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一首送别之作。题目中的鲍浩然是作者的朋友，浙东是友人要去的地方。这首词分为两片，上片写友人回浙东去的山水行程，下片抒发作者对回归江南的友人的深情祝愿。
上片“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两句，暗含送别，以人的眼睛来比拟山水，把山水写的有情有义。水是眼波，也就是说眼中的泪水如波，横在眼里而没有流出，说明作者为将行的朋友着想，在尽力克制自己的情感，即使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也不使之滴落而增加友人的伤感。山是眉峰，而此刻眉峰郁结着不少离愁别恨。一个“聚”字，用的十分有力，将作者心中的离愁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两句实际上是写作者对友人归途的远眺，作者的视线与友人归途的山水相连，目送着将要远行的友人。通过形象的比拟，传达出自己惜别的深情。
“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用问句拉出友人的行迹。在开头的两句，作者把山水合写，写出了友人归路如同郁结离愁的眉峰一般连绵起伏。由于归路的山重水复，友人便走进了作者的眉峰之中，也就是作者的视线里。这两句写诗人目送友人，友人走在作者深情送别的目光中，越走越远，身影越来越模糊，直至消逝。一路山水承载深厚的人情味，默默地替作者送走那远去的朋友。朋友在作者的眼中走远了，然而友情却深深存封于作者的心中。正是这深厚的情谊让作者安排山水来送自己的朋友。从而上片便形成一种物我为一、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对远去朋友的无限眷恋，和对朋友归途艰辛生活的深切挂念。
下片“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正面写“送”，点出了别友人的时间：暮春。为“又送君归去”铺垫。作者有心惜春，然而留不住春天，春天最终不顾作者归至江南。这对作者来说，不能伴春而去的江南又正是春天回归的地方。这两句写得相当愁苦，一个“才”一个“又”，层层递进，作者的情感越来越深。
“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这是作者在友人临行之际，从心底发出的深情祝愿。但愿友人追随春天的步伐回到江南，和春天同在。“千万”二字道尽了作者殷殷叮嘱之意。美好而真挚的祝愿，将作者那深沉的惜春之情、惜别之情尽在不言之中给读者一种含蓄的感觉。
上片含蓄地表达了词人与友人的惜别深情；下片则直抒胸臆，兼写离愁别绪和对友人的深情祝愿。词人用出人意料的想象把送春和送人联系在一起，用两个“送”字递进，深刻描写词人的离愁幽情。“才始送春归”写出才刚送别春天，心中还满怀着伤春之愁；“又送君归去”则再添了别恨，离愁更深。“若到江南”二句再发奇想，词人将心中沉痛之情暂时搁置，对友人送出美好祝福，叮嘱友人如能赶上江南春光，务必与春光同住。既饱含惜春之情，又寓之祝福之意。这个“春”既是反映鲜花如锦的春天季节，也喻指他与心上人生活在一起。这两句，一反送别词中惯常的悲悲切切，写得情意绵绵而又富有灵性。
有两点突出的成就值得注意：一是构思别致。词人把送春与送别交织在一起来写，充分表现出对友人的深情和对春天的留恋；二是比喻新颖。词人以眼波和眉峰来比喻浙东的山山水水，仿佛这位美人正期待着他的到来，贴切、自然，富有真情实感。这首词，轻松活泼，比喻巧妙，耐人寻味，几句俏皮话，新而不俗，雅而不谑。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词之起句，或先写景后抒情，或先抒情后写景，或情景俱到。盖触景而生情，缘情而后托意，若发端便直叙其事，处理不好往往流于平板呆滞。沈雄在《柳塘词话》中云：“起句言景者多，言情者少，叙事者更少。”这是词家一般应遵循的经验之谈。晏殊这首词却一避熟路，起句叙事，以逞其妙。“资善堂中三十载，旧人多少凋零。”点明地点“资善堂”，时间“三十载”。 “凋零”一词下得切人肺腑，使上句顿增厚意。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旧人多与草木一样化为尘土，加一“多”字修饰，可见幸存者无几了。“洛阳旧友一时散，十年会合无二三”（欧阳修《圣俞会饮》）十年尚且凋此，三十年也肯定是凋此。今日与君相见真属意外，伤情悲伤。这意义丰富，它曲折地告诉读者，“最”字，含平日伤情之事很多，而在众多的伤心事之中以“与君相见”为“最”了。表明词人与旧友的感情之深、相见之难了，为相别作为铺垫。“一尊凋旧”承，’旧人多是凋零”而发，人变而物凋旧，以不变之物突出凋零多变之人生。当然，阔别数十载，一旦相见，当有说不完叙不尽的心酸事，但“聊且话平生”，话未出口即戛然而正，仕途不顺，苦难太多而难以倾吐，还是相见日浅所叙不多，多少难以直陈的隐曲尽在这不言之中。
下片以一“别”字承接上文，又领起下文，乃这首词主眼，它把上下片连锁在一起，点明词人与旧友的相会，既是相见，又是相别。“相见时难别亦难”。历经三十载而相遇，可见相见之难，故而离别之尤觉之不易，相会已属罕逢，而相见即相别，更觉别之难舍难分。此时此刻，欲饮而不能饮，欲醉而不能醉，满腔感慨尽倾于“强饮”之中。“雪残风细长亭”，得力处突入一景语，使旧友重逢的凄黯心理因景物的烘托而愈见突出。残雪寒风，长亭送别，更添离别的凄凉之气，时间、地点、人物、景物巧妙地结合，起到了景语皆情语的妙用。最后三句，从未别写到再相逢于京城，是词人对朋友的宽慰之词。实际上，是“归魏”还是“凋零”完全取决于皇帝，皇帝思旧则可以留京，反之则凋何，其结局是不言而明的。晏殊虽称太平宰相富贵词人，也曾多次被贬职离京，屡见迁徙。因此对旧友的坎坷仕途深表同情，同时，也流礴出对朝廷的不满，这在词人的词作中实是少有。
文章以一连串的生动情节，描写信陵君与他的门客的事迹，充分表现了信陵君“下士”与“不敢以其富贵骄士”的高尚品格。宴请夷门抱关者侯嬴以及侯嬴为信陵君策划“窃符救赵”是信陵君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所以作者把此事作为中心事件来写，写得极为详尽，也极为精彩。侯生年老家贫，是一个地位卑下的“夷门监者”，在当时的社会中，这样的人是为世俗所不齿的。然而，信陵君听说他是个贤者，就“往请，欲厚遗之”，侯生“修身洁行”不肯受。信陵君就专为他“置酒大会宾客”，并亲自赶车去迎接他，还为他赶车到屠户中拜访朋友朱亥，而侯生见朱亥后，却“俾倪，故久立与客语”。这时，“从骑皆窃骂侯生”，而“公子色终不变”。到家后，信陵君又引侯生“遍赞宾客”，并且“为寿侯生前”，待侯生为上宾。这一系列的行动，没有丝毫勉强。侯生对信陵君多方试探，信陵君表现出来的只是“执辔愈恭”“颜色愈和”“色终不变”。信陵君这种礼贤下士的真诚态度，深深感动了侯生，侯生终于把信陵君当成了知己，愿为他谋划，并为他献身。
这篇作品的情节是十分生动而感人的，作者对材料的处理颇费匠心，结构很完整，又不平铺直叙，而是曲折回环，波浪起伏。如宴请侯生一段，公子为侯生“置酒大会宾客”，当公侯将相已“坐定”后，公子却亲自赶车去迎接地位卑微的“夷门侯生”，情节顿生波折；侯生坐车赴宴途中，又要求“枉车骑过之”去看朱亥，又是一折；在见朱亥后又故意“久立、与其客语”，真有些使人等得心急。再如“窃符救赵”一段中，邯郸被围，赵王求救于魏，魏王派晋鄙领兵救赵。然而，秦王又告魏王说：“诸侯有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于是魏王“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使文章再生波折。公子力劝魏王救赵，“魏王畏秦，终不听公子”，公子无奈，决心“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这等于以卵击石，人们不能不为公子担心。公子“行过夷门，见侯生”，“辞决而行”，侯生出人意料地只说：“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情节发展到这里为之一顿。公子“行数里，心不快”，以为“我岂有所失哉？”于是“复引车还，问侯生”，文章又一波折，这一波折，引出了侯生为公子策划“窃符救赵”，并推荐朱亥同行。人们预感到情节发展的前景：为了救赵存魏，屡立战功、受人崇敬的老将军晋鄙不得不被杀，真是惊心动魄，不能不使人为之心动。
司马迁的《史记》是忠实于历史真实的。他的作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对信陵君这个历史人物是十分敬佩的，他是满怀敬意为信陵君作传的。但作者并没有把他笔下的人物神化，而是写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成功、也有失误的活生生的人物。当矫杀晋鄙救赵后，赵王“以五城封公子”时，信陵君“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这时有门客劝告他“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于是他“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当他留赵十年，“秦闻公子在赵，日夜出兵东伐魏”，魏王派人请他回国时，他下令门下：“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为此事毛公、薛公二人去责备他，“语未及卒”，他“立变色”，“告车趣驾归救魏”。这些描写，一方面表现了信陵君的一些弱点，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从善如流、勇于改过的精神。这些描写，无损于人物形象，相反，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了，而且也进一步深化了主题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