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曾经认为文章，不外是讲礼教政治罢了。那些写在书上书传授给人们的，大体都归于这些方面。至于古书说的“语言没有文采，流传就不会久远”，仅仅是说修辞不可以不要，并非圣人写文章的本意。
自孔子死了好久以后，有韩愈出现，千百年中，人们所瞻仰的圣人只有韩愈一人，真是个了不起的杰出人物。只有柳宗元和韩愈齐名，他虽然比不上韩愈，然书他写的文章最终与韩愈的文章并传，也是可敬畏的豪杰呀。韩愈曾对人说过关于写文章的事，说应该这样那样；柳宗元也说过应该这样那样。我怀疑韩、柳二人说的，只不过是修辞的问题，至于写文章的本意，不是这样就够了的。孟子说：“君子应该有自己的心得，有了心得，就能安心进行钻研；安心进行钻研，就能打下深厚的基础；有了深厚的基础，就能应用自如，左右逢源了！”我说孟子说的这些话，不仅直接适用于写文章，同时也可借用来说明写文章的本意。
书且我所说的文章，务必要做到有益于社会。所谓修辞，犹如器具上有雕刻绘画一样。如果使器具精巧华丽，不一定适用；如果适用，也不一定要精巧华丽。总之，要以适用为本，以雕刻绘画作它的修饰罢了。不适用，就不是制造器具的本意，不给它进行修饰，难道是制造器具的本意吗？不是的。但修饰也是不可以去掉的，只是不把它放在首要地位就行了。
我学写文章很久了，多次拿这个说法来指导自己写文章，现在才想把它写出来传授给人，至于在实践上的应用，那还有待于更长的时间这种说法是对的或是错的呢？我自己还没有把握确定。您是一个正直的人，不会阿谀奉承自己喜欢的人。现抄上所写的杂文十篇献给您，希望得到您的指教，使我能确定是对或不对。
注释
尝：曾经。
礼教：封建社会中关于礼法条规和道德标准的教育称为礼教。
治政：治理政事，亦可解为政治。
大体：大致。
归然：归于此，这里指归于礼教治政。
不文：没有文采。引文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子的话，原文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已：止，这里是不要的意思。
韩子：指韩愈。
作：兴起，出现。
望：仰望，敬慕，这里有学习、继承的意思。
百千年：言岁月久远，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韩愈生于大历三年（768年），其间相距一千二百余年。
卓然：高超、高远的样子。《汉书・成帝纪》：“使卓然可观。”颜师古注：“卓然，高远之貌也。”
非韩比：意谓比不上韩愈。作者《读柳宗元传》：“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为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至今士大夫欲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矣，既困矣，无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别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
可畏：值得敬畏。
其辞：指韩柳谈如何锤炼言词的方法。其实韩柳对文章内容、形式方面的要求都很重视。如韩说过：“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作者对韩愈经常说到“唯陈言之务去”“词必己出”是不太满意的，其诗《韩子》云：“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
原：同“源"。孟子的话见于《孟子・离娄下》，原文为：“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
托：借。
巧且华：言文词华美巧妙。作者在《上邵学士书》中说：“某尝悉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新，譬之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香，鲜缛可爱，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也。”又在《张刑部诗序》中批评西昆体的作者。言：“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庞，无文章黼黻之序，其属情藉事，不可考据也。”
要之：总之。
本：根本。
容：容貌，这里指文章的外在形式。作者把文章的立意称为“本”，把表现形式称为“末”。曾在《与祖择之书》批评说：“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无悖于极。”
挟：持，怀着。
自治：这里指用以指导自己的写作。
阿：曲从。
这篇文章是王安石呈给某人的书信。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王安石有《上张太博书》，云“谨书所为原、说、志、序、书词凡十篇献左右”。《临川先生文集》中，此篇列《上张太博书》之后，云“试于事者，则有待矣”，可见当为早年之作；又云“书杂文十篇献左右”，疑与《上张太博书》作于相近的时间里。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此诗是诗人离开长安前往汉中时写给前来送行的宋常侍的作品。
首二句总说送行之事，提出“游人”与“客”双方以及“杜陵北”与“汉川东”两地。“游人”，诗中指宋常侍。“客”，诗人自谓。点明了离别的地点。杜陵自繁华，汉水空悠悠，这两处地名在古诗里经常出现，其符号意义远超过了地理意义。宋常侍在长安为尹式饯行，离情别绪即由此生出。
三四句转而抒情。“去”者，说自己；“住”者，指宋常侍。当此分手之际，不作丈夫的壮词，也不为儿女的呢语，而是着眼于彼此共同的流寓者的身分，以“飘蓬”作比。蓬草秋后枯萎，随风而走。诗人将自己与对方比成蓬草，见出对对方的理解，同病相怜之意与羁旅飘泊之情，已尽含在这浅近而又动人的比喻之中。
五六句着眼于年龄带来的变化。“秋鬓”，迟暮之年的白发。秋鬓本白，遇秋霜而愈白，“衰颜”，衰老的容颜。衰颜本不红，倚仗酒力而始显红润。这两句写衰老之态，抒迟暮之感，含蓄地表现了依依惜别的情怀。
末两句写别后相思之意。“别有”即“另有”。此二字于言外见意，意谓今日此地之别离情景固然令人难忘，但异日又将会有新的情景触动自己的离情。诗人拟想，分手以后，自己将因念友而失眠，由失眠而得以听到静夜里的啼乌声、风声，而啼乌声、风声如泣如诉，又会加重自己对友人的思念之情。诗人寓情于景，以景结情，显得别有韵致，情味绵长。
这是一首早期律诗。全篇都是律句和律联，但前两联之间并后两联之间都失粘；三四句处于颔联的位置上，本该用对仗，却只是两句一意的十字句而并不构成流水对。该粘而不粘，该用对仗而不用，这些都是律诗在演进过程中留下的一些重要的迹象。
诗人很喜欢禽鸟，在得到胡晖赠送白鹇后写下《赠黄山胡公求白鹇》。诗中极力赞美白鹇高洁纯美，超脱不凡，以寄托诗人的志趣。同时也写出了诗人与胡公以诗鸟互赠的真挚友情。还寄托了诗人不凡的生活志趣和独特的审美观点。
此诗首句至第四句“请以双白璧，买君双白鹇。白鹇白如锦，白雪耻容颜”。主要讲诗人对白鹇的“酷好”，并希望能得到它。同时不断地赞美着白鹇。如“双白璧”和“双白鹇”，都是特指“白鹇”。如“白璧”、“白锦”，这都是赞美白鹇的。由于诗人对白鹇的特别喜爱，所以，诗人就将混身长着雪白羽毛的白鹇，比喻为“白璧”（即洁白无瑕的美玉）、“白锦”（即雪白的丝绸）。而雪白羽毛的白鹇，使白雪都觉得不如白鹇雪白、好看而感到羞于见人。“耻”字得恰到好处，白雪是大自然中非常洁白的物质，诗人用“耻”字说明白雪都觉得自己感到羞于见人，以衬托白鹇的羽毛之雪白。更重要的是为下文的“愿得此鸟”起到了有力的铺垫作用，诗人对白鹇的喜爱之情也越来越浓。
第五句至第八句“照影玉潭里，刷毛琪树间。夜栖寒月静，朝步落花闲”。诗人描绘出一幅美丽的花鸟山水画，主要是描绘白鹇悠闲自在的生活状态。白鹇悠闲地将玉潭里透亮的清水当作镜子，站在琪树的树枝中，梳理着自己雪白的羽毛。晚上，白鹇在冷色的月光下悠静地安睡；白天就在落叶与花丛中散步。
第九句至第十二句“我愿得此鸟，玩之坐碧山。胡公能辄赠，笼寄野人还”。这里诗人又转回来述说自己特别喜爱白鹇的心情：“如果胡晖能将白鹇赠送给我，而我得到了这双白鹇，我就住在碧山不走啦，当一个山野村夫，天天与白鹇作伴。”“笼寄野人还”诗人愿为了与白鹇为伴化为山野之人，以此来表达诗人对白鹇的喜爱之情。
“记行云”两句，记梦中景。记得梦景中她像行云流水似的从水面上慢慢移了过来，身上还穿着荷叶剪成的仙衣。“念杯前”三句，忆共处时景。词人说：我（指词人）又回忆起与她曾在夜晚挑灯共饮，她起舞侑酒，纤细的十指按着舞袖翩翩起舞，并随着舞曲散发出阵阵馨香；屏风内（指室内）荡漾着爱人青春的温暖。“分种”两句，忆旧日琐事。词人说：我们也曾拿来几个旧陶罐栽了许多株菊花，又挖来苔藓筑起土穴饲养蟋蟀。“人远”两句，点出伊人离他而去。词人说：如今她却已经像扬帆而去的船消失在茫茫烟水之际一样，远离我（指词人）而去。据词的上片可以推断，该女子就是词人念念不忘的苏州去妾。
“重访”三句，转入亦真亦幻的追觅中。“樊姬”，语出白居易诗“杨柳小蛮腰，樱桃樊素口”，即白的两位侍妾。据此更可以证实，此词系忆苏州去妾，即所谓“樊姬”。“等闲”，作随便、无端解。此言词人重又去苏姬的住家附近走动，希望能再与她相见。但又恐怕无端去见她，容易造成误会，刚一碰面，她就会不辞而别，因此还是硬起心肠强忍住重见她一面的念头吧。“试潜行”四句，述词人忍不住又去见她的经过。“凋”，即凋零；“铜铺”，大门上的衔环动物头形。据《汉书·哀帝记》：“孝文庙殿门，铜龟蛇铺首鸣。”“低亚”，即低哑声。“小眉”，指月影。此言词人不见苏姬终觉心旌荡漾，于是偷偷地又跑到她住处附近的僻巷中焦急地徘徊等候。她居处门前的桐叶凋零，枝叶砸打在大门铜环上发出了一些响声，她刚开门一瞥，就又像孤雁见到月光那样惊慌似的马上又关上了大门。“空惆怅”两句，惆怅归家，一醉解千愁。言词人徒然产生出这种想见又不敢见面的惆怅而矛盾的心理，因此只好郁郁回家，且在秋菊丛畔一醉方休。这样或许能使那些美好的回忆镜头，透过醉眼在朦胧中一一幻现出来吧。
杨士奇的这首诗，是一幅湖上风俗画。
诗歌的前两句选择水乡特有的蓼荇这些植物，白描而绘其色“疏红” “青” “花白”、状其形“小如萍”，寥寥几笔，生动、形象，而又简炼，朴素、自然。水乡的景色美不胜数，但作者却只抓住几种色彩对比鲜明的水乡植物点染水乡的气氛，虽然没有精工描绘景物和浑然的风土人情，但以强烈的视觉对比效果铺展出一幅生机勃勃而又宁静悠远的淮安水乡的景色。景幽心亦静，转而由景过渡到了对人物的素描上。
底下两句由景及人，自静而动，为水乡图增添了生气。水上驶来采菱船，船上的采菱女头上梳着两个环形的发髻，身穿短袖的衣衫，背对着诗人在船头采菱。这是诗人见到的实情，但一经摄入了艺术的镜头，便具有了诗情画意。诗人看到船上女子倩倩的背影，突发联想，说姑娘害羞，不好意思让人见到自己的脸，故背转身子，借以掩饰羞涩之态。“惭”字、“自”字，皆从“背”字生发，既刻画出水乡女子惹人羡爱的神态，又很富有情味，把观景的诗人与采菱女这两个不相干之人写成一个欲见而招呼，一个因羞而自避，从而使人物立于纸上。一个“背”字节省了多少笔墨，却留下充分想象的余地，再多的正面描写也无法达到这一效果。诗人选取这一角度来写，实具匠心。
全诗表现水乡的宁静和平，风格也一如水乡之水，闲雅清淡，物我交融，又因选择得当，写来颇见情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