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省。香碧唾，春衫都凝。悄一似荼コ，玉肌翠帔，消得东风唤醒。青杏单衣，杨花小扇，间却晚春风景。最苦是、蝴蝶盈盈弄晚，一帘风静。
还省。香碧唾，春衫都凝。悄一似荼コ，玉肌翠帔，消得东风唤醒。青杏单衣，杨花小扇，间却晚春风景。最苦是、蝴蝶盈盈弄晚，一帘风静。
南山就是终南山，也称中南山。它是长安南郊的名山。
韩愈好游奇山，务必穷其形胜而不顾性命（《国史补·卷中》）。所以，他笔下的《南山》诗雄奇恣肆，卓荦不凡。不仅如摄影家运用广角镜头，从各个方位、季节，摄取了南山种种奇景，而且能勾出山之神态，渗入诗人的遭遇、心情、意趣。
此为五言古诗，计一百另二韵，分三段。此诗先写作诗的起因，刻镂山形，铺排山势、描写景物；中间插叙贞元十九年被贬南方时经过南山的情景；最后总承，又从不同角度，说出南山朴拙而奇特的一面。此篇可说是融合汉赋铺张雕绘之工，又效法了杜甫五言大篇之体制，炫露文才，尚奇新，不忌夸饰。
第一段至“阴霰纵腾糅”，言远眺中的南山，千姿万态，瞬息异状，惹人游兴，炽烈。此段分三层。
首层至“茫昧非受授”，写终南山的地理位置。
自“团辞试提挈”至“顷刻异状候”为第二层，总状遥望中的终南山。诗人使用了大量的动词：“凑”、“出”、“碎”、“蒸”、“通透”、“飘簸”、“融”、“凝”、“露”、“浮”、“褰”，挥写云山变幻之态。日出云散，始睹峰峦脉纹如缕，密布若绣；云岚勃起，山踪忽隐，但见“澒洞一片，山岘岚渐稀，忽能透霭见山；流云时而“飘簸”，时而“平凝”，山峦也随之忽露忽沉，忽静忽动；岚卷峦“浮”，形如“脩眉”新绿；云消峰竖，似鹏喙浴海。诗人运用浮云在山间舒卷给人造成的错觉，使静谧之山跃跃欲“浮”，跃跃欲“褰”。其中“缕脉碎分绣”句工细，“蒸岚相澒洞，表里忽通透”句雄奇，“天空浮脩眉，浓绿画新就”句清新，’孤木掌有绝，海浴褰鹏噣”句奇恣。此后，分写四季山景：春山草木“吐深秀”，沁芬芳，即使“嵂崒”的岩峦，也“软弱”似醉；夏山被“荫郁”的丛林“埋覆”，能见的只是“夏云多奇峰”；秋天，草木凋零，“癯瘦”的峰锷直刺“宇宙”；冬季，冰雪“琢镂”“危峨”，在“新曦”映照下，山色分外妖娆。诗人以瘦硬之语句，勾勒南山季节性的特征，从中还可悟出一些人生的哲理：事物总在不断地变化，坚硬的岩石，也会显得“软弱”；横亘半空的名山也难免被“埋覆”；代表冬季的颜色是“幽墨”，但装扮它的却是洁白的冰雪等等。
“西南雄太白”以下写太白山是第三层。太白也称太乙，是终南山的主峰。写太白就是写终南。其中“朱维方烧日，阴霰纵腾糅”句与王维《终南山》“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作用相近，但风格迥异。韩愈写得飞扬雄奇，王维之句则雄浑平和。
自“昆明大池北”至“脱险逾避臭”是第二段。可分四层。
首层至“始得观览富”。其中“绵联穷俯视，倒侧困清沤”六句，写诗人取道昆明池，往游终南，一路俯瞰水中山影，不肯稍瞬；称山影“困”于池而不能尽见；嫌周围四十里的昆明池，小如“清沤”，均委婉透出诗人对终南山的一往深情。“微澜动水面，踊跃躁猱狖”，言风吹波起，山影破碎，状若猿猱躁跃：想象奇特，造句瘦劲，乃韩愈的当行本色。“仰喜呀不仆”，写出行近终南，仰观南山时的心情，语平直而意深邃，其气直贯“崎岖上轩昂”二句。
第二层至“欲进不可又”，写诗人中途迷路，未能遂登山之愿。其中“行行将遂穷”以下九句，描摹诗人爬山时的心理，相当出色。他在岭阜之间奔走，寻觅登山之路，恨不得将南山周围的峰峦全都搬走；甚至想请神话中的夸蛾、巨灵移山，又怕违拗造化本意，为雷电呵诟。诗以此数句，作一顿挫，盘旋蓄势，逗出“攀缘脱手足”以下七句，明写攀山之艰，暗示诗人游兴之浓。
自“因缘窥其湫”至“峙质能化贸”为第三层，着重写游湫。其中“林柯有脱叶，欲堕鸟惊救。争衔弯环飞，投弃急哺鷇”，以“弯环飞”，状群鸟贴湖回翔，能传其神情；而“救”、“争衔”、“投弃”数词，与前“阴兽”“神物”相应，为此幽靓之境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它与前层相映：一苦一乐，一张一弛，有相反相生之妙；而神话的运用和渲染，则为结句作诗酬神之意埋一伏笔。末四句，言诗人于归途“回睨”，不能忘情南山，逗出二次游山。
自“前年遭谴谪”以下为第四层。言诗人于谴谪途中，再次游南山，终因冰雪封路，沿途杉篁披冰，枝若“蒲苏（刀剑）”，干如“介胄”，只得怅而返。
“昨来逢清霁”起，至“蠢蠢骇不懋”为第三段前层。诗人于贬谪遐方之后，擢任京官，乘兴往游，直登峰巅，视野顿然开阔。往昔视为畏途的峻岭大阜，尽伏眼底，只如五色斑斓的带“皱”石堆。此后，即用五十一个“或”字句，十四个叠句，形容千山万壑的诸种态势。对此，历来赞扬者多，批评者少。批评集中在“味短”“辞费”上。其实，韩愈作此诗目的在于状南山胜景，在于“体物”。因此，吸收了《子虚》、《上林》赋的手法入诗，抓住山壑峰峦小异之处，尽力铺张雕绘。这，决不是“味短”、“辞费”，而是按照题材，选择诗体（方世举称《南山》是赋体）的结果，是“以文为诗”的范例。其中连用“或”字，远绍《小雅·北山》（有十二个“或”字句），近承陆机《文赋》（连用八个“或”字句），加以参差变化，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诗风。句中多用骈字、时杂拗句，复以险韵出之，如“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戾若仇雠；或密若婚媾”之类即是。诗以一句一喻为主，其间错落地杂以四句一喻和二句一喻，连用排比，仍富变化。句式多变，有“或×若××”式，也有“或××若×”、“或若×××”及“或××××”，多种句式交互使用。形象中时寓议论，如“或如帝王尊，丛集朝贱幼，虽亲不亵狎，虽远不悖谬”，末二句包孕着人际关系的哲理。又如“ 或前横若剥，或后断若姤”以卦象状山：剥卦“ ”，为“地下山上”之象，有“不利有所往”的象征。在形容山态时，言己目前身在峰顶的处境，隐寓处世之道。就全诗章法而言，第一段由远眺而逗游兴，第二段言二次游山，历尽艰危而游兴不减，经层层盘旋作势，引满待发之后，至此，连用五十一个排比句和十四叠句，犹如长江黄河之水，经上游山峡壅阻之后，喷薄而出，一泻千里。就笔法而言，最初自山下眺望，两次往游：一系俯视水中倒影，一乃近瞩山径风光；此则绝顶鸟瞰，角度不一，写法迥异。山本静物，但在韩愈笔下均具动态，且原因各不相同：第一段是云岚舒卷而造成山“动”的错觉，第二段是风吹水动，引起山影破碎躁动；此段则是诗人游目四骋而造成的错觉。撰如此长诗，而能一笔不复，尤见韩愈才力之雄。自“大哉立天地”以下为后层。言终南山奇神灵，故诗人作诗以酬。
程学恂说：“读《南山诗》，当如观《清明上河图》，须以静心闲眼，逐一审谛之，方识其尽物类之妙。又如食五侯鲭，须逐一咀嚼之，方知其极百味之变。”此评极是。
《高帝求贤记》一文虽然短小，却清楚地说明了诏令求贤的原因、目的和方法。
刘邦起自布衣，对士人多有轻侮。但由于他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的天下多有赖于士人，为此他统一天下后，要治理天下，就急于寻访贤能之人，心情十分急迫。尽管此诏书是在刘邦在位晚年发布的，但这封诏书毕竟奠定了西汉的基本国策，功不可没。西汉大量贤士得到重用是在武帝宣帝时期。但是，要追溯西汉王朝的求贤历史，还要从这封诏书开始。
高帝刘邦求贤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高帝之所以求贤，则是因为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不同的层面，清醒地认识了经营天下与贤人辅的紧密联系。就历史而言，世之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文王在位五十年，国势强盛，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官适等贤人；世之霸主莫高于齐桓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管仲。就现实而言，贤人的重要性对高祖刘邦更是刻骨铭心。当初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超，商祖起于闾巷之间，拨乱诛暴，平定海内，终践帝祚。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用智能之士。高祖曾云：“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正因为知此，诏书才有“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云云。不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着眼于现实，刘邦都迫切感到需要贤士大夫来治理天下。
诏书以周文、齐桓自许，以古之贤士期待今之人，流露了刘邦希冀王霸之业的雄心以及渴求贤才的迫切。诏书云：不惟古之人有智慧有才能，今天下人亦然，只因人主不肯结交，致使贤者无由进升。如此归咎人君，便见高祖礼贤下士之意，显得顿挫而又警醒。高祖本意在于进用贤者以安定汉家，却云“与吾共安利之”；一个“利”字，巧妙地将自身的好处幻化成了贤人的利益。如此说来，高帝求贤便有了为贤者打算图谋的含义。诏书又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上文言“交”，此处言“游”，更表现出一种天子友匹夫的大度雍容的气度；尊之显之云云，则是直接诱之以势力。诏书结尾云：郡国若有贤者，“必身功为之驾”，“有而弗言，觉，免”；一个‘必”字、一个“免”字，再次表现了高帝求贤的精诚。由此可见，《高帝求贤诏》不仅层次划然，而且用语极具艺术性。
不过，政治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会是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温情脉脉牧歌。在封建社会，“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悲剧一次次重演，所谓贤者，所谓智能之士，常常难以摆脱这种历史的悲剧。
《毛诗序》说《周颂·敬之》是“群臣进戒嗣王”之作，不仅与诗中“维予小子”的成王自称不合，也与全诗文意相悖。无论从字面还是从诗意看，《周颂·敬之》的主动者都不是群臣，而是嗣王（即周成王）。诗序之所以说“群臣进戒嗣王”，或许是出于成王在周公辅佐下平定叛乱、克绍基业而又有所巩固发展的考虑，其善意用心无可厚非，却并不合乎实情。
此时的成王，已逐步走向成熟，他在《周颂·敬之》中要表达的有两层意思：对群臣的告戒和严格的自律。
首六句为第一层。成王利用天命告戒群臣，由于他的天子身份，因而很自然地具有居高临下的威势。“天维显”、“命不易”，形式上为纯客观的叙述，目的则在于强调周王室是顺承天命的正统，群臣必须牢记这点并对之拥戴服从。对群臣的告戒在“无曰”以下三句中表达得更为明显，其中“陟降”只能是由周王室施加于群臣的举措，而“日监在兹”与其说是苍天的明察秋毫，不如说是强调周王室对群臣不轨行为的了如指掌，其震慑的意旨不言而喻。
后六句为第二层。年幼的成王，面对年龄较长的群臣，往往采取一种谦恭的姿态，这里表达严于律己的意愿更是如此。成王自称“小子”，承认自己还很缺乏能力、经验，表示要好好学习，日积月累，以达到政治上的成熟，负起承继大业的重任。但是，群臣却不能因此而对成王这位年幼的君主轻略忽视，甚至可以玩之于股掌，成王并没有放弃对群臣“陟降”（此处偏重于“降”）的权力，也没有丝毫减弱国家机器“日监在兹”功能的打算，更重要的是，成王的律己，是在以坚强的决心加速自己的成熟即政治上的老练，进而加强对群臣的控制。年幼而不谙朝政的成王，群臣对之或许有私心可逞（但还会存有对摄政周公的顾忌）；而逐渐成熟的成王，决心掌握治国本领而努力学习的成王，群臣对之便只能恭顺和服从，并随时存有伴君如伴虎的恐惧。诗中的律己也就产生了精心设计的震慑。
《周颂·闵予小子》《周颂·访落》《周颂·敬之》《周颂·小毖》这一组诗，诗中由“闵予小子”、“维予小子”、“维予小子”到“予”述及的成王自称，可以体现成王执政的阶段性，也可看出成王政治上的成长和执政信心的逐步确立。
词的上片写霸王别姬，是用对比手法来写的。开头两句写项羽春风得意，言其当年在全国反抗暴秦的浪潮中乘机起事，犹如芳草应运而生，春风得意，枝繁叶茂，成为西楚霸王，天下无敌。这两句以芳草喻项羽，既生动形象，富有诗情画意，又贴近词题，颇为得体。“拔山”承上启下，写其由强变弱，由盛转衰，化用项羽的悲歌，浑化无痕，并巧妙地引出结尾二句。“饮罢”二句写霸王别姬。言帐饮之后，彼此分离，而虞姬何以对待项羽呢？言外之意是说她只有以死酬知己，相从于地下，这就自然地过渡到下片去。
词的下片咏虞美人草。“人间”二句言虞美人草为虞姬精诚所化，听到虞美人曲，就应拍而舞，千载之下，犹见其对项羽的精诚，世人不理解这一点，只是“贪看青青舞”，则辜负了虞美人的一片苦心。“暮然”句写虞美人草停止舞动。在这里，作者使用“敛袂”，写虞美人草静止不动，犹如美人整整衣袖，停止歌舞，既增加了意趣，又让人觉得格外生动。为什么虞美人停止舞动？“怕是曲中犹带、楚歌声”，引起虞姬怀旧情绪而不忍卒舞，用拟人笔法和心理描写的方式，推想虞美人草不舞的原因，赋予虞美人草以人的感情色彩，含蓄蕴藉，真挚动人。
总观全词，作者对虞美人草的遭遇是惋惜的，对虞美人草的品格是赞赏的。联系作者身世和南宋情况来看，作者是想借此词来讽刺和规劝南宋君臣不要沉溺于歌舞生活，招致亡国杀身之祸，而应发奋图强，收复失地，重振国威。同时，作者也是借此词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因此，这首词写得既豪放又婉约，是咏物词中的妙品。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