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风波·次高左藏使君韵》为黄庭坚贬谪黔州期间的作品。该词主要通过重阳即事，写出了黄庭坚在穷困险恶的处境中，不向命运屈服的博大胸怀，抒发了一种老当益壮、穷且益坚的乐观奋发精神。
上片首二句写黔中气候，以明贬谪环境之恶劣，前两句起调低沉，起篇为抑。黔中秋来阴雨连绵，遍地是水，人终日只能困居室内，不好外出活动。不说苦雨，而通过“一漏天”、“似乘船”的比喻，形象生动地表明秋霖不止叫人不堪其苦的状况。“乘船”而风雨喧江，就有覆舟之虞。所以“似乘船”的比喻是足不出户的意思，又影射着环境的险恶。联系“万里”二字，又有去国怀乡之感。下三句是一扬，写重阳放晴，登高痛饮。说重阳天霁，用“及至”、“也”二虚词呼应斡旋，有不期然而然、喜出望外之意。久雨得晴，又适逢佳节，真是喜上加喜。遂逼出“催醉”二字。“鬼门关外蜀江前”回应“万里黔中”，点明欢度重阳的地点。“鬼门关”这里是用其险峻来反衬一种忘怀得失的胸襟，颇有几分傲兀之气。
下片三句承上意写重阳赏菊。古人重阳节有簪菊的风俗，但老翁头上插花却不合时宜，即所谓“几人黄菊上华颠”。作者借这种不入俗眼的举止，写出一种不服老的气概。“君看”、“莫笑”云云，全是自负口吻。这比前写纵饮就更进一层，词情再扬，此为二扬。最后三句是高潮。此三句说自己重阳节不但照例饮酒赏菊，还要骑马射箭，吟诗填词，其气概直追古时的风流人物，更将豪迈气概表现到极致，此为三扬。此处巧用晋诗人谢瞻、谢灵运戏马台赋诗之典。末句中的“拍肩”一词出于郭璞《游仙诗》“右拍洪崖肩”，即追踪的意思。下片从“莫笑老翁犹气岸”到“风流犹拍古人肩”彼此呼应，一气呵成，将豪迈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
全词结构一抑三扬，笔力豪迈，抒发了作者虽被贬黔州、身居恶劣环境，却穷且益坚、老当益壮，不屈于命运的摆布的乐观精神和博大胸怀。
李珣也曾写过一些隐逸之词，如《渔父》、《渔歌子》等。这首《定风波》是借范蠡事以明己志。范蠡亡吴霸越之后，功成身退，乘一叶扁舟泛游于五湖之上，啸傲风月于山水之间，过着隐逸生活。作者对他深怀仰慕之情，认为其人高洁无上。词的开头即点明他志在烟霞，仰慕隐沦，赞颂范蠡，也是表达自己的心愿。次句是说范蠡功成身退，泛游五湖，饱赏湖上春光。接句续写退隐之乐，一叶扁舟，徜徉湖上，舟中饮酒吟诗，其乐融融。“云水”二字概括了大自然的无限美好，令人陶醉。这时便深切地意识到无官一身轻的愉悦。这反映了作者对世俗的厌倦。
下片继续写隐逸之乐。与“花岛”为邻，鸥鸟为伴，隐居于奇山异水的幽深之处，生活是何等的安闲恬适。在这里长年看不见追名逐利的流俗之辈。可以说这里已经进入了老子所说的“希夷”的微妙境界了。果真能得到老子所说的微妙之道，心中怎能不暗暗自喜。结句“荷衣蕙带绝纤尘”，又用神的服饰，比喻隐者的高洁和一尘不染，大有飘飘欲仙的况味。
全词表现仰慕隐沦，申明作者抱有与范蠡同带的烟霞之志。范蠡归隐是在功成之后，见越王勾践为人可与共患难，不可与之同安乐，便毅然退隐。而李珣“以秀才豫受宾贡，事蜀主衍”，未能立功，即遭亡国之痛。两人同是退隐，却心境不一。此词纯用白描，直抒胸臆，与作者所写的风土词不一样，在“花间”词里也属罕见。
前六句讲的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情景。一二句讲的是织女已驾车渡河，与牛郎相会，他们相会之后，害怕此夜良时将逝，所以“起视夜何其”，直到太阳从东方升起。三四句讲的是牛女相会时，牛郎好像听到了织女环佩的声音，又好像看见了她如花之貌，风轻轻的吹来，所以佩响轻微。日薄，所以花容不萎。想象织女于黄昏时动身离开，故曰“日薄”。五六句讲的是月桂为他们传送嫩香，白榆为他们投影翳蔽，成就他们好合。
末联讲的是织女不想要人间知道他们相会的事情，忌有成都卜肆中识灵槎的人。抒发了自己深切的感叹。末句讲的是双星不想人间知道他们的秘密，深怪成都占卜摊子上的严老头子懂得灵槎而多管闲事。从字面上看，只能作如上解说；至于还有什么特定的寓意，尚无有力证据，不敢妄言。
全诗诗人以织女自况，以牵牛比牛党，令狐绹。
此诗作于升之宫学秩满之时，在绍兴二十一、二年间，时陆游居山阴。
钱仲联详注仲高身世，大略云：仲高，陆游从兄陆升之也。绍兴十八年（戊辰）进士，其人阿附秦桧，谄事桧党两浙转运使兼临安知府曹泳。泳为政凶酷，缙绅畏之如鬼蜮。时升之为右通直郎，与右承务郎李孟坚亲善。孟坚之父光私撰国史，语涉朝政，或多讪谤褒贬。孟坚以秘事告之，升之发之以告泳，泳检举於朝，光故得罪。後桧死，泳被贬窜新州，升之坐为秦党亦被黜。“临分出苦语，不敢计从违”一句，深有规劝之意。
此诗直白忧碍，意思不必过多解释，仲高时往投丞相秦桧门下，故陆游在此诗中予以规儆。“道义忧今古，功名有是非”，道义是不分古今的，但凡稍有智识、操守的人都应遵守，然而功名却很难说了。当逢有道之世，求取功名而不悖于道义，或说功名与道义体现为一致性时，自当努力追取。这正是儒家传统的积极用世思想。历数中国古代士人，但凡事业有成者莫不类此，国旺家兴，名垂后世，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统统实现。但这样的世道，泱泱中华、上下五千载也只是凤毛麟角，因此多是一种理想状态。而遭逢乱世，帝王昏聩、奸佞当道，功名与道义则体现为对立的关系，这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则是一种常态。士人往往有两类选择：一是舍道义而就功名。陆仲高年轻时正是走了这样一条路。绍兴二十年（1150），陆仲高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之后阿附秦桧，以告发秦桧政敌李光作私史事（仲高为李光侄婿），擢大宗正丞。显然这样的一种选择很为时人所不耻，陆游在此诗中也正是劝他不如请求退职。另一种选择是坚决维护道义，至少是维护心中的道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