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迷神引》是柳永五十岁后宦游各地的心态写照，是一首典型的羁旅行役之词。这首词深刻地反映了柳永的矛盾心理，特别是作为一名不得志的封建文人的苦闷与不满，有一定的思想意义。

　　词起句写柳永宦游经过楚江，舟人将风帆收卷，靠近江岸，作好停泊准备。“暂泊”表示天色将晚，暂且止宿，明朝又将继续舟行。从起两句来看，词人一起笔便抓住了“帆卷”、“暂泊”的舟行特点，而且约略透露了旅途的劳顿。可见他对这种羁旅生活是很有体验的。继而作者以铺叙的方法对楚江暮景作了富于特征的描写。“孤城暮角，引胡笳怨”描写的是：傍晚的角声和笳声本已悲咽，又是从孤城响起，这只能勾惹羁旅之人凄黯的情绪，使之愈感旅途的寂寞了。“暮角”与“胡笳”定下的愁怨情调笼罩全词。接着自“水南南”始描绘了南南江水，平沙惊雁，漠漠寒林，淡淡远山。这样一幅天然优美的屏画，也衬托出游子愁怨和寂寞之感。上片对景色层层白描，用形象来表达感受，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下片起两句直接抒发宦游生涯的感慨，接下来将这种感慨作层层铺叙。旅途劳顿，风月易逝，年事衰迟，是写行役之苦：“异乡风物”，显得特别萧索，是写旅途的愁闷心情；帝都遥远，秦楼阻隔，前欢难断，意乱神迷，是写伤怀念远的情绪。词人深感“旧赏”与“游宦”难于两全，为了“游宦”而不得不“旧赏轻抛”。“帝城”指北宋都城汴京，“秦楼”借指歌楼。这些是词人青年时代困居京华、留连坊曲的浪漫生活的象征。按宋代官制，初等地方职官要想转为京官是相当困难的，因而词人看来，帝城是遥远难至的。宋代不许朝廷命官到青楼坊曲与歌妓往来，否则会受到同僚的弹劾，于是柳永便与歌妓及旧日生活断绝了关系。故而词人概叹“帝城赊，秦楼阻”。

　　“芳草连空阔，残照满”是实景，形象地暗示了赊远阻隔之意；抒情中这样突然插入景语，叙写富于变化而生动多姿。结句“佳人无消息，断云远”，补足了“秦楼阻”之意。“佳人”即“秦楼”中的人，因种种原因断绝了消息，旧情象一片断云随风而逝。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仕途的厌倦情绪和对早年生活的向往，内心十分矛盾痛苦。可以说，这首《迷神引》是柳永个人生活的缩影：少年不得志，便客居京都，流连坊曲，以抒激愤；中年入仕却不得重用，又隔断秦楼难温旧梦，心中苦不堪言。苦不堪言却偏要言，这首词上片言“暂泊”之愁，下片道“游宦”之苦。大肆铺叙中见出作者心中真味，可谓技巧娴熟，意蕴隽永。

　　这是北宋词中的名篇之一，也是张先享誉之作。而其所以得名，则由于词中有“云破月来花弄影”之句。据陈师道《后山诗话》及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所引各家评论，都说到张先所创作的词中以三句带有“影”字的佳句为世所称，人们喻之为“张三影”。

　　这首词调下有注云：“时为嘉禾小倅，以病眠，不赴府会。”说明词人感到疲怠，百无聊懒，对酣歌妙舞的府会不感兴趣，这首词写的正是这种心情。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这首词开头三句是说，手执酒杯细听那《水调歌》声声，午间醉酒虽醒愁还没有醒。送走了春天，春天何时再回来？

　　其实作者未尝不想借听歌饮酒来解愁。但在这首词里，作者却写他在家里品着酒听了几句曲子以后，不仅没有遣愁，反而心里更烦了。于是在吃了几杯闷酒以后便昏昏睡去。一觉醒来，日已过午，醉意虽消，愁却未曾增减。张先一想到笙歌散尽之后可能愁绪更多，所以根本连宴会也不去参加了。这就逼出下一句“送春春去几时回”的慨叹来。这里上下两个“春”字，也就有了不尽相同的涵义。上一个“春”指季节，指大好春光；而下面的“春去”，不仅指年华的易逝，还蕴含着对青春时期风流韵事的追忆和惋惜。

　　“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上片后三句是说，临近傍晚照镜，感伤逝去的年景，如烟往事在日后空自让人沉吟。

　　此时已近黄昏，总躺在那儿仍不能消愁解忧，便起来“临晚镜”了。这个“晚”既是天晚之晚，当然也隐指晚年之晚，这同上面两个“春”字各具不同的涵义是一样的，只是此处只用了一个“晚”字，而把“晚年”的一层意思通过“伤流景”三字给补充出来罢了。这件“往事”，明明是可以成为好事的，但由于自己错过机缘，把一个预先定妥的期约给耽误了（即所谓后期），这就使自己追悔莫及。随着时光的流逝，往事的印象并未淡忘，只能向自己的“记省”中去寻求，但寻求到了，也并不能得到安慰，反而更增添了烦恼。这就是自己为什么连把酒听歌也不能消愁，从而嗟老伤春，即使府中有盛大的宴会也不想去参加的原因了。可是作者偏把这个原因放在上片的末尾用反缴的手法写出，乍看起来就像事情的结果，这就把一腔自怨自艾、自甘孤寂的心情写得格外惆怅动人。

　　上片写作者的思想活动，是静态；下片写词人即景生情，是动态。静态得平淡之趣，而动态有空灵之美。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下片前两句是说，鸳鸯于黄昏后在池边并眠，花枝在月光下舞弄自己的倩影。

　　作者未去参加府会便在暮色将临时到小园中闲步，借以排遣从午前一直滞留在心头的愁闷。天很快就暗下来了，水禽已并眠在池边的沙岸上，夜幕逐渐笼罩着大地。这个晚上原应有月的，作者的初衷未尝不想趁月色以赏夜景。不料云满晴空，并无月色，既然天已昏黑那就回去吧。恰在这时，意外的景色变化在眼前出现了。风起了，刹那间吹开了云层，月光透露出来了，而花被风吹动，也竟自在月光照耀下婆娑弄影。这就给作者孤寂的情怀注入了暂时的欣慰。此句之所以传诵千古，不仅在于修辞炼句的功夫，主要还在于词人把经过整天的忧伤苦闷之后，居然在一天将尽时品尝到即将流逝的盎然春意。这一曲折复杂的心情，通过生动妩媚的形象给曲曲传绘出来，让读者从而也分享到一点喜悦和无限的美感。这才是在张先的许多名句中唯独这一句始终为读者所爱好、欣赏的主要原因。

　　“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末四句是说，一重重帘幕密密的遮住灯光，风儿还没有停，人声已经安静，明日落花定然铺满园中小径。

　　结尾写词人进入室中，外面的风也更加紧了，大了。作者先写“重重帘幕密遮灯”而后写“风不定”，是说明作者体验事物十分细致，因为外面有风，如果帘幕不遮，灯自然会被吹灭，所以作者进了屋，就赶快拉上帘幕。但下文紧接着说“风不定”，是表示风更大了，纵使帘幕密遮灯焰仍在摇晃，这个“不定”是包括灯焰“不定”的情景在内。“人初静”一句，也有三层意思。一是说夜深人静；二是指府中的歌舞场面这时也该散了；三是结合末句见出作者惜花的一片深情。好景无常，刚才还在月下弄影的姹紫嫣红，经过这场无情的春风，恐怕要片片飞落在园中的小路上了。作者在末一句所蕴含的心情是复杂的，春天毕竟过去了，自嗟迟暮的愁绪更强烈了，然而幸好今天没有去赴会，居然在园中还欣赏了片刻春光，否则错过时机，再想见到“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动人景象就不可能了。

　　上片写作者的思想活动，是静态；下片写词人即景生情，是动态。静态得平淡之趣，而动态有空灵之美。作者未参加府会，便在暮色中将临时到小园中闲步，借以排遣从午前一直滞留在心头的愁闷。天很快就暗下来了，水禽已并眠在池边沙岸上，夜幕逐渐笼罩着大地。这个晚上原应有月的，作者的初衷未尝不想趁月色以赏夜景，才步入园中的。不料云满夜空，并无月色，既然天已昏黑那就回去吧。恰在这时，意外的景色变化在眼前出现了。风起了，霎那间吹开了云层，月光透露出来了，而花被风所吹动，也竟自在月光临照下婆娑弄影。这就给作者孤寂的情怀注入了暂时的欣慰。此句之所以传诵千古，不仅在于修辞炼句的功夫，主要还在于词人把经过整天的忧伤苦闷之后，在一天将尽品尝到即将流逝的盎然春意这一曲折复杂的心情，通过生动妩媚的形象给曲曲传绘出来，让读者从而也分享到一点欣悦和无限美感。

　　王国维《人间词话》则就遣词造句评论说：“‘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这已是权威性的评语。沈祖棻说：“其好处在于‘破’、‘弄’二字，下得极其生动细致。天上，云在流，地下，花影在动：都暗示有风，为以下‘遮灯’、‘满径’埋下伏线。”拈出“破”、“弄”两字而不只谈一“弄”字，确有过人之处，然还要注意到一句诗或词中的某一个字与整个意境的联系。即如王国维所举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如果没有“红”、“春”二词规定了当时当地情景，单凭一个“闹”字是不足以见其“境界全出”的。张先的这句词，没有上面的“云破月来”（特别是“破”与“来”这两个动词），这个“弄”字就肯定不这么突出了。“弄”之主语为“花”，宾语为“影”，特别是那个“影”字，也是不容任意更改的。其关键所在，除沈祖棻谈到的起了风这一层意思外，还有好几方面需要补充说明的。第一，当时所以无月，乃云层厚暗所致。而风之初起，自不可能顿扫沉霾而骤然出现晴空万里，只能把厚暗的云层吹破了一部分，在这罅隙处露出了碧天。但云破出未必正巧是月光所在，而是在过了一会儿之后月光才移到了云开之处。这样，“破”与“来”这两个字就不宜用别的字来代替了。在有月而多云到暮春之夜的特定情境下，由于白天作者并未出而赏花，后来虽到园中，又由于阴云笼罩，暮色迷茫，花的风姿神采也未必能尽情地表现出来。及至天色已暝，群动渐息，作者也意兴阑珊，准备回到室内去了，忽然出人意表，云开天际，大地上顿时呈现皎洁的月光，再加上风的助力，使花在月下一扫不久前的暗淡而使其娇艳丽质一下子摇曳生姿，这自然给作者带来了意外的欣慰。

　　首联， 一“初”字，道出了诗人对于惊蛰节气的喜爱。初，意味着春天的初次相见，带着期待与期盼，一切如纳兰容若所写的那句词“人生若只如初见”。一切刚刚好，一切都重新开始，一切又孕育新的希望。

　　颔联，桃花，鹰化为鸠，都属于惊蛰的三候现象。一候，桃始华：桃，果名，花色红，是月始开。二候，仓庚鸣：庚，亦作鹒，黄鹂也。《诗》所谓“有鸣仓庚”是也。《章龟经》曰：“仓，清也;庚，新也。感春阳清新之气而初出，故名。”其名最多;《诗》曰“黄鸟”,齐人谓之“搏黍”,又谓之“黄袍”,僧家谓之“金衣公子”，其色鵹黑而黄，又名鵹黄，谚曰：“黄栗留黄莺”，莺儿皆一种也。三候，鹰化为鸠：鹰，蛰鸟也，鹞鹯之属;鸠，即今之布谷。“桃花”本来是为了对仗“老鹰”，为了照顾平仄，将“老鹰”对调成“鹰老”。于文义并无大害。“开”对“化”，“蜀锦”对“春鸠”，都是很工整的。

　　颔联的春意是浓烈的，自古吟咏桃花的诗作，是令人惊叹的。前有《诗经》，“桃花夭夭，灼灼其华”;唐有张志和，“桃花流水鳜鱼肥”；崔护，“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宋有东坡居士，“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明有唐寅，“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当酒钱”等等。千古以来，桃花就代表了春的使者，令无数诗人灵感乍现，佳作迭起。惊蛰，不但叫醒沉睡的小动物们，也唤醒诗人们的灵感与才情。这大概就是惊蛰的魅力吧。除了一候桃花，惊蛰节气的另外两候信使也一并到来：“二候杏花，三候蔷薇”。因而，杏花春雨江南;满苑蔷薇香伏虎，半池柽柳水生魂，这些优美的词句，都是为了赞美惊蛰时节的春天。有桃花，杏花，蔷薇三君，春天就足以惊艳天下了。

　　颈联，充满生机与禅意。这时候，万事万物都拼命生长，正如老子《道德经》所说：万物并作。万物生长的季节，给了老子思考的空间，孕育了他道家哲学的“无、有”思想。恒有欲，以观其缴;恒无欲，以观其妙。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我们人类，也应该按照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现象，来看待处理我们身边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草木有萌发，就会有枯萎。所以，这样一个催迫万物生长的季节，给予老子提供了新的哲学概念。而无数文人墨客，也在这变化之中，期待着生命里的一场浪漫之旅。事实上，萌发的岂止是草木，更有一颗颗渴望自由的心灵。当诗人看到这些萌芽儿，一个个都长得整整齐齐，仿佛在互相打招呼，一切就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这首词写得宛转轻灵，工于寄托，于淡淡的语气中寄寓词人曲折蕴藉的情感，仍然具有自己新颖的角度和鲜明的个性。

　　上片写水仙。开端三句：“楚江湄，湘娥乍见，无言洒清泪。”词人把水仙观照为湘娥，用风神清洁、凝眸含泪的湘水之掩辣趁动人的情状笼罩全仙徒然伫立着，无人爱怜，美好情思无所寄托，而一个“空”字则把词人失意、怅惘、落寞的情绪流礴尽了，抒发出人品高洁而难有知音的慨叹，于咏物中写出了词人的心、情。“凌波路冷秋无际，香云随步起”是由春入秋，秋是虚写，是词人的心理感受，散发出无边萦瑟轻冷的寒意。“香云随步起”描写水仙之娜香缭绕上升，仪态袅娜。此词写到这里，于淡淡的动人哀思的春意中给人增添了一份冷寂的秋感。读者可体会得到这是词人心境凄黯的写照。上片结句“漫记得、汉宫仙掌，亭亭明月底”，当是由眼前景物水仙联想到汉宫前捧承露盘的金铜仙人在明月下的亭亭玉影。词人所感，与所谓“感时花溅泪”者同一苦衷。“漫”与上文的“空”字照应，宛转地抒发了词人对宋室的眷念但却无所作为的怅惘之怀。

　　下片写人惜水仙，进一步写情思。“冰弦写怨更多情，骚人恨，枉赋芳兰幽芷”，“怨”字道出了全词主题。这几句词人命意用辞很有独到之处：以有声的冰弦比无声的水仙，把视觉感受错置为听觉感受，于视觉之外再获得听觉上的美感。下二句“春思远，谁叹赏、国香风味”，传统诗词中常以兰为国香，这里词人则以水仙为国香，认为它春思悠远，韵味深长，感慨此国香风味不为世人欣赏、怜爱，这与黄庭坚《次韵中玉水仙花》中的“可惜国香天不管，随缘流落小民家”有异曲同工之妙。至此，词笔一转，着重写到自身，“相将共、岁寒伴侣”写水仙与人相亲相伴，共作岁寒之友。因水仙冬生，“岁寒”二字正切其性。在词人看来，水仙丝毫不逊色于松、竹、梅岁寒三友。“小窗净、沉烟熏翠袂”，写在惜花者所居处，水仙摆放在明净的小窗前，沉水香的缕缕轻烟缭绕着水仙抽出的绿叶。描写得极其淡雅而意境清幽。结语“幽梦觉，涓涓清露，一枝灯影里”，写惜花者一觉幽梦醒来时，灯影中目光迅速地被一枝身上带着涓涓清露的水仙吸引住，语气极淡，然清逸之韵使人回味无穷。

　　这首词借湘妃、洛神来写水仙的芳魂玉魄，极力突出水仙飘逸高洁的品性。综观全词，咏物凝神观照、摆脱凡思，抒情宛转轻灵、淡雅清幽，引事用典十分贴切，又注意到处处照应。作者的才情与功力由此篇可见一斑。

　　这篇文章以扬为抑，褒中有贬，在探究北宋立国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原因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文章条理清晰，措辞委婉，情感恳切坦诚，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

　　此文大致可分为五段。第一段是交代写作缘起。宋神宗赵顼是一个有志图强的年轻皇帝，公元1067年即位。即位时只有二十岁，出于谋求富国强兵、改变“本朝”积弊的迫切愿望，他即位第二年便召见王安石进京议对。此时王安石已近“知天命”之年，其经历、见识很不一般。他从少年时起即胸有“轩冕”之志，曾自言“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出仕前又跟随宦游四方的父亲到过岭南、江苏的不少地方，对于下情已有所体恤。中经丁忧，二十一岁人京应礼部试，首试即中，以第四名的好成绩登杨真榜进士。王安石由于个性拗强，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素有“矫世变俗之志”，名播朝野。神宗早在东宫时已闻王安石大名，继位后，对这位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提出“改易更革”主张的王安石十分倚重。这次把他由江宁召回京都，就是向他咨询北宋百年来没出大乱子的问题，要他当面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面对皇上，口头回答这么重大的问题，难无惶恐，加之时间紧迫，未敢迁延，来不及详对，即告辞返回。事后，他又觉得不符合近臣侍奉君主的道理，遂写了这篇《札子》，进一步申述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实行变法的实际需要和理论依据。神宗激赏此文，次年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变革遂张。此文可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声。

　　第二段是对“本朝”自开国皇帝赵匡胤至仁、英二宗的一一称颂，从而作出“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初步答案。既然是百年的事，自然以前几任皇帝都得提到。宋太祖因是开国之君且较有作为，所以说得较多，其余太宗、真宗、英宗都是一句带过，唯独对宋仁宗所论最详。这倒不是仁宗特别英明，而是因为他在位时间长，而暴露出的问题最多，后遗症亦最‘大，所以必须加以详尽分析。

　　第三段，作者以“从官”的身分极言仁宗的所谓政绩美德，称颂他“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王安石认为仁宗当皇帝时，对上尊崇天意，对下兼听众议，宽仁恭俭，做得自然而又始终如一。尤可贵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审理案件力求给犯人留一条活路，而对于官吏扰民深恶痛绝。对外不忍兴师动众，对内赏罚合理，不信谗言，处处依法办事。皇帝给监察机关带了个好头，所以各级官吏不敢擅自发号施令。也不敢做伤害百姓的事。自西夏归顺宋朝后，再没有发生较大的边境民族叛变之事。这样边民可免遭战乱之灾，内地民众亦可安居乐业。皇亲国戚不敢触犯法令，他们立身行事有的比百姓还谨慎，这是刑法公道所收到的成效。上百万军队是稳定的，一旦有贪污盗窃的人，很快便被揭露，至于在灾荒之年趁火打劫的人，会立即被破获，而皇帝身边的人也不敢擅作威福，索取贿赂。奸佞贪婪者偶被录用，但不能长久。各级官吏的任命提升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并无遗珠之憾，这是任人唯贤和依靠法制的结果。由于深得人心，所以在仁宗皇帝去世时，人们就像死了亲生父母一样悲痛万分。

　　第四段篇幅比上段略短，却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也是作者的醉翁之意之所在。头一句开门见山，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可谓深中腠理。这些弊病分别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皇帝朝夕共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妇女，临朝理事，又不外是一些琐碎之务，远不如那些有作为的国君，能同士大夫一起研讨先王的治国之法，从而在全国加以推行。二是对于事物不分名与实，一切听凭自然而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虽任用了贤人，但小人也占据一定职位；正确的言论皇帝不是不听。但错误的主张也时时被采纳。三是没能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以诗赋和背诵古书的办法取士，论资排辈、按科名资历任用官吏，而没能采取必要的考核措施。四是监察机关（监司）没有称职的官员，边将不是由军队中有指挥经验的人担任，而是任命一些并无军事知识和指挥能力的人充当。五是官吏调动频繁难以考核其政绩，而“游谈之众”便以假乱真，贤人反被埋没；靠私交、“走后门”扩充自己声望的人，大都成了高官；不靠后台、对公事尽职尽责的人，有时反被打击排挤，故而上下偷懒，一味取悦于人；贤人有职无权，才能得不到发挥，实等同于庸人。六是沉重的徭役造成农民破产，而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兴办整修农田水利等等。七是边防部队没有进行训练整顿，其中多有疲惫衰老者；内地驻军全是兵痞无赖，没能改变五代以来在养兵问题上笼络迁就的坏风气。八是对于皇族成员不曾经过严格教育和选拔，竟然委以重任，这不符合先王奖优罚劣的用人原则。九是朝廷对于理财，大都没有恰当的办法，所以尽管皇帝本人很节俭而百姓并不富裕，皇帝对国事百般操劳而国家却不强盛；幸而没有外患，也没遇到特大天灾，所以一百多年来没有出乱子。十是虽说事在人为，但“本朝”的创建和存在却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显然，以上十条，没有一条不是对北宋朝廷的严厉批评。遗憾的是后世读者曾对王安石的这一苦心孤诣产生了误解，认为“虽日人事……此其所以获天助”之说，是对北宋的歌功颂德，把功劳归于皇帝和上天，表现了他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实则相反，这是王安石改革主张彻底性的实际表现。因为这十条的寓意在于北宋王朝已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仅仅靠上天帮助的偶然性得以维持，如不改革，绝无出路。《宋史》本传载：神宗诏问“为治所先”，王安石对日“择术为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宋以来因循守旧的现行治术，而主张必须择取和制订足以对付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新的治国方案。

　　第五段指出“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也不能理解为作者对宋神宗的吹捧。鉴于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有作为的大臣的满腹牢骚，也只能是委婉地、甚至是违心地加以表述。这一段话虽不多，但分量很重，它无异于警告赵顼说：天助是靠不住的，人事也不可有始无终，即使你对这些话很忌讳，因此而怪罪我，我也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从而忠告你必须重新选择（择术为先）有助于变法图强的“人事”。成败在此一举，你如听取劝告，留心国事，实施变法，这便是天下人的一大福份!王安石的这些话中之话何等尖锐，哪里有什么美化和吹捧的意味！

　　特点一：本文组织严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论述明白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特点二：措辞委婉，情感直白坦诚。语言表达上谦恭委婉。如一、五段，极尽臣子之礼。表述思路上以颂扬为铺垫，寓贬于褒、以扬为抑。如二、三、四段。由此，王安石剖析了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指出因循守旧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特点三：在语言方面，本文很好地运用了对偶、排比等手法，使字句音节铿锵，为文章生色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