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白居易应和好友元稹的诗。首句“靖安宅里当窗柳”，元稹住宅在长安靖安里，他的夫人韦丛当时就住在那里，诗人写元稹的住宅，诗句就自然联系到元稹的妻子。“当窗柳”意即怀人。唐人风俗，爱折柳以赠行人，因柳而思游子，这是取柳丝柔长不断，以寓彼此情愫不绝之意。这诗句里，表现出韦丛天天守着窗前碧柳、凝眸念远的情景，她对丈夫的怀念之情很深。

　　次句“望驿台前扑地花”是写元稹。元稹当时在四川广元，春意阑珊，落红满地。元稹一人独处驿邸，见落花而念家中如花之人。这一句巧用比喻，富于联想，也饶有诗情。

　　三句“两处春光同日尽”，更是好句。“尽”字如利刀割水，效果强烈，它含有春光尽矣、人在天涯的感伤情绪。“春光”不单指春天，而兼有美好的时光、美好的希望的意思。“春光同日尽”，也就是两人预期的欢聚落空了。

　　这样，就自然导出了“居人思客客思家”。本来，思念决不只是限在这一天，但这一日既是春尽日，这种思念之情便更加重了。一种相思，两处离愁，感情的暗线把千里之外的两颗心紧紧联系起来了。

　　诗的中心是一个“思”字。全诗紧扣思字，含蓄地、层层深入地展开。首句“当窗柳”，传出闺中绮思，次用“扑地花”，写出驿旅苦思。这两句都通过形象以传情，不言思而思字灼然可见。三句推进一层，写出了三月三十日这个特定时日由希望转入失望的刻骨相思。但仍然没有直接点出，只用“春光尽”三字来写，很有含蓄之妙。四句更推进一层，含蓄变成了爆发，直点“思”字，而且迭用两个思字，将前三句都绾合起来，点明诗旨，收束得很有力量。此诗诗格与原作一样，采用“平起仄收”式，但又与原诗不同，开篇便用对句，而且对仗工稳，不仅具有形式整饬之美，也加强了表达力量。因为，在内容上，这两句同时写双方，用了对句，就表现出双方感情同等深挚，相思同样缠绵，形式与内容和谐一致，相得益彰。又由于用对局开篇，用散句收尾，章法于严谨中有变化，也就增加了诗的声情之美。

　　此词的突出特点在于，把即事叙景与直抒胸臆巧妙结合起来，用凌云健笔抒写慷慨激昂，奔放郁勃的感情，悲壮沉雄发场奋厉的格调。

　　文学作品的艺术力量在于以情感人。古今中外的优秀诗作，无不充溢着激情。该词即是如此。作者与陈亮，都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爱国词人，都怀有恢复中原的大志。但南宋统治者不思北复中原。因而他们的宏愿久久不得实现。当时，词人正落职闲居上饶，陈亮特地赶来与他共商抗战恢复大计。二人同游鹅湖，狂歌豪饮，赋词见志，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这首词，就是当时相互唱和中的一篇佳品。词中，作者胸怀对抗战恢复大业的热情和对民族压迫者、苟安投降者的深切憎恨，饱和笔端，浸透纸背。正如周济所云：“稼轩不平之鸣，随处辄发，有英雄语，无学问语”（《介存斋论词杂著》）。词人这种慷慨悲凉的感情，是运用健笔硬语倾泻出来的，因而英气勃郁，隽壮可喜。

　　周济还指出：“北宋词多就景叙情，……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介存斋论词杂著》）。与以情为中心的就景叙情不同，即事叙景是以叙事为主干，以抒情为血脉，以写景作为叙事的烘染或铺垫。这首词的上阕，便采用了即事叙景的艺术手法。在追忆“鹅湖之会”高歌豪饮时，以清冷孤寂的自然景物烘染环境氛围，从而深刻地抒发了词人奔放郁怒的感情。

　　作者作为一名忠愤填膺的抗成志士秉笔作词，胸中沸腾的激情难以遏制，不免直泻笔端。“老大那堪说。”直写心怀，感情极为沉郁。“那堪”二字，力重千钧，义蕴极为丰富。当此之时，英雄坐老，壮志难酬，光阴虚度，还有什么可以说的！然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步出夏门行》）。以收复中原为已任的志士们，胸中的烈焰是永远也不会熄灭的。因此，下面“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两句，抒发了作者的壮怀，并且与陈亮的“同志”之情拍合。“元龙”、“孟公”，皆姓陈，又都是豪士，以比陈亮：“臭味”谓气味相投，“瓜葛”谓关系相连。作者与陈亮友谊既深，爱国之志又复相同，因而引以为快事。不久前，两人“憩鹅湖之清阴，酌瓢泉而共饮，长歌相答，极论世事”（辛《祭陈同父文》）这是大慰平生的一次相会，故在此词中津津乐道：“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词人时在病中，一见好友到来，立即与之高歌痛饮，彻夜纵谈。

　　他们志在恢复中原，心无俗念，视富贵轻如毛发，正笑世人之重它如千钧。讨论世事时硬语盘空（韩愈《荐士》诗：“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足见议论有力。这几句是他们交谈时情景的实录。因为写在词里，故顺笔插入自然景物的描写。积雪惊堕，状述二人谈吐的豪爽；孤月窥窗，衬映夜色的清寂。英雄志士一同饮酒高唱，雄壮嘹亮的歌声直冲云霄，竟惊散了楼头积雪。这种夸张的描写，把两人的英雄气概与狂放精神充分表现出来。着一“惊”字，真可谓力透纸背，入木三分。然而，当时只有清冷的明月与两人相伴，论说国家大事的“盘空硬语”又有谁来倾听呢？在这里，抗战志士火一样的热情和刚直狂放的性格同积雪惊堕、孤月窥窗的清寂冷寞。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形象地写出了在苟安妥协空气笼罩南宋朝堂的情势下，个别上层抗战志士孤雁难飞的艰危处境。这样把写景与叙事胶着一体，更能充分抒发出翻卷于词人胸中的狂努之情。正因为二人志同道合，所以夜虽已很深，但他们仍“重进酒，换鸣瑟”，兴致不减。

　　如果说，词的上阕主要是作者奔放沸腾的感情融于叙事之中，那么下阕则主要是直泻胸臆的赋体，抒发对南宋统治集团的强烈批判和“看试手，补天裂”的壮怀。词人尽情地驰骋笔力，敷陈其事，倾诉肺腑，写来笔飞墨舞，淋漓尽致。“事无两样人心别。”面对时世，山河破碎，爱国志士痛心疾首，而南宋统治者却偏安一隅，把家耻国难全都抛在了脑后。词人用“事无两样”与“人心别”两种不同意象加以对照，极其鲜明地刻画了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的庸懦丑态，尽情地抒发了郁勃胸中的万千感慨。词人义愤填膺，向统治者发出了严厉的质问：“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神州大地，山河一统，自古已然，“合”时多而“离”时少。当政者不思恢复中原，反而以和议确定了“离”的局面，是何居心！词语中凛然正气咄咄逼人，足以使统治者无地自容。雄健顿挫的笔力，加重了词的感情色彩，使其更富有艺术感染力。

　　词人想到：神州大地要想得到统一，就必须重用抗战人材，可是当时社会却是“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当道诸公空说征求人材，但志士却长期受到压制，正像拉盐车的千里马困顿不堪而无人过问一样。徒然去购置骏马的尸骨又有何用！词人连用三个典故，非常曲折而又贴切地表达了郁勃心头而又不便明锐的不平。一个“空”字，集中表达了词人对朝中当政者打击排斥主战派种种行为的无比怨忿。笔力劲健，感情沉郁，意境极其雄浑博大。“正目断关河路绝。”词人触景生情，由大雪塞途联想到通向中原的道路久已断绝，悲怆之情油然而生。山河分裂的惨痛局面，激起了词人收复中原的热情。他想起了晋代祖逖与刘琨“闻鸡起舞”的动人故事，想起了古代神话中女祸氏炼石补天的美丽传说，更加坚定了统一祖国的信念，唱出了“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这时代的最强音。笔健境阔，格调高昂。用典如水中着盐，浑化无迹，从而丰富了词的义蕴，加强了形象的深广度，呈现出极其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全词的意境也最后推向了高潮，给人以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这首诗的首联以杨柳的形、色及与风的关系起兴；颔联引用典故人物，以歌、舞的形式表现了独自相思时采用的方式；颈联以听觉为出发点，采取传声的方法传达思念的信息；尾联接颈联而写，在视觉上为作者传达思念的信息。此诗只有首联实写杨柳，其余皆用比、用兴，曲尽其妙。

　　此诗首联以杨柳的形、色及与风的关系起兴，为其“千条”“丝”的主旨作了基本确定。颔联引用了“静婉”“娇娆”两则典故人物，以歌、舞的形式表现了独自相思时采用的方式。联间头文字“香”影”体现了其生理特征。

　　如果说前两联表现为自娱自乐的“思”。自颈联始，以听觉为出发点，采取传声的方法传达信息。具体用吹奏羌笛和流莺“百啭”，呼唤“最高枝”。作为对高官比喻，除了皇上只有一人之下万之上的宰相才算得上“最高枝”。除此外，还要委托众宫九街上的如雪柳絮，越过宫墙，在视觉上为他们传达思念的信息。

　　综上，此诗正如沈约词《江南弄·阳春曲》所描述：“弦伤曲怨心自知。心自知，人不见。”故后两联发起的行为就是为了使致“思”的对象知。如此“思”才能落到实处，从而获得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