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充满深情与怨恨,表现了珠帘秀对卢挚的一往情深。曲中作者一方面对卢挚的临行赠曲表示感谢,另一方面倾吐了自己做歌女的悲愤。整个小令将离别时强烈的情感起伏,表现得一波三折,真切感人。
“山无数,烟万缕。”,一方面是直道眼前精算,渲染分手时的气氛,一方面也有起兴与象征的意义。那言外之意是说:无数青山将成为隔离情人的障碍,屡屡云烟犹如纷乱情丝,虚无缥缈而绵不绝延。
“憔悴煞玉堂人物。”,原来尽管行程缓缓,“山”、“烟”等外景不时扑入眼帘,而在作者脑海中浮现、心底里念叨的是卢挚。由景到人,说出送别之人的悲凉意绪,实业反衬出自己的悲伤。“憔悴煞”与卢挚所作“痛煞”相呼应,表现出卢挚对珠帘秀的一片深情,同时也形象地道出了别离的痛苦。
“倚篷窗一身儿活受苦,恨不得随大江东去。”,据卢挚原作中“华传尔载将春去也”一句可知,珠帘秀将乘船离去,也许这是一次长久的离别,也许是一去不返,成为永诀,因双方的心情都很沉重。行舟将发,作者想到等待自己的是寂然一身,孤倚难眠,只有那滔滔的江水与悠悠的离恨与自己做伴,这样的处境实在难以忍受,因而说是“活受苦”。由此而想到了死,一死了之,岂不万事都得到了解脱。“恨不得随大江东去”一句就是这种心愿的表白。至此,作者的感情到达了高潮,全曲也在悲锴沉痛的调子中结束。可贵的是,作者以死殉情的愿望不是用哀艳低沉的调子写出,而是以慷慨悲凉的词语表现。
《寿阳曲·答卢疏斋》这首小令一改男女情爱的意象,把脉脉之情置在无数山中,万缕烟里,以及东去的大江之上,全然都是开阔宏伟的大自然意象。曲中也用了“煞”字,但这一字用得巧妙,以“代言体”的角度让这位玉堂人物自己去憔悴了。“大江东去”是从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演绎过来,竟用到了思爱之情上,这也是此曲的独到之处。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鲍照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杜甫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李白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
这是一首俚俗之作,通篇借“风”与“船”这两件事物铺开。
上片主要写“风”,顺而及“船”。劈头两句就是“无理而有情”的大白话:“好恨这风儿,催俺分离!”其实,催他与恋人分别的并不真是风,然而他却怪罪于风,这不过是他“怨归去得疾”(《西厢记》崔莺莺长亭送别张生时的唱辞中语)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正如睡不着却怪枕头歪那样,这种“正理歪说”的风趣话中其实包含着难以言传的离别之痛。以下三句便紧接“风儿”而来,越加显得波峭有趣:“船儿吹得去如飞,因甚眉儿吹不展?叵耐风儿!”它所埋怨的仍是这个“该死”的“风儿”,不过语意更有所发展。意谓:既然你能把船儿吹得像张了翅膀一样飞去,那你又为什么不把我的眉结吹散(侧面交代作者的愁颜不展、双眉打结),真是“可恨可恶”(“叵耐”本指“不可耐”之义,这里含有“可恨”之意)透顶!眉心打结,本是词人自己的心境使然。俗语云:“心病还须心药医”。词人不言自己无法解脱离别的苦恼,却恨起风马牛不相及的“风儿”来,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怪语”和“奇想”,亦极言其“怨天尤人”的烦恼之深矣。人的感情,每到那种极深的境界时,往往便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变态。石孝友的这些词句,便故意地利用这种“变态心理”来表现自己被深浓的离愁所折磨扭曲了的心境,确实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下片则索性从船儿写起。“不是这船儿,载起相思?”这是第一层意思。意谓:若不是偌大一个船儿,自己这一腔相思怎能装得下、载得起?“相思”本无“重量”可言,这里便用形象化的方法把它夸张为巨石一般的东西。说只有船儿才能把它载起,则“相思”之“重”、之“巨”不言自明。在“感谢”船儿帮他载起相思之情之后,作者又“得寸进尺”地向它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船儿若念我孤恓?载取人人篷底睡”。意谓:“救人须救彻”,你既然帮我载负了相思之情,那就索性把好事做到底吧!——因此,你若真念我孤寂烦恼得慌,何不把那个人儿(她)也一起带来与我共眠在一个船篷下呢?但这件事儿光靠“船儿”还不行,那就又要转而乞求“风神”——请它刮起一阵怪风,把她从远处的岸边飞载到这儿来吧。如是,则不胜“感谢”矣,故曰:“感谢风儿”!
众所周知,常见的文人词在描写离情别绪时,特别喜欢用“灞桥烟柳”、“长亭芳草”、“绣阁轻抛”、“浪萍难驻”之类的华丽词藻。即如石孝友自己,也写过“立马垂杨官渡,一寸柔肠万缕。回首碧云迷洞府,杜鹃啼日暮”(《谒金门》)之类的“雅词”。然而此首《浪淘沙》却一反文人词常见的面貌,出之以通俗、风趣、幽默、诙谐的风格,却又并不妨碍它抒情之“真”、之“深”,故而可称是首别具“谐趣”和“俗味”的佳作。在读惯了那些浓艳得发腻的离别词后,读一读这首颇有民歌风味的通俗词,真有点像吃惯了鱼腥虾蟹之后尝到山果野蔌那样,很富有些新鲜的感觉。
全词通过先是怨风、责风,次是谢船、赞船,再是央船、求风,最后又谢风、颂风,曲折而生动地展示了词人在离别途中的复杂心境:先言乍别时“愁一箭风快”(周邦彦《兰陵王》)的痛楚,次言离途中“黛蛾长敛(这里则换了男性的双眉而已),任是春风吹不展”的愁闷,最后则突发奇想地写他希冀与恋人风雨同舟的渴望。这三层心思,前二层是前人早就写过的,但石孝友又加以写法上的变化,而第三层则可谓是他的“创造”。这种大胆而奇特的幻想,恐怕与他接受民间词的影响有关。比如敦煌词中就有很多奇特的想象,如“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又如“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诗人在诗中发出劝戒之声,劝导人们爱惜鸟类,表现出诗人的善良、仁爱之心。
“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此诗先以一个反问句提出诗人自己的看法,反问的语气使感情抒发更加强烈,表现出诗人的善良、仁爱之心以及对生命的尊重,接着点出鸟和人一样有着皮肉和骨骼。诚然,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世间万物与人类一样,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类应该像对待兄弟姐妹一样对待它们,绝不能伤害它们。之后的“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两句顺势提出人类应善待动物的劝诫,并以幼鸟盼望母鸟的动人情景来感动人们,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劝说效果十分显著。
全诗语言朴实自然,通过蕴含真情的“子望母归”的自然现象劝诫读者善待动物,表达了对鸟类命运的关注和同情,这不仅是一种生态意识,同时还有着深刻的寓意:诗人意在以鸟喻人,劝诫当时的权贵要学会尊重平民百姓,因为平民百姓与权贵们一样,都有着同样的生命和尊严。
《塞上》诗主要描写剽悍的北方少数民族的能骑善射。万里晴空之下,辽阔草原之上,数百名健儿纵马驰骋。忽然,一枝响箭穿向云天,大家不约而同地立刻勒马伫立,昂首放目,凝神远望。诗人仿佛是一名技艺超群的摄影师,迅速抓住这瞬间的景象,拍下一个精彩无比的镜头,并且贯注了诗人炽热的主观感情。
在这首诗中,诗人先用“鸣骹直上一千尺,天静无风声更干”两句来描写一枝飞箭风驰电掣地刺入高空。《汉书·匈奴传上》:“冒顿乃作鸣镝。”可知响箭是北方少数民族习用的武器,“直上”,表现箭射出后的锐不可当之势。“一千尺”,写箭的射程之远。“天静无风”,不单写出了草原上空的清明宁谧,也写出了“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寥廓无边。因而那飞箭的呼啸之声就掠过大地,响彻云霄,传送得更加清晰、更加嘹亮、更加遥远——“声更干”。云气潮涩,回音必滞,器物浸润,发音必沉;于是诗人以表现燥性的“干”,来形容箭声的轻脆、尖厉,可谓一字传神。刘克庄《黄蘖诗》说“疏林霜下叶声干”(《后村大全集》卷五),联系落叶的飘然而下的形态,“干”字就用得不是地方,倒不如“萧萧”二字能曲尽其妙。与刘克庄同时略早的徐玑在其《晓》诗中说“犹干竹叶声”(《二薇亭集》),以“干”状风竹之飒飒作响,亦不尽妥帖。惟独形容“天静无风”中“鸣骹”之声用“干”为逼肖。这里,诗人扣着“鸣骹”绘影绘声:上句“直上一千尺”,属于视觉感受,侧重写高,箭身一点,箭影如线;下句“无风声更干”,属于听觉感受,侧重写远,箭声震荡于旷野之上,而这旷野之上的天幕,又恰为箭身、箭影的深色点、线提供了面的浅色背景,点、线、面相互结合而成天然精巧的构图。
写了天上的“鸣骹”之后,诗人紧接着写地下仰看“鸣骹”的人,这就是诗的后两句:“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碧眼”在这里既突出了北方某些少数民族的生理特征,又切合此时抬头望箭的规定场景,还因为眼睛作为心灵的窗户,人物的内在情感与外在风采,都可以通过它来集中体现,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这个,指眼珠)中”(东晋画家顾恺之语)。王安石的《明妃曲》诗说“明妃初嫁与胡儿”(《王文公文集》卷四十),欧阳修的和诗也说“维将汉女嫁胡儿”(《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八《明妃曲和王介甫作》),都以“胡儿”称外族年轻人。而在柳开诗中则更包含着亲切的语调。“碧眼胡儿三百骑”,描绘一队少数民族的年轻骁骑,句中虽只排列名词,实是以静写动,使人想像那眉宇间流露着威武气概的草原汉子们扬鞭跃马、奔逐追驰的热烈场面。“尽提金勒向云着”,则又以动写静:拉紧了马缰,抬起了望眼,一个接一个的动作霎时聚落在全体骑手的屏气凝视中;正见喧腾,忽归沉静,“向云看”的“三百骑”深深被“直上一千尺”的“鸣骹”所吸引,全神贯注、目不转睛,宛如戏曲舞台上的角色亮相,具有一种雕塑型的美。唐人李益有一首题为《从军北征》的边塞诗:“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这末二句,写“征人”因闻笛思乡始翘首望月,情原非由所“看”之“月”引起,“月”仅作为乡心之寄托,故而茫然“回首”,格调低沉、色彩灰暗,且无雕塑型的美。对照起来,柳开诗可谓青出于蓝了。 因为是一首绝句,字数有限,诗中就难以面面俱到地展开一个全过程。诗人恰能利用短小篇幅,舍弃次要情节,捕捉最为精彩动人的意象,将北方少数民族的剽悍性格与尚武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愧为宋代边塞诗的“压卷”之作。
柳开生活在北宋初年,宋诗尚未形成铺陈直述,以议论说理见著的特色。同样的内容,在欧阳修诗里却是“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明妃曲和王介甫作》)的质直表现。后来苏辙出使辽国时,在《虏帐》诗中也是“舂粮煮雪安得饱,击兔射鹿夸强雄”,“钓鱼射鹅沧海东”,“弯弓射猎本天性”(《栾城集》卷十六)的夹叙夹议。比较起来,柳开此诗犹有唐人风韵,空灵蕴藉,情辞丰腴。在以意趣气骨、拗折瘦劲取胜的宋诗中,也应算是别具一格的了。而柳开曾经“部送军粮至涿州”,“使河北”,“知代州”,又“徙忻州刺史”,并且“善射”、“倜傥重义”(《宋史·柳开传》),则又表明《塞上》诗写得如此成功,乃是与诗人身历其境,具有实际生活体验紧密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