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留田行》为乐府古题，全诗沉郁苍凉，浑沦深痛。古诗以父母死，兄不抚养弟而邻人讽之为内容，这是一首“借古题以讽时事”的诗文。
诗人从“行至上留田”至“他人于此”十三句叙事，写孤坟的荒凉与凄怆。
“行至上留田，孤坟何峥嵘。积此万古恨，春草不复生。悲风四边来，肠断白杨声。”《古诗十九首》云：“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白杨”多与“悲风”相搭配，渲染萧瑟的气氛，凄凄复凄凄、肠断天涯远。
“借问谁家地，埋没蒿里茔。古老向余言，言是上留田，蓬科马鬣今已平。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于此举铭旌。”两句问句做引，引出“上留田”的故事描述。《周礼·春官·司常》有云：“大丧共铭旌。”“铭旌”多指灵柩前标有姓名的旗幡。借村里老人的口，描述出遥远的曾经发生过的兄弟相争的故事，引发无尽唏嘘。
“一鸟死”至末尾十八句抒发感慨，写兄弟相逼的可悲。
“一鸟死，百鸟鸣。一兽走，百兽惊。桓山之禽别离苦，欲去回翔不能征。”诗人借动物之“有情”反讽故事中主人公的“无情”，《孔子家语·颜回篇》：“孔子在上，闻哭者之声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对曰：‘回以此哭声非但为死者而已，又将有生别离者也。’‘回闻桓山之鸟，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将分于四海，其母悲鸣而送之。哀声有似于此，谓其往而不返也。’孔子使人问哭者，果曰：父死家贫，虫子以葬，与之长诀。”死别苦，生离更悲，鸟兽尚且知道为同伴的死亡而哀鸣，兄弟之间却失去了手足怜惜之情，可悲，可叹。
“田氏仓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交柯之木本同形，东枝憔悴西枝荣。无心之物尚如此，参商胡乃寻天兵。孤竹延陵，让国扬名。高风缅邈，颓波激清。尺布之遥，塞耳不能听。”田氏三兄弟要分家时，庭中的紫荆树立即枯死。传说黄金山有一种树木，朝东的枝条憔悴而西边的枝条荣润，树犹如此啊，何况骨肉兄弟？诗人反复列举古人的事迹，借以慨叹江河日下，哀惜渐渐消逝的淳朴之风。
此诗可分为两层。前四句一连使用了三个典故。“借箸”，用张良的故事。不仅用来代“筹划”一词，而且含有将元载比作张良的意思，从而表明诗人对他的推重。“衣冠就东市”，是用晁错的故事。意在说明元载的主张和遭遇与晁错颇为相似，暗示元载留心边事，有经营的策略。杜牧用晁错来作比较，表现出对晁错的推重和惋惜。“忽遗弓剑”采用黄帝乘龙升仙的传说，借指宪宗之死，并暗指宪宗喜好神仙，求长生之术。这里，诗人对宪宗被宦官所杀采取了委婉的说法，流露出对他猝然逝世的叹惋。以上全用叙述，不着议论，但诗人对河湟迟迟不能收复的感慨却溢于言表。
后四句用强烈的对照描写，表达了诗人鲜明的爱憎。河湟百姓尽管身着异族服装，“牧羊驱马”，处境十分艰难屈辱，但他们的心并没有被征服，白发丹心，永为汉臣。至于统治者，诗人不用直接描写的手法，而是抓住那些富贵闲人陶醉于原先从河湟传入京城的轻歌曼舞这样一个细节，便将他们的醉生梦死之态揭露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的写法有两个特点。一是用典故影射时事。元载、宪宗、张良、晁错、苏武等皆已作古，而其故事各具内涵。二是转折和对比。前四句在意思上即为两组转折，突出壮志难酬的历史遗憾；后四句是将白发丹心的汉臣与沉迷歌舞的“闲人”对比，这里的“闲人”又与前四句中有安边之志的元载、宪宗形成对比。全诗寄寓了很深的讽刺含义。
这首诗的前四句叙元载、宪宗事，采用分承的方法，第三句承首句，第四句承次句。这样写不仅加强了慨叹的语气，而且显得跌宕有致。第三联正面写河湟百姓的浩然正气。“虽”和“尽”两个虚字用得极好，一抑一扬，笔势拗峭劲健。最后一联却又不直抒胸臆，而是将满腔抑郁不平之气故意以旷达幽默的语气表达出来，不仅加强了讽刺的力量，而且使全诗显得抑扬顿挫，余味无穷。这首诗，写得劲健而不枯直，阔大而显深沉，正如明代杨慎《升庵诗话》所说：“律诗至晚唐，李义山而下，惟杜牧之为最。宋人评其诗豪而艳，宕而丽，于律诗中特寓拗峭，以矫时弊。”这首《河湟》鲜明地体现出这种艺术特色。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这首诗开头以钟仪自况。钟仪被俘为囚，仍然戴南冠，操南音，眷念楚国；李白也是如此，既关心国运，又眷念唐朝，而且他又在南方被拘囚流放，处境与钟仪相近。李白在浔阳狱中写的《万愤词投魏郎中》有句云：南冠君子，呼天而啼“，也是以钟仪自比，可以彼此参照。唐朝国势好转，大赦赐酺，固然使人欢欣鼓舞；但诗人却要远窜遐荒，命运乖舛。“北阙”二句使用了整齐的对偶，一边写朝廷歌舞升平，一边写自己垂老投荒，真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杜甫《梦李白》），可见诗人的情绪是非常凄凉和悲伤的。
前二句是写事实，后二句则写希望。李白希望钧天乐这样美妙的乐曲，随着风势远吹到夜郎，使他能够听到。实际上，他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欣赏到美妙的音乐，而是渴望大赦的恩泽，自己也能受到沾溉，得以免除远窜遐荒的处分。对于远方暂时不能接触到的事物，李白在诗篇中往往幻想凭借风力来达到目标。比如当他怀念远贬龙标的王昌龄时，就说：“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这首《流夜郎闻酺不预》末二句与之相似，只是他不是要自己的思想感情吹向远方，而是要朝廷的恩泽吹到自己身上来。这些都表现出他善于驰骋想象以表达自己激荡感情的特色。
《己亥杂诗》写于公元1839年（道光十九年己亥）龚自珍辞官返乡之时，由农历四月二十三日起，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止，计315首，全属七言绝句（其中部分不依近体格律的古绝），堪称中国诗史上最大规模的组诗。可以说，在这一组诗中，定庵向时人、也向后人集中展示了自己复杂而又饶具魅力的内心世界。研究龚自珍其人、其文学成就，《己亥杂诗》应是重中之重。
此篇是《己亥杂诗》第一百三十五首，从某种意义上可视为龚自珍的一篇诗体自传。由高中甲科到倦飞知还，再到解嘲式地敷衍“如玉美人”，诗人“嵚崎楚客，窈窕吴侬”、“归来料理书灯红，茶烟欲散颓鬟浓”（《能令公少年行》）的理想终于在一种无奈的状况下实现了。可这又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归宿。诗中连用三个“偶”字，加之“佳人”、“寻春”的锦绣字面，仿佛在昭示这一切只是“妙手偶得之”。而在字里行间还是掩抑着诗人的苦笑和酸楚。所谓“以乐写哀，其哀倍之”，定庵是深谙个中奥窍的。但就是这点一般读者都能够察觉的苦衷，身为文学批评大师的王国维居然硬是感受不到，在他那部被不少人顶礼膜拜的名著《人间词话》里就据此诗指责“其人之儇薄无行，跃然纸墨间”。可见偏见的力量有时是很可怕的。
此外尚应指出，《己亥杂诗》之一百零七首“少年揽辔澄清意，倦矣应怜缩手时。今日不挥闲涕泪，渡江只怨别蛾眉”与此篇意旨全同，手法则各尽其妙，可以对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