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被贬长沙，久已成为诗人们抒写不遇之感的熟滥题材。《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贾生征见。汉文帝方受厘（刚举行过祭祀，接受神的福佑），坐宣室（未央宫前殿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对方）。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作者却独辟蹊径，特意选取贾谊自长沙召回，宣室夜对的情节作为诗材。在一般封建文人心目中，这大概是值得大加渲染的君臣遇合盛事。但诗人却独具慧眼，抓住不为人们所注意的“问鬼神”之事，讽刺晚唐幻想成仙、荒于政事的帝王。诗歌欲抑先扬，发出了一段新警透辟、发人深省的议论。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前幅纯从正面着笔，丝毫不露贬意。首句特标“求”“访”，仿佛热烈颂扬文帝求贤意愿之切、之殷，待贤态度之诚、之谦。“求贤”而至“访逐臣”，更可见其网罗贤才已达到“野无遗贤”的程度。次句隐括汉文帝对贾谊的推服赞叹之词。“才调”，兼包才能风调，与“更无伦”的赞叹配合，侧面烘托出贾谊少年才俊、议论风发、华采照人的精神风貌，诗的形象感和咏叹的情调也就自然地显示出来。这两句，由“求”而“访”而赞，层层递进，表现了文帝对贾谊的推服器重。如果不看下文，几乎会误认为这是一篇圣主求贤颂。其实，这正是作者故弄狡狯之处。
第三句承转交错，是全诗枢纽。承，即所谓“夜半前席”，把汉文帝当时那种虚心垂询、凝神倾听，以至于“不自知膝之前于席”的情状描绘得惟妙惟肖，使历史陈迹变成了充满生活气息、鲜明可触的画面。这种善于选取典型细节，善于“从小物寄慨”的艺术手段，正是李商隐咏史诗的过人之处。通过这个生动的细节的渲染，才把由“求”而“访”而赞的那架“重贤”的云梯升到了最高处；而转，也就在这高潮中开始。不过，它并不露筋突骨，硬转逆折，而是用咏叹之笔轻轻拨转——在“夜半虚前席”前加上“可怜”两字。可怜，即可惜。不用感情色彩强烈的“可悲”“可叹”一类词语，只说“可怜”，一方面是为末句——一篇之警策预留地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这里貌似轻描淡写的“可怜”，比剑拔弩张的“可悲”“可叹”更为含蕴，更耐人寻味。仿佛给文帝留有余地，其实却隐含着冷隽的嘲讽，可谓似轻而实重。“可怜”与“虚”连用，增强语气，虽只轻轻一点，却使读者对汉文帝“夜半前席”的重贤姿态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可谓举重而若轻。诗人引而不发，并未点出其原因，给读者留下了悬念，诗也就显出跌宕波折的情致，而不是一泻无余。这一句承转交错的艺术处理，精炼自然，浑然无迹。
末句方引满而发，紧承“可怜”与“虚”，一语中的——“不问苍生问鬼神”。郑重求贤，虚心垂询，推重叹服，乃至“夜半前席”，不是为了询求治国安民之道，却是为了“问鬼神”的本原问题。诗人仍只点破而不说尽——通过“问”与“不问”的对照，让读者自己对此得出应有的结论。诗人同时抓住“虚前席”“问鬼神”这两处细节，借题发挥，在议论中把讽刺君王昏聩弃贤和伤叹贤士怀才不遇两方面的意蕴融于一篇，足见其思想深刻、构思新颖。
《贾生》一诗文辞锋极犀利，讽刺辛辣深刻，感概深沉蕴藉，却又极抑扬吞吐之妙。由于前几句围绕“重贤”逐步升级，节节上扬，第三句又引而不发，末句由强烈对照而形成的贬抑便显得特别有力，这正是反跌手法的巧妙运用。从而揭露了封建统治者表面上求贤、敬贤，实际上不能识贤、任贤，揭示出在深受恩遇的表象下隐藏着不遇的实质。整首诗用唱叹有致的笔调发抒警策透辟的议论，在正反、扬抑、轻重、隐显、承转等方面的艺术处理上，都蕴含着艺术的辩证法，而其新警含蕴的艺术风格也就通过这一系列成功的艺术处理，逐步显示出来。
点破而不说尽，有论而无断，并非由于内容贫弱而故弄玄虚，而是由于含蕴丰富，片言不足以尽意。诗有讽有慨，寓慨于讽，旨意并不单纯。从讽的方面看，表面上似刺文帝，实际上诗人的主要用意并不在此。晚唐皇帝大都崇佛媚道，服药求仙，不顾民生，不任贤才，诗人矛头所指，显然是当时现实中那些“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封建统治者。在寓讽为主的同时，诗中又寓有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诗人夙怀“欲回天地”的壮志，但偏遭衰世，沉沦下僚，诗中每发“贾生年少虚垂涕”“贾生兼事鬼”之慨。这首诗中的贾谊，正有诗人自己的影子。概而言之，讽汉文实刺唐帝，怜贾谊实亦自悯。
这首诗描写了无处不在的春天，处处倾泻出活泼泼的生机，表现了诗人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抒发了诗人超尘出俗、思归田园的思想感情。
首联描写诗人信步走到东园、走过西堰，发现处处春意盎然。颔联诗人从时间长、空间广两方面写春光无处不在。“连”表示时间持续不断，“绝”表示分布很广，用词精炼而准确。颈联两句写细小的动态“鸟飞”、“鱼戏”，并夹杂了诗人的感受，“觉”、“知”非常细腻、逼真地传达出诗人面对大好春光时欣喜万分、轻松愉快的心理感受。尾联诗人笔锋一转，从另一个角度，即雨后天晴这一特定时段写春天山村里特有的静谧与洁净，扩大了春天的内涵，春天不仅生机勃勃，春光无限，而且还有明净与和谐。
这是一首吟咏春天的诗，以诗人特有的感觉感受春天，以诗人特有的笔触瞄写春天，清新自然，生机无限。尤其是第三联，“鸟飞村觉曙”与孟浩然的诗句“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春晓》），语意暗合。“鱼戏水知春”联想到苏试的名句“春江水暖鸭先知”（《惠崇春江晚景》），但不同的是，作者王勃从诗人的感受写起，流露出诗人内心的惊喜意外，而苏轼的诗句却是从鸭的感受写起，鸭子最先感受到春天江水温度的变化，诗人只是作纯客观的描述。
另外，诗人采取由面到点，点面结合的写作手法描写春天。第一、二联是面，“东园”、“西堰”、“四邻”是从地域上写春满人间，“连三月”是从时间上写春光无限。第三联是点，写“鸟飞”、“鱼戏”，把春意渲染得强烈浓郁、无处不在。
最后一联即景抒怀，抒发了诗人“何处染嚣尘”的出尘脱俗之心态。王勃面对色彩斑斓的春色，看到东园、西堰的花红柳绿，鱼鸟戏春，借“初晴山院里，何处染嚣尘”的明净美景，抒发了自己内心深处长期萌动的超尘出俗、思归田园的心态。
王梵志的诗作在唐初流传极广，后来却一直被封建正统派视为“下里巴人”，不能进入诗歌艺术堂奥。现存梵志诗相当大一部分从内容上说，是劝世劝善的诗体道德箴言，这类诗较少文学价值。梵志诗最有文学价值的，当推那些有意无意作出的世态人情的幽默、讽刺画，就像这首诗。
这首诗录自敦煌卷子本《王梵志诗》卷第三。诗用第一人称语气写来，类乎戏曲的“道白”。自夸有一处世法宝，这就是与世无争、息事宁人。这种旧时代人的一种“共相”，在诗人笔下得到个性化的表现。“与世无争”的概念并未直接说出，而通过诗中人活生生的语言：“相打长伏弱，至死不入县”来表述。被人欺负到极点，却死也不肯上县衙门申诉，宁愿吃亏，这是进一步写“相打长伏弱”，连“忍无可忍”的意气也没有。诗歌形象打上了封建时代弱者的烙印，散发着生活气息（“相打”、“伏弱”、打官司都来自生活）。而“价值百匹练”的夸口适足见出人物身分（以“百匹练”为贵，自然不是富人意识），表现出人物处境虽卑微而不自知其可悲。通过人物的语言，诗人刻画出了一个甘居弱小、不与人争的小人物形象。
这首诗录自费衮《梁溪漫志》卷十。与《我有一方便》一样，这首诗也用第一人称写，展现的却是一幅有趣的“三人行”的戏剧性场面。“骑大马”者与“担柴汉”，是贫富悬殊的两极。而作为这两极间的骑驴者，他的心情非常矛盾：他比上不足，颇有些不满（这从“独”字的语气上可以会出），但当他看到担柴汉时，便又立刻心安理得起来。诗人这里运用的手法是先平列出三个形象，末句一点即收，饶有情趣。章法也很独到。
这首诗真实地或略带夸张地写出了世人行为和心理上的某种通病，令人忍俊不禁，于笑中又有所反省。这首诗可作两种理解，既可看作是正经的、劝喻的，又可以读为揶揄的、讽刺的。但作正面理会则浅，作反面理会则妙不可言。这首诗作劝人知足看便浅，作中庸者的漫画象看，则惟妙惟肖。
梵志这首诗未必没有劝世的意思，诗人对笔下人物还很欣赏同情。但是，诗人没有作概念化的枯燥说教，而采用了“象教”——即将理予以形象地显现。而他所取的又并非凭空结想的概念化形象，而是直接从平素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积累中撷取来的。它本身不惟真实，而且典型。当诗人只满足于把形象表现出来而不加评论，这些形象对于诗人的思想也就具有了某种相对独立性和灵活性。当读者从全新的、更高的角度来观察它时，就会发现许多包含在形象中、然而不一定为作者所意识到的深刻的意蕴。王梵志这种性格解剖式的笔调犀利的幽默小品，比一语破的、锋芒毕露的讽刺之作更耐读，艺术上更高一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