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留题记游的即兴之作，颇能表现诗人潇洒坦荡的性情。诗的首句写诗人访问袁氏别业，其实与别业的主人并不认识；次句写诗人不仅贸然来访，而且还选了个风景绝佳的地方；后两句写诗人劝主人不要为买酒招待客人担心，客人口袋里自有买酒的钱。全诗清新脱俗，别有风味。
诗人并非专程访友，只是随性游春至此，因为风景优美，虽然主人不相识，仍然停留下来，“主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不是一个开朗、洒脱、好交友、好结客的人，是不会这样行事的。
既然留下来了，对着周遭美景，不可枯坐，要饮酒赏春，诗人心里这样想着，嘴上也就说了出来，“莫谩愁沽酒，囊中自有钱”。“主人你可不要发愁、唠叨说你没钱买酒呀，我的荷包里自有钱。只要你能陪着我，咱们来痛快地喝上一杯，如何？”这真是心无城府，豪放、洒脱、大方。
拥有这样的天真，这样的豪爽，无怪乎老贺归乡，最先迎上来的是一群儿童，“笑问客从何处来”。比起苏轼“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参寥《东坡先生挽词》），别是一番景象。
这首诗是作者豁达性格的一个突出表现。诗人与别墅主人素不相识，仅为林木泉石所吸引便来此游览，从侧面暗示出林园之可观。接下来诗人自言自语，拂去主人对他的担心，道出自己饮酒玩赏的雅兴。诗人对别业不着一字，却处处显露别墅身影，于此之中，诗人自身形象也呼之欲出。诗歌写得活泼清新，富于情趣。
作者在这篇祭文中极力称赞柳宗元文词之美，对他才高而不用于世的遭遇表示不平，并允其所托。字字句句殷勤恳切，宛如面谈。
祭文有固定的首尾格式，中间是正文，一般多用四言韵语，本篇亦然。一起四句，哀痛之极，而用反复咏叹的方式出之。“自古莫不然”全文只这一个五字句，这是有意加重，若换成“自古皆然”就平庸无力了。由这一句引起下面几层，说明死生是自然规律。这本来是“人生如梦”的老生常谈，但韩愈一分疏，就化腐朽为清新了。而中间提到的“利害”、“悲乐”，又为正文第二段的根据，似叹似慰，悠然不尽。
“凡物之生”起，是对柳子厚的文章和遭遇兴发的无限感慨。前四句用《庄子·天地篇》的话：“百年之木，破为牺尊，青黄而文之；其断在沟中。比牺樽于沟中之断，则美恶有间矣，其于失性一也。”百年巨木，良材也，砍削雕镂之，作成祭器“牺尊”，又加青黄文饰，诚然精美了，而失去木之本性。这一比喻说明“多才为患害”，为的是从反面引起下面的议论。“子之中弃”四句，说明子厚虽宦途中被斥逐，而从文章的成就说，这是天的帮助，解除富贵于己的束缚，得以大写文章，是好事，言外不必哀伤。“富贵无能”四句是对上文的比较（与富贵者）和引申，表明子厚以文章自显，必然不朽。这些意思，也见于他的《柳子厚墓志铭》中。如“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说得更为明白。下面“不善为斫”四句，文章又生波澜，用比喻表明得用于世者不一定有真本领，而真正的“巧匠”却往往被闲置，引起后面八句为柳子厚之不见用抱屈。这八句分两层，都用对比的形式为子厚鸣不平。妙在全用逆笔，先写子厚之“不用”，再写飞黄腾达者多是无能之辈。特别是“一斥不复”，概括子厚的仕履；“群飞刺天”，表示庙堂上充斥无能之辈，对比异常强烈。这一节是祭文的主体。一般祭文在这里多是铺陈死者的功业和两人的交往；愈却只写柳子厚才高而不见用，但中间却充满郁塞不平之气，譬喻和正反对比杂糅在一起，苍茫不尽。
最后一段是表述自己的态度。柳宗元临死之前寄信给刘禹锡，希望在抚养幼小遗孤、载柩归葬先茔的事情上，得到朋友们的帮助，又托韩愈作墓志，见于刘禹锡《祭柳员外文》所述。所谓“退之承命，改牧宜阳，亦驰一函，候于便道，勒石垂后，属于伊人”，即指此事。时韩愈正由潮州刺史改任袁州。了解刘禹锡这段话。才能理解此文最后一段感情的沉重。“嗟嗟子厚”是承上一段来，认为子厚这样的高才，应该有用世之日，然而“今也则亡”，死者不可复生，这里有无限哀伤和感触隐于其中。“临绝之音”起，引起全段。从诸友引到自己，看出子厚对自己的信托。这段文章如果是凡手，说到这里，就可以表态了，那样平直而无波澜。韩愈却插人“凡今之交”四句从反面激起浪涛。只读这四句好像韩愈不肯接受任务似的，实际正是为了反衬下文表明子厚相知之深，托己之重，这是逆笔，要善于体会。“非我知子”四句就正面表明自己的态度。“犹有鬼神，宁敢遗堕”，等于指天发誓，所以前人评这四句“语意真挚，可贯金石”，“止此已足，血诚自任之语，似淡而实深，极沉郁恻怛之致”（《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三），是搔着痒处的。“念子永归”四句，和篇首及本段之首相呼应。并且总结全文，“矢心以辞”又重复表明态度，这是对死者的最大安慰。
祭文应以悲哀为主，被祭的对象有功业可纪的，应铺叙功业。柳宗元在柳州政绩为群众所称道，但韩愈这篇文章却只字不提柳的惠政，只强调柳的高才被弃、自己的感慨和表示接受柳的托孤重任。这是因为刘禹锡已经告诉韩愈要为柳写墓志，而柳的生平，墓志中不可不叙，如果祭文里再叙就要重复了。所以祭文完全撇开生平，但言文章高而“一斥不复”，令人不平，写出自己对子厚的深切悼念之怀。古文家如果同时为一个人写两篇文章，每篇的角度和材料一定要避免重复。韩愈为柳宗元写的三篇文章可以作为范例。
本文是作者所作的三篇一组的寓言，包括《临江之麋》、《黔之驴》和《永某氏之鼠》。作者通过麋、驴、鼠这三种动物形象，借题发挥，揭露了当时一些达官贵人、得意小人的丑态，并预言其必然灭亡的命运。文章语言简洁凝练，以小见大，耐人寻味，具有强烈的现实讽刺意义。
《临江之麋》一篇以揶揄的口吻讽喻了社会上“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忘己之麋”任性妄为，冒犯外物，以寻得快乐，可当它失去了主人的庇护，轻而易举地就被外犬“共杀食之”。更加可悲的是它至死还没有明白个中原因。古往今来，行事不知推己之本，躺在别人怀抱里讨口饭吃还自鸣得意的人，并不少见。从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深刻的讽喻意义，正是它以小见大的艺术魅力所在。
《黔之驴》是这三篇中最广为流传的一篇。它深刻地批判了无才无能却又惯于逞能炫耀的“叫驴”式人物。结合柳宗元当时的遭遇，可见他是针对政敌而写，讽刺了当时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柳宗元通过想象、夸张的手法，抓住了驴、虎之物类的特征，刻画社会中某些人“出技以怒强”的行径，生动形象。同时，这篇寓言也为后人留下“庞然大物”、“黔驴技穷”两个成语。
《永某氏之鼠》嘲讽了社会上“窃时以肆暴”的一类人。这类人抓住侥幸得到的机会肆意胡作非为，以为能够“饱食无祸为可恒”，让人深恶痛绝。这则寓言，深刻有力地讽刺了纵恶逞凶的官僚和猖獗一时的丑类，巧妙地批判了封建社会丑恶的人情世态。
这三篇寓言在艺术表现上有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状物摹形生动形象，情景如见。如《临江之麋》写主人抱幼麋归家，一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八个字活画出群犬一拥而上，急欲啖食之态。下文写麋与犬狎戏，说“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写犬畏主人，一面与麋周旋，一面垂涎三尺之状，也十分传神。《永某氏之鼠》写在主人放纵下，群鼠猖獗之状说：“某氏室无完器，橇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可谓淋漓尽致，穷形尽相。
第二，虽属寓言，状写动物，叙写却入情入理。见出作者体味物情之细，文字叙述之工。如《临江之麋》写麇与犬相熟过程，开始入门，群犬垂涎，所以主人叱喝。之后，主人抱麋与犬习熟，由开始之不动，渐至与犬戏耍。进一步写麋渐大，与犬已熟，随意戏闹，竟忘了己之为麋，这个发展过程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黔之驴》中对虎的心理描写也极其细腻逼真。开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所以“蔽林间窥之”。次后，“稍出近之”，然而“愁愁然莫相知”。下面写初听驴呜，大骇远遁，以为要吃自己。及至往来观察，终觉其似乎没有什么突出本事，于是做各种试探。到了摸清底细，乃跳踉大咽，尽食其肉而去。一笔笔写来，自然而真实。
第三，寓意深厚，对讽喻之意不作详尽展开，主要通过故事和形象本身体现出来，可让读者从不同角度玩味受教。如《临江之麋》末尾只一句收束，“麇至死不悟。”寓意深沉。《永某氏之鼠》结尾：“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也是意味深长，只有《黔之驴》结尾议论较透一些。
作者借麋、驴、鼠三种动物的可悲结局，对社会上那些倚仗人势、色厉内荏、擅威作福的人进行辛辣的讽刺，在当时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普遍意义。三篇寓言主题统一而又各自独立，形象生动而叉寓意深刻，篇幅短小，语言简练而又刻画细致、传神，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