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叙写尹吉甫北伐玁狁的战争全程。全诗六章，前四章主要叙述这次战争的起因、时间，以及周军在主帅指挥下所做的迅速勇猛的应急反应。诗一开首，作者就以追述的口吻，铺写在忙于农事的六月里战报传来时，刀出鞘、箭上弦、人喊马嘶的紧急气氛（“柄栖”、“孔炽”、“用急”）。二、三章作者转向对周军训练有素、应变迅速的赞叹。以“四骊”之“维则”、“修广”、“其大有颙”的强健，以“我服既成”的及时，“有严有翼，共武之服”的严明及“以奏肤功”的雄心，从侧面烘托出主将的治军有方。第四章作者以对比之法，先写“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的凶猛来势；次写车坚马快、旌旗招展的周军先头部队“元戎十乘，以先启行”的军威。一场恶战即将开始，至此，紧张的气氛达到了顶峰。第五章作者并没有被时空逻辑的局限所束缚，凌空纵笔，接连使用了三个“既”字（“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描写己方军队以无坚不克之凛然气势将来犯之敌击退至靠近边界的太原。很自然地从战果辉煌的喜悦之中流露出对主帅的赞美和叹服。从紧张的战斗过渡到享受胜利的平和喜悦，文势为之一变，如飞瀑落山，又如河过险滩，浩荡而雄阔。最末一章，作者由对记忆的描绘转向眼前共庆凯旋的欢宴。“来归自镐”是将记忆与眼前之事联系起来，而“我行永久”说明作者也曾随军远征，定国安邦，与有荣焉。然而自己的光荣之获得，又与主帅的领导有关，可谓自豪与赞扬俱在其中。
从审美的角度统观全诗，这种以追忆开始，以现实作结的方法，使得原本平淡的描写平添了几分回味和余韵。同时，此诗在行文的节奏上，一、二、三章铺垫蓄势，第四章拔至高潮，第五章舒放通畅，第六章归于宁静祥和，也使诗歌产生了丰富变化的节奏感、灵动感。
这首诗写诗人对铜官山留恋的深情。诗说我爱铜官山的娱乐，住上一千年也不想离开，要是尽情跳起舞来，愿把五松山都蹈遍。表现出对铜官山的热爱，使用了夸张手法，兴致豪放。这首诗虽只是短短的五言绝句，但其间诗人思想情感高强度的抒发和艺术夸张手法的大胆使用让人们拍案叫“绝”。
“我爱铜官乐”，诗中首句就开门见山点出全诗主旨。这里诗人直抒胸臆，豪爽坦荡，用侠人直语引出诗人对铜陵深沉爱的情感，夸张之源正在于此。爱铜陵之情，诗人先从眷恋不舍之情写起——“千年未拟还”。“千年”从时间上极度夸张，引出了诗人对铜陵爱的延绵，从时间（数字）的夸张，引出情感的夸张，表现诗人情感的真挚。诗人置酒铜官山，宴饮谈笑，挥动象征壮志的长剑助兴，拂动帘大的衣袖歌舞长啸，使读者羡慕其乐。由宴饮歌舞之乐，诗人又用夸张把情感推向高潮。
三、四两句即言诗人对铜官山欢宴之乐还嫌不足以表达自己的爱意，尚须一回舞袖，拂尽秀色可餐的五松山。五松山山秀木荣，山上岗峦泉洞、花草树木，不可能教“舞袖”“拂尽”，这是浪漫色彩行为的空间上的夸张，表现了诗人对铜陵山山水水的深情蜜意。
“拂尽”二字，表现了诗人内心似水柔情。诗中用的两处夸张，方式虽属相同，皆属于扩大夸张，即故意把一般事物往大（多、快、高、长、强……）处说（前者把时间往长处说，后者把空间往大处说），但细加斟酌，二者尚萌不同。前一夸张写得较虚较略，后一夸张写得较详较实，两者从时间、空间的不同角度烘云托月，在造成色彩强烈的艺术境界中，让诗人“我爱铜官乐“感情的积聚爆发。
由此可见，在抒情诗里，夸张能把诗人的情感强烈鲜明地抒发出来。夸张的“失真”和悖理，诗情的真实和感人，二者反映了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差异和联系。而正如艺术真实离不开生活真实一样，夸张当然也离不开诗人郁积的深沉强烈的思想感情。无此，夸张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法拨动读者情感共鸣的心弦。李白这首诗中夸张手法的成功就在于有雄厚的思想情感基础作后盾。
这是一首离别相思之作。上片开头二句，意境阔远，富有气势，为情人离别创造出浓郁氛围：西陵孤庙、风雨潇潇、寒流无尽，中间着一“对”字，言其地别无他物，显示出环境空旷、寂寥、冷落，渲染出一种愁苦孤寂的气氛。“谢娘”二句具体刻画女子倚舟怀人，泪流千条，极显其凄怆伤痛之情。
过片二句写主人公所闻、所见、所感：所闻为杜鹃思归之鸣，愈增离人日暮愁思；所见早梅已放，香满山郭，好景已不为己所留，以乐景写离愁，倍觉伤怀，且“早梅”又暗与前面“寒”字合；所感则为离恨而已。结尾句双起单承，直接抒写离别之苦，用“萧索”突出思者与被思者的情状，十分痛惜。这是主人公的推想：是不是因为离别后，音信难通，而使情感冷淡了呢？心上人如今又在何处呢？末尾以问语出现，推进一层，表现了思念之切，也突出了主人公此刻茫然无依的心绪。
此词背景是“孤庙”“山郭”，作者将江南的风景、风情融入了对离愁别恨的抒写之中。整首词由景入情，通过对特定景物的描写，以景衬情，情景交融，韵味深远。
这是一首通过对客观景物荣枯更替的描写，来抒发因人生短暂，所以人应“立身”宜早，应以“荣名”为宝的说理诗；同时也是一首抒写仕宦虽有建树但又并不十分得意的士子对人生的感悟和自励自警的诗。全诗共十二句，可分作两层。前六句为笫一层，写诗人由叙事写景引发出对人生的联想和感慨；后六句为第二层，写诗人继续抒发自己对人生的议论和感慨。此诗情文并茂，富含哲理，其艺术风格质朴自然，行文如行云流水，但又不浅露，而是余味曲包，耐人寻味。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这两句是说，调转车头我驾着车子开始远行，路途遥远不知何时才能到达。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这两句是说，抬头四顾，但见原野茫茫，春风吹拂摇动着原野上无边的青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这两句是说，一路上我所见的不再是我认识的旧物，不能不使人感到岁月催人老。
首起两句叙事，写诗人要驾车远行。是出门离家游宦，还是衣锦还乡省亲，诗人并没有言说。不过结合全诗来说，诗中的主人公应是游宦京都多年，在功名事业上略有建树，虽不是一帆风顺，但也并非完全失意潦倒。从首起“回车”二字来看，他应该是准备动身离开京师返回自己的故乡。从诗人笔下的描绘来看，此时应该是一年中景致最为美好的春天。但现在眼下美好的春光，并没有个诗人带来美好的心情。诗句中一个“何”字，一个“摇”字就隐隐地带有沧桑感。紧接着诗人由眼前景物引发出对人生的联想和感慨，一路上，昔日来时的景物都不见了，当然这里的故物，不仅仅局限于物，也应指人，如亲朋古旧。正如曹植诗言：“不睹旧耆老，但见新少年。”“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这两句诗是全诗的纽带，既是对前四句叙事写景发出来的联想和感慨，又是开启后六句议论感慨的由头所在。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这两句是说，人生和草木的兴盛和衰败都有各自的时限，苦恼的是自己没有很早地建立起自己的功名。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这两句是说，人没有像金石那样坚固，怎么能长寿无尽期？
这两句用来比喻人的生命短暂和短促。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古今注本于荣名有二解。一说荣名即美名；有一说荣名则谓荣禄和声名。许多人把这两种说法对立起来，认为前者认为人生易尽，还是珍惜声名为要追求的是永恒的东西；后者认为人生短暂，不如早取荣禄声名，及时行乐显身。这两种境界有高下之别。事实上，在封建社会，儒家正统知识分子都以搏取功名，建树事业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所以不能说追求荣禄和声名，就是庸俗的，就只是为了行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儒家正统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因此诗人把“荣禄和声名”作为人生之宝，是无可非议的事。从全诗来看，诗人还是认真地对生命进行了思考，立足于追求永恒的美名，是希望自己有所作为的，对人生的态度还是积极进取的，并以此自警自励。
显然，这是一首哲理性的杂诗，但读来却非但不觉枯索，反感到富于情韵。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他的思索切近生活，自然可亲，与后来玄言诗之过度抽象异趣，由四个层次的思索中，能感到诗人由抑而扬，由扬又以抑，再抑而再扬的感情节奏变化。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位诗人已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接触到了诗歌之境主于美的道理，在景物的营构，情景的交融上，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新境地。诗的前四句，历来为人们称道，不妨以之与《诗经》中相近的写法作一比较。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这首《王风·黍离》是《诗经》的名篇。如果不囿于先儒附会的周大夫宗国之思的教化说，不难看出亦为行人所作。以此诗与之相比，虽然由景物起兴而抒内心忧苦的机杼略近，但构景状情的笔法则有异。《王风·黍离》三用叠词“离离”、“靡靡”、“摇摇”，以自然的音声来传达情思，加强气氛，是《诗经》作为上古诗歌的典型的朴素而有效的手法。而此诗则显得较多匠心的营造。“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迈”、“悠悠”、“茫茫”、“摇”，叠词与单字交叠使用，同样渲染了苍茫凄清的气氛，然而不但音声历落，且由一点——“车”，衍为一线——“长道”，更衍为整个的面——“四顾”旷野。然后再由苍茫旷远之景中落到一物“草”上，一个“摇”字，不仅生动地状现了风动百草之形，且传达了风中春草之神，而细味之，更蕴含了诗人那思神摇曳的心态。比起《黍离》之“中心摇摇”来，此诗之“摇”字已颇具锻炼之功，无怪乎前人评论这个摇字为“初见峥嵘”。这种构景与炼字的进展与前折“所遇”二句的布局上的枢纽作用，已微逗文人诗的特征。唐皎然《诗式·十九首》云：“《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作用即艺术构思），可称慧眼别具；而此诗，对于读者理解皎然这一诗史论析，正是一个好例。
皎然所说“初见作用之功”很有意思，这又指出了《古诗十九首》之艺术构思尚属于草创阶段。此诗前四句的景象营构与锻炼，其实仍与《黍离》较近，而与后来六朝唐代诗人比较起来，是要简单得多，也自然得多。如陆云《答张博士然》：“行迈越长川，飘摇冒风尘。通波激枉渚，悲风薄丘榛。”机杼亦近，但刻炼更甚，而流畅不若。如果说《十首诗》是“秀才说家常话”（谢榛《四溟诗话》），那末陆云则显为秀才本色了。由《黍离》到此诗，再到陆云上诗，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古典诗歌的演进足迹，而此诗适为中介。所以陆时雍《古诗镜·总论》说“《十九首》谓之《风》馀，谓之诗母”。
对于人生目的意义之初步的朦胧的哲理思考，对于诗歌之文学本质的初步的朦胧的觉醒。这两个“初步”，也许就是此诗乃至《古诗十九首》整组诗歌，那永久的艺术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