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子挺拔秀立,生命力强,加之有志向高洁,卓然不群的象征之意,历来是文人墨客丹青画手乐以歌咏描绘的对象。白居易这首《画竹歌》,通过对好友萧悦所画竹枝的再现与评价,赞扬了画家的高超技艺,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卓越的艺术思想。
协律郎:官名,正八品上,属太常寺,掌管音律。萧悦:兰陵(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人,善画竹。在杭州住过一段时期,与白居易过从甚密。
诗的开头四句落笔平直,首先告诉读者,竹子是最难以描绘的一种植物,古往今来,多少丹青妙手为此耗尽了自己的毕生心血,却鲜有画得和真竹相似者。而协律郎萧悦却独能下笔逼真,可谓绘竹第一人。以此设置悬念,激发读者阅读下文探求萧悦独得画竹之秘原因的好奇心。
接着,诗人从三个方面表现萧画的非凡不俗之处:一是将萧画与他人所画作对比,从而表现萧氏所画生机勃勃,枝活叶动,秀拔耸立;而他人所画竹身粗壮,臃肿不堪,枝叶萎靡,毫无生气。这是从侧面,以他人之画的拙劣来衬托萧画的不凡。其二是正面描写萧画竹子的环境、神态。野塘水边,埼曲岸侧,森森然有竹两丛,挺拔秀立。所谓“野塘水边埼岸侧”,是极力表现画面的野趣、奇趣。因为野塘曲岸,更容易形成一种远离人间烟火、超越世俗的气氛,与人格化的竹枝更相吻合。下文“婵娟不失筠粉态,萧飒尽得风烟情”是从画面的细处描写,是画中竹枝的特写镜头。婵娟是形容竹子神态的秀美,左思《吴都赋》:“其竹则檀栾婵娟,玉润碧鲜。”不失筠粉态,是指其逼肖真竹,表明图画连青嫩带粉的鲜态及在风惊烟锁的特殊环境中,摇曳多姿、萧洒脱俗的婀娜神态都毕现无遗。由于画得如此逼真,竟使诗人怀疑这不是画,而是真实的生长于泥土之中的竹子了,他回忆起在天竺寺前、湘妃庙里曾经见到过这样的竹子。这是第三层描写。“低耳静听疑有声”堪称是诗人的神来之笔,因为只有现实中的竹子才会在风吹之下发出婆娑之声。萧氏所画竟能使人产生这样的错觉,看来“丹青以来唯一人”之誉诚非虚言。
诗的最后一部分是感叹如此绝妙的绘画,竟然少有人赏识,诗人与画家只有相顾失笑,嘘唏感慨一番。然而岁月难驻,时光易逝,身怀绝技的画家已是手颤眼花,满头华发的老人了。这幅画便是他的绝笔之作。自此以后,再想求得他的画已是难乎其难了。言语之间充满了对画家的珍惜之情,无形中也抬高了这幅画竹的价值。
诗的开头曾评价萧氏画竹能够“下笔独逼真”,诗中通过萧画与别人所画的对比,萧画本身的神态和真实的竹子三个方面对“逼真”二字作了具体描述,可谓层层递进,结构严谨。关于“逼真”的好处,朱自清先生认为,“这个‘真’固然指食物,可是一方面也是《老子》、《庄子》里说的那个‘真’,就是自然,另一方面又包含谢赫的六法的第一项‘气韵生动’的意思,惟其‘气韵生动’,才能自然,才是活的不是死的。‘逼真’等于俗语说的‘活脱’或‘活像’,不但像是真的,并且活像是真的。”(《论逼真与如画》)宋人苏轼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也就是说,只追求形似并不足奇,写活,传神,有幽姿远韵,才是逼真的要求。白居易这首诗在描述萧悦的创作过程时曾说:“不根而生从意生”,也就是说萧氏事先成竹在胸,意在笔先。将个人意趣与大自然融而为一,来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这也是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之一。
新丰在今陕西临潼县西北,《汉书·地理志》新丰县注:“高祖七年置。”应劭曰:“太上皇思东归,于是高祖改筑城市街里以象丰,徙丰民以实之,故号新丰。”所以新丰这个地名本身便隐含着刘邦之父怀旧的感情。如今诗人与阔别十年之久的友人忽然在新丰市相遇,更易引发起对往日归事的追忆。几杯酒下肚,感情更加激动,情不自禁地慷慨悲歌起来。觥筹交错,热泪纵横,其场面是可以想象的。
三、四句忽发议论,“掬诚而出,人人所欲道,恰是人人所不能道。”(王文濡《历代诗评注读本》)。以相逢之喜泪反衬阔别十年之悲泪,又以阔别时间之久长烘托会面时间之短暂,把极其丰富复杂的感情表达得十分充分,使这两句议论成为全诗点睛之笔。此诗艺术上的成功又一次证明,诗歌并不绝对排斥议论,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沈德潜《说诗晬语》)。
前两句诗人用精炼的语言说明了吐蕃借唐朝内乱乘机攻占河湟的历史事实。萧关当时为河湟与内地之间重要军事关塞。萧关一陷,河湟阻绝,诗中用“隔断异乡春”形象地表明河湟与内地音讯不通,处于西地分裂局面的状况。此处,“春”者,非仅言季节或气候,更是指民族习惯,民族情感而言。郎士元《送李将军赴邓州》诗中有“春色临关尽,黄云出塞多”,是偏重于对边地气候环境的特征来说的。司空图在“春”字之前,冠上“异乡”,再形容为“隔断”,足见其非仅言河湟气候与内地不同,而是欲为读者指出,处于吐蕃统治下的河湟地区,人们已无法感受唐朝教化,况“蕃音虏曲直难分”,汉人也逐渐蕃化,民族感情亦渐消失,十分让人伤痛啊。句中“一自”和“隔断”包含时间的先后,也是事件的因果,暗含了诗人对分裂局面的沉痛心情。
后两句写诗人对汉儿学胡语感到不幸和痛心。“汉儿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写出诗人为之痛心,为之落泪的不幸事实。本来,华夷杂居,彼此感化,是很正常的,亦为史书或诗文所常见。“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胡儿向化新长成,犹自千回问汉王”。都反映了彼此和睦相处的情况。然而,这首诗中诗人所悲叹的是,因为长期沦陷,河湟汉儿已是语言改变,民族情感淡薄。诗人对此痛心嫉首,扼腕叹息。南宋陆游《送范舍人归朝》:“东都儿童作胡语,常时思此气生瘿。”写处于金朝统治的开封,汉家儿童的语言变化,与司空图反映的是同一种情况。
这首诗不重叙事,而在抒发感慨,寄寓情怀。四句中,前半偏重虚写,指出河湟失陷局势;后半采用实写,选用一典型事例作结,引出失地所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又是河湟长期失陷的结果,引人深思。诗人很少运用感情色彩浓厚的词汇来表现情感,但从“一自”、“却”等表时间和转折意义的词中,可以使读者体会到诗人内心强烈的感受。这种悲慨的诗风,会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这首民谣写的是一个被人称为“神鸡童”的长安小儿贾昌的奇遇,但讽刺的对象则显然不光是贾昌。他毕竟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正如“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一样,是愤激之词,也是一种反常的社会心理的写照。 “白罗绣衫随软舆”一句,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原来当今皇帝就爱斗鸡走马,所以“神鸡童”也就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唐诗中讽刺皇帝的诗篇不少,或则托言异代,或则咏物寄怀,大都辞旨微婉。象这样大胆直率,用辛辣的语言嘲笑当朝皇帝的,在文人诗里是很难见到的,只有民谣能作此快人快语。
全诗描绘了两个场面,一是贾昌随驾东巡,一是奉父柩西归雍州。第一个场面:“白罗绣衫随软舆。”在戒备森严、紧张肃穆的气氛里,一个十三岁的少年,穿着华美的白罗绣花衫,带着三百只喔喔啼鸣的红冠大公鸡,紧紧跟随在皇帝威严华贵的软舆后面,大摇大摆地前行,这真是亘古未有的奇观。唐玄宗此行是去泰山举行隆重的封禅大典,夸示他“奉天承命”、治国治民的丰功伟业,带上这么一支不伦不类的特殊仪仗队,真是滑稽透顶,荒唐至极。据陈鸿《东城老父传》记载:“开元十三年,(贾昌)笼鸡三百,从封东岳。”并没有说他紧跟在“软舆”后面,而诗中运用近乎漫画的手法,将这一史实作了艺术的夸张,形象鲜明,主题突出。
第二个场面:“差夫持道挽丧车。”贾昌的父亲贾忠是唐玄宗的一名卫士,随扈死在泰山下。“父以子贵”,沿途官吏为巴结皇帝面前的这位大红人──神鸡童贾昌,竟不惜为他兴师动众,征派民夫,沿途照料灵柩。死者并不是什么皇亲国戚,只不过是一个斗鸡小儿之父,却迫使无数劳动者为他抖威风,这场面着实令人啼笑皆非。诗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嘲笑、轻蔑和愤怒。
两个场面,构成了一出讽刺喜剧。剧里有一群白鼻子,主角是坐在软舆里的唐玄宗李隆基。这个喜剧形象鲜明,效果强烈,读起来,不但忍俊不禁,而且似乎听到了当时老百姓嬉笑怒骂的声音。这就是此诗的艺术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