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写骢马的毛色、装饰与气派。“金络”，指用金装饰的马笼头，形容它的富贵与华丽。“青骢”，指马的毛色和品种，是产于西域的名马，有青白相间的色泽。“白玉鞍”，指洁白似玉的马鞍。开篇在读者眼前展现的就是一匹形貌引人注目、气度不凡的良马：有着一身青白相间斑驳有致的色毛，装饰着金光闪闪的马络头，配以洁白玉石似的马鞍，主人骑着它，扬着长长的鞭子，在京郊的康庄大道上来回蹓跶，奔跑，气派十足。“金”、“青”、“白”，色彩的调配既富丽堂皇，又柔和舒适。用词造意，铺张夸饰，以突出骢马华饰的高贵和扬厉矫健的雄姿，使马的形象更为鲜明生动。
颔联写马的敏捷、矫健和雄风。“朝驱东道尘恒灭，暮到河源日未阑。”早晨骏马奔驰在长安的大道上，扬起的尘土很快消散；傍晚到达黄河的发源地，太阳尚未下山。“朝”、“暮”，早晚仅为一天，说明时间的短促，“东道”、“河源”，两地相距数千里，用以夸张空间的阔远。“尘恒灭”、“日未阑”，表现骢马飞奔的神速、锐意进取的雄风。
颈联刻划骢马的功业、品格和德性。“汗血”，即“汗血马”，一种产在西域大宛国的千里马。据说此马在长途跋涉之中，至日中其汗从前肩髆小孔中流出，颜色如血。“每随”、“不惮”四字，表现了骢马艰苦卓绝、征战沙场、出生入死、为国捐躯的昂扬的战斗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颔、颈两联属对工致，气势开宕、豪迈，读后令人精神振奋。
尾联写对骢马的信任、勉励和希望。“君能一饮长城窟，为尽天山行路难。”表达了主人对骢马的期望，正如杜甫“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之意。“能”、“尽”二字，充分表达了主人对马的信任，认为其定能为人驰骋，为国尽职，肩负起横行关塞、守边保疆的重任。反之，也表明了骢马的决心、壮志和宏愿。“长城窟”，为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的简写，原属《相和歌·瑟调曲》。相传长城有泉窟，可以饮马。古辞原意为“征戍之客，至于长城而饮其马，妇人思念其勤劳，故作是曲也。”“行路难”，原属《乐府·杂曲歌辞》，即“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乐府解题》）。结句引用乐府古题，意思是只要能有建功立业、为国献身的机会，哪怕是奔赴长城内外和历尽艰难险阻的天山也在所不辞，表现了骢马的不甘寂寞、一展宏图的雄心壮志，同时也表现了诗人昂扬奋发的进取精神和立功边陲的宏伟抱负。这首诗从马的华饰，写到马的才能、突出马的品质和德性，盛赞它为国建功立业而不怕艰苦、不惜伤残的精神。一联写外在美，二三四联写内在美，主次分明，重点突出。明是赞马，实为喻人，表现诗人自己的胸襟和抱负。诗歌格调高亢，豪放旷达，体现了盛唐奋发昂扬、热情奔放的诗风。沈德潜称这首诗“几可追步老杜咏马诗。”
此诗以浪漫的笔调写出诗人夜宿云门寺的感受。首联勾勒出云门寺的一幅远景，点出云门寺的所在，并写出其环境氛围；颔联写诗人到达宿处后凭窗远眺的景象；颈联两句，紧承“悬灯”和“卷幔”，写卧床环顾时所见；尾联写入梦后的情景。全诗章法严谨，从时间上看，依次叙述赴寺、入阁、睡下、入梦；从空间上看，先从远处写全景，再从阁内写外景，最后写阁内所见，由实境写到虚境，全力衬托寺院的高古，结构上颇见匠心。
“香阁东山下，烟花象外幽。”句以写意的笔法，勾勒出云门寺的一幅远景。首句点出云门寺的所在，次句写出寺的环境氛围。“香阁”二字，切合佛寺常年供香的特点。寺阁坐落在东山下，那儿地势高，云雾缭绕。时近傍晚，山花笼上了一层苍茫的暮色，似在烟霭之中。用“象外”去形容“幽”，是说其幽无比，超尘拔俗。一座幽静的佛寺便在邈远天际淡淡化出。两句于写景之中兼寓叙事：云门寺尚在远方，诗人此时还在投宿途中。
“悬灯千嶂夕，卷幔五湖秋。”三四句是说，悬灯见夕阳中千峰矗立，卷起帘幔想五湖的春秋。
三四句所写是到达宿处后凭窗远眺的景象。这两句对偶工稳，内蕴深厚，堪称是篇中的警策。“悬灯”、“卷幔”正是入夜时初到宿处的情状：点燃宿处油灯，卷起久垂的帷帘，观赏其窗外的夜色。诗人借悬灯写出夜色中壁立的千嶂，借卷幔写出想象中所见的浩渺的五湖（太湖的别名）。山与水对比，纵与横映衬，意境极为优美。其实，在茫茫的夜色之中，任你卷起窗帘或借助于所悬之灯，是看不到千嶂奇景和五湖秋色的，这纯属想象之词。诗人不为夜幕和斗室所限，而能逸兴遄飞，放笔天地，写出如此壮美的诗句。显示了诗人宽阔的胸怀。而且，这两句诗并非泛泛的写景抒情之笔。诗人以“悬灯”、“卷幔”表示投宿，又以“秋”与“夕”点出节令与时间，并以“千嶂”、“五湖”的高远气象表明所宿处的云门山寺的气派。
“画壁馀鸿雁，纱窗宿斗牛。”五六句是说，古老壁画上只剩鸿雁在，纱窗上点缀着星宿斗牛。
这两句紧承“悬灯”和“卷幔”写卧床环顾时所见。看来这时诗人已经睡下，但一时还未成眠，便游目室内和窗外：墙上，因为年深日久，壁画的大部分已经剥落，只见到尚剩下的大雁；天空，闪烁的群星像是镶嵌在窗户上那样临近。画壁黯淡，足见佛寺之古老，正与诗人此时睡意昏昏的状态相接近；群星在窗口闪烁，像是引诱着诗人进入梦乡。两句分别写出云门寺“高”与“古”的特色。
“更疑天路近，梦与白云游。”两句写入梦后的情景。终于，诗人坠入了沉沉的梦乡：“更疑”句直承“纱窗”句，因有斗牛临窗的情景，才引出云门寺地势高峻、犹如与天相近的联想，因而在夜间竟做起驾着白云凌空遨游的梦来。“疑”字用疑似的口气将似有若无的境界说出，朦胧恍惚，真有梦境之感。
全诗八句，紧扣诗题，丝丝入扣，密合无间。诗人以时间为线索，依次叙述赴寺、入阁、睡下、入梦，写足“宿”字。又以空间为序，先从远处写全景，再从阁内写外景，最后写阁内所见；由远而近，由外而内，环环相衔，首尾圆合，写尽云门寺的“高”与“古”。艺术结构上颇见匠心，体现了诗人从“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的审美追求。
此诗首联写出草堂的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并透露出选择在此处营造的原因：浣花溪碧水蜿蜒曲折，绕着草堂潺潺流过，花草树木郁郁葱葱，环境幽静，令人沉醉。在幽静的地方居住有两大好处：一是少烦扰，二是洗客愁。这正符合诗人当时的状态。
颔联从人的角度诠释“林塘幽”，实际上是写出了为什么要选幽静的地方的理由，比首联递进了一个层次。那里离城区远，出了城郭就少了许多凡尘俗事的烦扰，而且那里还有澄清的溪水可以洗涤远客的忧愁。澄清的江水静静地流是自然之境；“消客愁”则是情感的流露。
颈联则从物的角度写出“林塘幽”之情状，在这样的环境里可以陶冶情操，修养性情。许多蜻蜒点水，都是自由地上上下下。鸂鶒戏水，成双结对，时浮时沉，悠闲自在。以动物之动来衬托林塘之幽，幽中有生气。此情此景，让诗人顿觉先前漂泊辗转的疲惫一扫而空，忘却了俗世喧嚣带给他的烦恼，自然引出尾联的“乘兴”。
尾联写诗人的内心想法，在这地方居住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从这里出发可以乘船顺长江之流直下，直达山阴。诗人很想东行万里去山阴，效仿王子猷雪夜驾舟访戴安道。但诗人可能并非真的要拜访谁，或许诗人已经厌倦了烦嚣的现实生活了，想要去访道寻仙；或许诗人要访自己的朋友，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总之，诗人在经历人生动荡后，憧憬隐居与安逸。
诗题“蜀国弦”，是乐曲名。李贺诗中多次写到蜀国弦，如“拂袖风吹蜀国弦”（《牡丹种曲》），“蜀国弦中双凤语”（《听颖师琴歌》），均指乐曲，可证此诗所写是蜀国乐曲。
头两句说，傍晚，在微风细浪的濯锦江边，枫树散播着浓郁的芳香。野花静静地沐浴在金色的夕晖之中。碧绿的锦江水，倒映着南山青苍静穆的影子。这幅自然风景幽雅秀丽，令人悠然神往。画面上没有声音，但隐约表现出一股轻柔清丽、闲静恬美的音乐旋律。诗人在开篇既没有点出演奏者，也没有交待弹拨的是何种乐器，甚至连题中的弦字也未提及，而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用两幅形象鲜明的景物画面来描写音乐的情调和节奏，把读者一下子就引进美妙的音乐境界，感受到赏心悦耳，移情动志的音乐魅力。
三、四句又展现出两幅自然景物画面。“坠猿哀”，用杜甫《泥功山》句意，写猿猴跳越山谷，坠落时发出哀啼。蜀地多猿，盛弘之《荆州记》云：“每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清远；空岫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这两句说：弦声由舒缓、轻柔、恬美忽而转为惊骇哀愁，好像高山危石，慑人魂魄，又似猿猱跃涧，坠谷哀鸣；听曲者的眼前还展现出绵延起伏的山岭，碧森森的竹林与雾濛濛的烟云在山半腰相绕，好象在互抒愁思。这一联，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同时显露，诗人还用了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惊”、“哀”、“愁”这几个字眼，渲声弦声，使人心惊胆颤、哀愁感伤的巨大艺术力量，暗示出弦乐曲调已发生了由低到高、由徐到疾、由轻柔婉转到激越紧张的骤变。
五、六两句，诗人所描写的弦声又由刚转柔，形象地表现出一弯凉月，从清冷的秋浦之上冉冉升起，月光射入水中，照见水底白沙，粼粼有光的景象。凉月秋浦、清水白沙，弦声多么明净、凄清、幽冷!乐曲的旋律起伏回荡，倏忽变化，如波翻浪涌，姿态横生。
收尾两句，诗人描绘乐声的手段又有变化，由前三联借自然景色状乐声转为以社会人事表声情。“红泪客”用了王子年《拾遗记》的一个典故：魏时女子薛灵芸和父母分别时依依不舍，泪下沾衣，途中用玉唾壶承泪。到京师，壶中泪凝如血。这两句说：弦声忽然又显得如泣如诉，好象传说中与家乡亲人离别的女子，泪落如雨，凝而为血，不愿越过蜀国的门户瞿塘峡。前三联用鲜明可视的物象直接描绘弦声，这一联以带着浓烈哀伤情思的事象诱人去联想弦声，表现的素材是不同的。比较起来，这一联的事象不如前三联的物象那么具体易感，但仍然可以想象得出，这支蜀国弦乐曲至此奏出了高潮——那瞿塘峡狂风的呼啸声和涡流的咆哮声，交织着女子呜咽悲哭之声，传达出一股强烈而缠绵的恋乡之情，摇撼着读者的耳鼓，叩击着读者的心弦，全诗就在这感情的高潮中戛然而止。
关于《蜀国弦》的题旨，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清初姚文燮钩稽史实，以史证诗，以比兴之义逐一诠释诗中意象的政治含蕴，推定此诗“为迁客伤”，未免捕风捉影，穿凿附会。但他指出诗中写“蜀弦之哀”，又认为“诸本仅注弦，觉少清味”，还是中肯的。诗中交织地描写枫香花静、水影南山之清丽恬美，凉月秋浦、玉沙粼粼之凄清幽冷，以及红泪客不肯过瞿塘之缠绵哀伤，可以说诗人是借写蜀弦之悲喜哀乐，抒写对蜀国的怀恋情绪。这样理解比较恰当。
《蜀国弦》描写音乐形象鲜明，变化倏忽，精细入微，在表现手法上颇有独到之处。它不同于白居易的《琵琶行》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主要采取以声摹声，而是侧重以形写声，并充分调动了视、听、触、味等多种感觉。诗中的“香”、“静”、“凉”分别从味觉、触觉着笔；即以视觉来说，就兼写了形、影、光、色、动、静。更妙的是，诗人所创造的各种各样的意象，都是蜀地特有的风光、景物、传说，用它们来描状蜀国弦声，更显得丝丝入扣，从而精确地传达出蜀国弦声独特的韵味。《蜀国弦》又不同于李贺描写音乐的另外两首名作《李凭箜篌引》和《听颖师弹琴》。那两首诗在意象的光怪陆离和意境的诡幻斑烂方面胜于《蜀国弦》，但它们都在诗中点明了演奏者、演奏的乐器，甚至写出乐器的形质；《蜀国弦》除标题外，篇中无一字提及弦，亦自有其含蓄蕴藉、诱人寻味的特色。
建安时代，由于曹操招贤纳士，文人群集于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 ，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其时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曹植比较年轻，而曹丕和这些文人“出则连舆，止则接席” (曹丕《与吴质书》) ，一同切磋诗文，相处密切。因此，他便成为“邺下风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学繁荣、创作经验不断积累和交流的情况下，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基础，曹丕的文学思想逐渐孕育成熟; 同时，作家们也急需理论指导，于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便应运而生了。
这篇评论一开始就指出文人的一种积习：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随即举例说明：傅毅与班固相比，文才相差不远，在“伯仲于间”，但是班固却小看傅毅，嘲笑傅毅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作者在举这个事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叙述中寓批评于意。接着，文章分析“文人相轻”的原因，指出人们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能把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看问题的片面性造成了“文人相轻”。文章在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原因于后，又举出一个谚语来说明问题，“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于千金。’ 斯不自见于患也。”作者指出，这是看不见自己短处的弊病。文章至此为第一段。在这一段中，批评“文人相轻”，先说那些文人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再说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短处，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交错论述，只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不过，曹丕论文，为什么首先批评“文人相轻”的积习呢? 因为这种积习，妨碍相互研究和取长补短，不利于文学的繁荣。而在曹丕看来，文章是“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所以对于这种妨碍文学繁荣的“文人相轻”的积习，一开始就提出批评。
第二段开始，遂举出建安七子。曹丕认为这“七子” “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就是说他们无所不学，为文不因袭别人，能够创新。又说他们都自以为是能日行千里的良马，仗着自己的才能，步伐一致地并肩驰骋，以这样的情况而能互相佩服，诚为难能可贵的了。这是称赞“七子”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文章在上一段批评了 “文人相轻”的积习，这一段接着称赞“七子”能互相佩服的风范。一批评，一赞扬，作者的目的都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使文人能更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以促进文学的发展，来为“经国”服务，并求得“不朽”。至于作者自己，他认为是能“审己以度人”的，即能够看清自已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够避免“文人相轻”的积习，而平心地写出这篇《论文》。我们从这一段和上一段的对照中可以看出，作者是要改变“文人相轻”、“弊帚自珍”的积习，而代于以“审己以度人”的态度来公正地评论作家。“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于匹也。”作者指出，王粲擅长于写辞赋，徐干的辞赋常有齐地舒缓于气，但是仍可以和王粲相媲美。接着举出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四篇辞赋以及徐干的《玄猿》、《漏巵》、《圆扇》、《橘赋》四篇辞赋为例，说明即使是辞赋名家张衡和蔡邕的作品也没能超过它们。这是很高的评价。不过，作者随即指出：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王粲和徐干对于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能象辞赋那样写得好了。这里对王粲和徐干的评论，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琳、瑀于章表书记，今于隽也。”对于陈琳、阮瑀，作者指出他们的奏章、表文、书信于类，是当今写得最出色的。至于别的文章如何呢?作者没有说，但不言而喻。这里同样是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不过长处实写，短处虚写，以实带虚，言约意密，在修辞上是很高明的。“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对于应玚和刘桢的评价，从他们的文章风格着眼，各用四个字来概括其特点，兼及长处和短处，语言也极其凝练。“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对于孔融，作者说他禀性和才气都很高妙，有超过别人的地方; 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辞藻胜于说理，还常掺杂一些嘲戏的词句。这里对嘲戏于辞的批评，是有历史背景的，最明显的就是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绍后，让曹丕娶了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遂写信给曹操，说： “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嘲讽曹操。不过作者在指出孔融的短处后，接着说，至于孔融那些写得好的文章，是可以和扬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敌的，仍坚持全面地看一个作家。至此，论文的第三段结束。在这段评论中，曹丕力求用全面的观点、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七子”。从“七子”现存的文章来看，曹丕的这段评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者还有些私人关系上的原因，曹丕对“七子”的评论，也还不免有偏颇于处。例如对孔融的评价就难免夹杂一些成见。据史载，孔融起初与曹操交好，后来“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后汉书·孔融传》)对于把文章看成“经国于大业”的曹丕来说，孔融的政治态度，当然会引起他的不满。再加上为娶甄氏的事，孔融嘲讽曹操，曹丕当然也很难堪。所以，对孔融的评论，虽力求全面，终也难免有些成见和偏颇。正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至于他对孔融，就称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不免有些微辞了。”曹丕在这一段中，初次提出了文气问题，接触到文章风格和人的关系 (即与作家气质的关系)，这是在曹丕于前不曾有人谈到过的，对后来文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四段开头，文章遥承第一段意脉，指出文学批评者的两种错误态度：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接着再遥承“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意脉，进一步论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于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作者说明，文章的本源相同，支流各异，就是说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文体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体论，认为奏议要典雅，书论要有条理，铭诔要崇尚真实，诗赋要辞藻华丽。这“四科”不同，作家的所长只偏于某些方面，只有具备各方面才能的人，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通才”当然是很少的，所以，“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是不对的。曹丕把文体分类，虽非首创，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把文体分得更细密了。他对各体的特点和要求的论述，虽然还不完全恰当和周密，但对我国文体论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是一个里程碑。在曹丕于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重在本;曹丕这种把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里的文体论，都是这篇《论文》中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段既照应上文，又阐述了对文体的新鲜见解。笔法上不脱不黏，摇曳生姿。
文体各有特点，作家通常只长于某些方面，那么，为什么偏偏只长于此而不长于彼呢?曹丕在文章第五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气为主。气于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认为，文章如何，主要在于作家的才气。俊爽超迈的阳刚于气和凝重沉郁的阴柔于气是有分别的，不是用力勉强可以达到的。他接着举例说：譬如音乐，曲调虽然相同，节奏法度也一样，但是运气行腔不一致，人的素质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也不能转移给自己的子弟。曹丕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风格即人”的命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气质、个性、风格的天赋性，甚至说“不可力强而致”，这就陷入了“先天决定论”的泥潭。尽管如此，曹丕的文体论却启发了后来许多人去研究，对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一段，作者先郑重指出： “盖文章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这是本着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的时代，文学本来还包括哲学、历史等著作，而以“文章”来称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汉末的大动乱，使封建秩序遭到重大破坏，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大为削弱，于是，文学从经学的支配下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曹丕抛弃前人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可以为“经国”服务，写得好的可以“不朽”。这种对文学的独立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但曹丕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尚有过分于处。接着，曹丕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人的寿命有终了的时候，荣乐也只限于自己的一身，这两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远流传。可见文章的价值真是“不朽于盛事”。他鼓励文人们说： “是以古于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于辞，不托飞驰于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就是说古代作者从事写作，把见解表现在文章里面，就无须乎借助良史的文辞，无须乎依托权贵的势力，而名声自然流传于后世。这些话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从事文学写作有这么大的意义，是不是所有文人都努力写作呢?曹丕说： 西伯被囚禁而推演易象作卦辞，周公旦显达而作《周礼》，不因穷困就不著作，也不因安乐就改变著作的意图。因此，古人轻视尺璧而重视寸阴，害怕时间流逝。可是，人们大都不肯奋发努力，贫贱时惧怕饥寒，富贵时纵情享乐。于是就只经营眼前的事务，而丢掉了千载不朽的功业——做文章。这里通过两种写作态度的对比，作者表现出他对前者的热情赞扬和对后者的强烈不满。随后，作者深有感慨地写道：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于大痛也! ”曹丕简直是在大声疾呼，催促文人们抓紧时间，努力写作。末了，更以孔融等人已经逝世，唯有徐干著有《中论》，能够成一家于言的事例，说明抓紧有生于年努力写作的重要性。笔端带着感情，使人在觉得言于有理的同时，更受到情感的感染。
纵观全文，我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等等，都已涉及到。虽然曹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恰当，而且对问题的论述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它毕竟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魏文(曹丕)于才说： “乐府清越，《典论》辨要。”用“辨要”二字来概括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语言特点，是非常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