象与思慕的情趣。这在此诗中有典型的表现。例如，“宅”为常见事物，并无新奇之处，可是在前面加上“万古”二字，就变得神奇、空灵而耐人寻味了。又如一轮明月挂在溪边的松树上，景物固然迷人，但若仅仅如此，诗味并不很多。诗人别出心裁，在前面冠以“长留”二字，突出意志的力量，这样人和物都发生了“超凡入圣”的变化，涂上一层神奇瑰丽的色彩，从而引人遐想，逗人情思。唐人张碧曾用“天与俱高，青且无际”（《唐诗纪事》）评价李白的诗，这八个字形象地表现了李白诗歌神奇超迈而又质朴自然的特色，是很恰当的评判。
《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道教经典，它所阐扬的入世行善以求长生乃至成仙的理论，使积善成仙这一修持法门得以流行推广，从而便利民众修道。该典籍含摄了儒、道两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充社会的行善群体，促进了人间善业的发展。《太上感应篇》作为一本道德行为手册，加之其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对当今创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完成有积极明确的指导作用。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它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仅1274个字。该道经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善恶报应说这三大素材结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较为成熟的产物。《太上感应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评注，然而他们多为考究该经的形成渊源或文本特征。
一、推广积善法门便利民众修道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二、融汇儒道思想广促人间善业《太上感应篇》含有儒道两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长生、成仙，齐物畏神的思想。如经中提到道教的司功过之神：三台北斗神灵、三尸神、灶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人的表现，记录人们的罪过，以让天曹依此对恶者进行处罚。第二，儒之伦理道德规范。占有该经最大篇幅的众善诸恶之说，共列出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多以儒家“三纲”、“五常”之义理为判断标准，如称“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等为善举，而判“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等为恶行。俞樾评价该书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第三，道家三缄其口，三善、三恶、古之慎言之说。因而《太上感应篇》所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等。众善诸恶中的“纵暴杀伤”、“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也多来自儒道。
《太上感应篇》不仅只简单地兼容了儒道思想，更是“突出了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天道承负。大大缩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劝化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行善积德。再之，《太上感应篇》流传之广，从帝王将相到渔樵耕牧，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有它的信奉者。当时许多世代书香人家，尽管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的案头大都放着教导子孙的教育范本，如《太上感应篇》与《文昌孝经》等。其次，《太上感应篇》流传之久，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半个世纪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还亲自作序褒扬。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将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来，这种善思想的传播也渐渐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回顾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开始零星出现，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至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诸如育婴社、普济堂、同善会、清节堂等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也开始涌现。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的《太上感应篇》，凭其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人间善业的兴起、发展、普及自当功劳不小吧。
三、倡导除恶行善助创和谐社会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则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创和谐社会的实践已达数年之久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奢靡浪费、家庭纠纷、盗窃抢劫、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毁坏生态等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作过全面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该阐述中，我们可推知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若能促使这些关系趋于和谐，即是在创和谐社会了，而《太上感应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恶思想对此有导向作用。
《太上感应篇》首先宣劝了26个善举，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等，实则教导我们树立善信念，并以慈善之心为人处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间之举皆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谐呢？“行善积德”当属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良方。接着《太上感应篇》所竭力主张去除的170个恶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关个人品行、家庭、经济、政治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林林总总，面面俱到。该作者认为，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恶行有：“以恶为能，忍作残害”、“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讪谤圣贤，侵凌道德”、“耗人货材，离人骨肉”、“乘危迫胁，纵暴杀伤”、“斗合争讼”、“贪冒于财，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恶行主要有：“抵触父兄”、“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等；经商的恶行有：“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等。为官的恶行有：“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妄逐朋党”等等；对待自然所犯的恶行如：“用药杀树”、“诃风骂雨”、“无故杀龟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社会里，此中有多少恶行是我们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了的 呢？诸恶不除，和谐社会永远只可能存在我们口头上，或在来世的彼岸里。所以，在当今邪恶已经累行的社会时期，“惩恶除恶”必然该是创和谐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种种恶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将逐渐趋于和谐。若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谐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虽生于中古，但对当时及现今广大民众修道成仙，对人间善业的发展，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创建都有不匪的现实意义，是一部极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