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爱子，对一个国君来说，决不单单是他个人的问题，这将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社会的治乱。正因妹这样，所以石碏才进谏卫庄公。但石碏进谏，并没有像许多进谏者那样，举述以往有关的历史经验教训；而是开门见山，一上来就切入谏旨，提出“爱子”应“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观点。接着，便有的放矢地指出“骄、奢、淫、佚”是使“爱子”走上邪路的来由；而这四种恶习的养成，则是妹人君者过分溺爱所致。然后，话题轻轻一转，就落到州吁身上。须知，州吁作妹庶子而“好兵”，这往往是作乱的前兆。所以石碏一针见血却又语重心长地指出：“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妹祸。”之后，又连用四个顶针（也叫“顶真”或“联珠”）句，断定州吁决不会心甘情愿地屈居人下。再接下来，又根据传统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规范，总括出“六逆”和“六顺”，提醒庄公：“去顺效逆”只能加速祸患的发生，作妹人君必须防患未然，全力消除祸患的根由。这样，就把“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这一爱子观的现实性、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突出出来。然而，被糊涂蒙了心的卫庄公却根本听不进去。
石碏的谏言有三层意思，环环相扣，入情入理，深入地分析了由“宠”导致灭亡的必然性。其一，“骄、奢、淫、佚，所自邪也”， “四者之来，宠禄过也”，说明骄奢淫逸来源于娇纵溺爱；其二、受宠爱就会变得骄横，骄横就不会安于自己地位低下，地位低下就会有怨恨之心，心生怨恨就不会安分守已；其三，从此以后，地位低贱的就会欺压地位尊贵的，年纪小的就会想办法凌辱年纪大的，关系疏远的就会找机会离间关系亲近的，新的离间旧的，小的欺凌大的，淫乱的就会破坏有道德的。如此这般，祸事就注定要来了！
劝主谏君，须在紧紧把握谏旨韵前提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理，则须说透，说到位。做到了这点，被劝谏者却听不进去，那只能证明被劝者太顽固不化，《石碏谏宠州吁》正具有这样的特点。可以肯定地说，“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爱子方法，历来被认妹有借鉴意义和实践意义。
此词上片前二句“谁作桓伊三弄，惊破绿窗幽梦”，写离别前的晚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知是谁吹起了优美的笛曲，将人从梦中惊醒。从“惊破”一词来看，对梦被惊醒似有怨恨之意。夜听名曲，本是赏心乐事，却引起了怨恨；而一旦梦醒，离愁就随之袭来，可见是个好梦。后二句“新月与愁烟，满江天”描述了这样的情景：推开窗户，不知是要追寻那悠扬的笛声，还是要寻回梦中的欢愉，只见江天茫茫，空荡荡的天上，挂著一弯孤单的新月，凄冷地望著人间。江天之际，迷迷蒙蒙、混混沌沌，那是被愁闷化作的烟雾塞满了。
下片遥想“明日”分别的情景。“欲去又还不去”，道了千万声珍重，但迟迟没有成行。二月春深，将是“落花飞絮”的时节，景象凄迷，那时别情更使人黯然。“飞絮送行舟，水东流。”设想离别的人终于走了，船儿离开江岸渐渐西去。送别的人站立江边，引颈远望，不愿离开，只有那多情的柳絮，像是明白人的心愿，追逐着行舟，代替人送行。而滔滔江水，全不理解人的心情，依旧东流入海。以“流水无情”反衬人之有情，有借“飞絮送行舟”表达人的深厚情意，结束全词，分外含蓄隽永。词所谓明日送行舟，未必即谓作此词的第二日开船，须作稍微宽泛的理解。诗集送柳子玉诗称“先生官罢乘风去”之后，复数有游宴之事，子玉始成行，可参。
通观全词，没有写一句惜别的话，没有强烈激切的抒情。将情感融入景物， 此词上片写送别情景，以景色作为笛声的背景，情景交融地渲染出送别时的感伤氛围。下片运用叠句造境传情，想象次日分别的情景，大大扩展了离情别绪的空间。如此虚实结合，渲染出一种强烈的情感氛围，使读者受到极强的艺术感染这是本词的艺术魅力所在。在众多的景物之中，又挑出一二件，直接赋予它们生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所有的自然物都生气勃勃，整个艺术画面都活跃起来，这是本词的艺术特色。上片用“愁”写烟，使新月也带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下片用“送”状柳絮，使之与东去的流水对比而生情。而“愁烟”和“飞絮”在形态上又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是飘忽不定、迷迷蒙蒙的自然物；它们轻虚空灵，似乎毫无重量，不可捕捉，但又能无限扩散，弥漫整个宇宙，用它们象征人世的漂泊不定，传达出迷蒙怅惘、拂之不去的眷恋之情，那是再妙不过的了。但作者似乎是随手占来，毫不费力，只道眼前所见，显得极其自然。这正是词人的高超之处。
此词上片写送别情景，以景色作为笛声的背景，情景交融地渲染出送别时的感伤氛围；下片运用叠句造境传情，想象来日分别的情景，大大扩展了离情别绪的空间。全词虚实结合，渲染出一种强烈的情感氛围，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蓟中指蓟城，在今北京市大兴县西南。高适于公元752年（天宝十一年）春南返封丘，写下了这首诗。
诗一开篇，就以“沙漠”、“塞垣”这样特有的塞外景物，勾勒出一幅浩瀚伟岸的典型图画。接着以“策马”、“长驱”和“登”这三个动作，勾画出一个挥鞭驰骋、飞越大漠、慷慨激昂、勇赴国难的英雄形象。
三、四句，则写诗人登上塞垣的所见：映入眼帘的，是衰草遍地、寒风呼啸的“萧条”荒凉景象；纵目远眺，只见“白日”昏暗，寒云苍茫，天地玄黄。开始四句叙事写景，以白描之法大笔勾勒，境界阔大，人物虽尚未出场，但通过“策马”“长驱”的壮烈之举，落日黄云的苍茫之色，特别是“落日何萧条”句中的“何”字，突出了主人公的感慨之深，忧愁之重。
“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这两句既是由前面的叙事写景到下文议论抒情的转折，又是具体揭示前文“边城何萧条”的原因：征战不息，原来是“胡虏”的反叛造成的，同时也暗示对安禄山以“边功市宠”，引起战端。据《通鉴·玄宗天宝四载》记载：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逼得“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可见天宝时期东北边境的“边患”，主要是安禄山进行不义战争造成的。尽管当时安禄山手握三镇雄兵，是被唐玄宗封为东平郡王的显赫人物，而高适“栖迟一尉”，人微言轻，对此倒行逆施却已难捺愤怒，因此感情的激流勇掀波澜，以一强烈的反诘：“岂无安边书？”对统治者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同时也表现出自己安边定远的高度自信心。
史言高适“喜言王霸大略”，“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旧唐书·高适传》）对给国家、人民带来苦难的不义战争，高适坚决反对。但现实却是贤者沉沦，奸邪得志。“诸将已承恩”一句回答，包含着诗人多少深沉的愤慨！这一起一伏之中，诗人的感情又由激越转向沉痛。这样自然引出末尾两句，“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这两句各用一典，孙、吴指战国时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和吴起，“闭门”指东汉末年大名士陈寔有感于世道黑暗，拒绝入仕，故“闭门悬车，栖迟养老”（见《后汉书·陈寔传》）。此二句含蕴的情感十分深厚强烈，有言少意多之妙。不过，第二句的“闭门”之说，是对现实极为不满的反语，其实高适对现实是十分关注的，对政治是极为热衷的。正如钟惺所评：“ 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见，归咎于君；‘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成恩’，归咎于臣。”“‘已承恩’三字偷惰欺蔽二意俱在其中，可为边事之戒。”（《唐诗归》卷十二）。
艺术上叙事写景，形象逼真，衬托出壮烈的情怀。议论抒情，出言深睿精警，意绪起伏捭阖，透射出诗人强烈的愤懑和不愿同流合污的凛凛风仪。全诗语言看似平淡质朴，但由于“感赏之情，殆出常表”（徐献忠《唐诗品》）同样具有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