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饥望路人，谁能颜色温。
笑忆枯鱼说，诙谐老漆园。
湘累不得禄，哀怨写荃荪。
千年涧谷松，惭愧雨露恩。
思为万乘器，顾掩斧凿痕。
持饥望路人，谁能颜色温。
笑忆枯鱼说，诙谐老漆园。
湘累不得禄，哀怨写荃荪。
千年涧谷松，惭愧雨露恩。
思为万乘器，顾掩斧凿痕。
上片写景，由室内写到帘外，是寓情于景。
“帘幕疏疏风透，一线香飘金兽”这两句通过对细风透进帘幕、香炉缕缕飘香的描绘，明写官妓刘淑奴闺房的幽雅芳美，暗写前来幽会告别的环境气氛，隐含越是美好、越是值得留恋，越是幽静、越是格外凄清的弦外之音。
“朱栏倚遍黄昏后”二句，紧承首二句而来，由室内转而写室外，由黄昏写到深夜，勾勒出倚遍每一根栏杆、凝视着画廊上如昼月光的生动画面，传达出回忆往昔并肩倚栏，携手赏月，而今恋恋不舍，依依惜别的愁绪。原来她从寂寞空房的炉烟袅袅记起当时两情绻缱的往事，如今离分两地，叫人思量。所以她不禁由室内走出帘外，在朱栏绕护的回廊上，一遍又一遍地倚栏望着，从白天盼到黄昏，从黄昏盼到浩月流辉的深夜。“月华如昼”，说明这是一个月白风清的良夜，往日相聚，两人浓情密意，喁喁低语，何等欢爱；可是而今天各一方，形单影只，欲语无人谁诉。教人深深惆怅。上片四句全部写景，而字里行间则洋溢着离愁别绪，因为往昔天天如此，而从今以后却不复再见了，对景伤情，万般无奈之意，尽在不言中了。这两句主要从时间上着笔，写离别之人从黄昏到深夜，倚遍栏杆，离愁无限，对月无绪的痛苦情态。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上片写法正是如此。
下片在上片写景的基础上，着重抒情，借外景反衬内心的苦闷，是以景衬情。
“别离滋味浓如酒，著人瘦。”这两句是全词的主调，这种“别离滋味”只有自己深深地感到，要说出来却又十分抽象。词人在这里用“浓于酒”一词来形容描写这种离愁别绪的浓烈程度，这就使抽象的情感物态化、具体、形象，它不仅将比酒更浓烈的离愁别恨极为生动形象地勾画出来，而且将词人借酒浇愁的神态巧妙勾出，收到一箭双雕的艺术效果。正因为如此，“著人瘦”一句便水到渠成，落到了实处。这种离愁竟使人为之憔悴，其滋味便可想而知了。
“此情不及墙东柳，春色年年依旧”紧承前句而来，前两句写离愁滋味超过浓酒，进行正面对比；这两句写别情不及墙柳，则从反面衬托：柳叶只枯黄萎落于一时，春风一吹，柳色如故。言外之意，人一离别，各自天涯，是否能再续旧情，可就说不准了。这一反衬，由眼前的墙东柳触发而起，既信手拈来，又新奇贴切，极为深切地道出了内心深处的惆怅之情和缠绵悱恻之意，这就成为全词的点睛之笔。
这首词写景纯用白描，毫不雕饰，清新流丽，而情寓其中；写情，直抒胸臆，决不做作，层层转跌，入木三分。其中绝无香泽绮罗之态，唯有不加矫饰之情。使词作具有清新流丽的风格特征。（池万兴）这首词风调清丽，情致缠绵，在婉约词中也属上乘之作。 （郑临川）
这两首诗是苏轼在去往新城途中，对秀丽明媚的春光，繁忙的春耕景象的描绘。第一首诗主要写景，景中含情。第二首着重抒情，情中有景。
清晨，诗人准备启程了。东风多情，雨声有意。为了诗人旅途顺利，和煦的东风赶来送行，吹散了阴云；淅沥的雨声及时收敛，天空放晴。“檐间积雨”，说明这场春雨下了多日，正当诗人“欲山行”之际，东风吹来，雨过天晴，诗人心中的阴影也一扫而光，所以他要把东风视为通达人情的老朋友一般了。出远门首先要看天色，既然天公作美，那就决定了旅途中的愉悦心情。出得门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迷人的晨景：白色的雾霭笼罩着高高的山顶，仿佛山峰戴了一顶白丝绵制的头巾；一轮朝阳正冉冉升起，远远望去，仿佛树梢上挂着一面又圆又亮的铜钲。穿山越岭，再往前行，一路上更是春光明媚、春意盎然。鲜艳的桃花，矮矮的竹篱，袅娜的垂柳，清澈的小溪，再加上那正在田地里忙于春耕的农民，有物有人，有动有静，有红有绿，构成了一幅画面生动、色调和谐的农家春景图。雨后的山村景色如此清新秀丽，使得诗人出发时的愉悦心情有增无减。因此，从他眼中看到的景物都带上了主观色彩，充满了欢乐和生意。野桃会“含笑”点头，“溪柳”会摇摆起舞，十分快活自在。而诗人想象中的“西崦人家”更是其乐无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田间小憩，妇童饷耕；春种秋收，自食其力，不异桃源佳境。这些景致和人物的描写是作者当时欢乐心情的反映，也表现了他厌恶俗务、热爱自然的情趣。
第二首继写山行时的感慨，及将至新城时问路的情形，与第一首词意衔接。行进在这崎岖漫长的山路上，诗人联想到人生的旅途同样是这样崎岖而漫长。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阴风惨雨，也有雨过天晴。诗人不知不觉中放松了缰绳，任马儿沿着潺潺的山溪缓缓前行。马背上的诗人低头陷入了沉思。三、四两句颇见性情，很有特色，脍炙人口。“散材”、“疲马”，都是作者自况。作者是因为在激烈的新、旧党争中，在朝廷无法立脚，才请求外调到杭州任地方官的。“散材”，是作者自喻为无用之才。“搜林斧”，喻指新、旧党争的党祸。即使任官在外，作者也在担心随时可能飞来的横祸降临，即便是无用之材，也畏见那搜林的利斧。作者对政治斗争、官场角逐感到厌倦，就像那久在沙场冲锋陷阵的战马，早已疲惫不堪，很想听到鸣金收兵的休息讯号。所以，作者对自己此时这样悠然自在的生活感到惬意。他在饱览山光水色之余，想到了前几日霏霏春雨给茶农带来的喜悦，想到了为官清正的友人新城县令晁端友。临近新城，沉思之余，急切间却迷了路。诗的最末两句，就写诗人向田园中农夫问路的情形，同时也暗用《论语·微子》的典故：两位隐士长沮、桀溺祸耦而耕，孔子命子路向他们问路，二人回答说：“滔滔者，夭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诗人以此喻归隐之意。
两首诗以时间先后为序，依原韵自和，描绘“道中”所见所闻所感，格律纯熟，自然贴切，功力深厚。尤其是第一首“野桃”、“溪柳”一联倍受后人激赏，汪师韩以为是“铸语神来之笔，“常人得之便足以名世”（《苏诗选评笺释》卷二）。其实不仅此联，即如“絮帽”“铜钲”之比拟恰切，“散材”、“疲马”之颇见性情，也是诗中妙对。
“诗”有“四始”，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具体提出来的。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他的话不一定可靠，而“四始”云云，据说又是来自鲁诗之说。而作为毛诗学说思想体系的《毛诗序》，却又仅仅把风、小雅、大雅和颂四种诗类作为“四始”。其实，自古以来虽然都讲“四始”，而他们的说法又是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的。他们重视“四始”，实际代表了他们对整部《诗经》编辑思想体系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诗的观点，整部《诗经》，都是反映和表现王道教化的，所以郑玄笺说：“‘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因此，每类诗的第一篇，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根据毛诗的解释，司马迁所说的四篇“始诗”都是赞“文王之道”、颂“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阴行善”，招贤纳士，致使吕尚、鬻熊、辛甲等贤士来归，并先后伐犬戎、密须、黎国、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于丰，作丰邑，奠定了周部族进一步壮大的雄厚的基础。（见《史记·周本纪》）他在世时，虽然没有实现灭殷立周、统一中原的宏愿，但他的“善理国政”，却使周部族向外显示了信誉和声威，为他儿子周武王姬发的伐纣兴国铺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威德普被、神圣而不可超越的开国贤君。《诗经》中很多诗篇歌颂、赞美他，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礼记·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升歌《清庙》。”《礼记·祭统》：“夫人尝禘，升歌《清庙》，……此天子之乐也。”《礼记·孔子燕居》：“大飨，……两君相见，升歌《清庙》。”《礼记·文王世子》：“天子视学，登歌《清庙》。”可见，它的意义已不只是歌颂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
然而，这篇“颂始”，到底是叙写的什么内容，历代的《诗经》学者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毛诗和鲁诗认为是祭祀文王，咏文王之德。而《尚书·洛诰》以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时用的歌舞辞，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现。可是郑玄笺提出清庙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庙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征而已。于是也就有人认为《清庙》只是“周王祭祀宗庙祖先所唱的乐歌”（高亨《诗经今注》），并不一定是专指文王。不过，从“四始”的特点来看，说是祭祀文王的乐歌，还是比较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