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作者退隐之后定林院生活的一个剪影式写照。
上片写一次骑驴春游,起拍二句点明节令,描绘钟山春意盎然的景象。宋时元夜灯节,热闹异常。蔡绦《铁围山丛谈》:“上元张灯,天下止三日。”当时收灯后,又有出城探春的习俗,而江南孟春,不同于北方,往往收灯后便已芳草如茵、春意满野。而钟山一带,竹木葱茏,万花竞秀,景色更为诱人。“撩乱”,写出山花争奇斗艳,撩惹行人。“灯火已收”而山花满眼,用笔正所谓扫处还生。这二句,即写了江宁附近的季候特征,又点出作者居住的山中环境。美景良辰,引逗起词人览赏春色的兴致,于是笔锋一转,由“闻说”领起以下三句,写洊(jiàn)亭之游。洊亭钟山西麓,溪水青青,花木如绣,是作者喜爱游赏的风景胜地。王安石《马死》诗李壁注引《建康续志》云:“金华俞紫琳清老,尝冠秃巾,扫搭服,抱《字说》,逐公之驴,往来法云、定林,过八功德水,逍遥洊亭之上。”“新水漫”,说明是雨后,经春雨洗礼,郊原格外清新。
这里作者实用以指他所骑的毛驴,亦取其“形段迟缓”之意。作者退居江宁时,神宗赐他一匹马,后来马死了,他外出旅游就骑毛驴。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二载,王安石江宁,“筑第于白门外七里,去蒋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驴,从数僮游诸山寺。欲入城则乘小舫,泛潮沟以行,盖未尝乘马与肩舆也。”这次正是骑毛驴野游,心闲意静,恬然自若,什么升沉得失、尧桀是非,仿佛早抛至九霄云外,其精神超然尘外。定林寺左右,峰峦复沓,后环屏风,前障桂岭,其间云雾缭绕,跨驴绕行山径,时要通过云层,故曰“穿云”。山间谷壑毗连,四周峦嶂如屏,形成不少花木丛生的天然坞堡,如定林寺附近有道士坞,洊亭附近有桃花坞等。
词人行经此种地带,不免停辔徜徉,访胜探幽,故曰“入坞”。才行高冈,又入低谷,故曰“穿云入坞”。不畏云雾迷茫,不避谷堐低湿窈深,不计山路崎岖回环,而去寻访游伴,探奇览胜,一句中连用“穿”、“入”、“寻”三个动作词,充分表现了词人一心寻春的浓厚游兴,描绘出他自命“山野之人”的生活情趣。
下片写僧斋昼寝,词人游兴已尽,依然回归山寺,就床而卧。过片另起一意,意脉不断。上写游山,此写憩寝,事有转折,故用“却”字。因为孤身栖居山寺,故要拂拭僧床,撩起白色的帷帐。“僧床”、“素幔”,写明作者生活清寂雅素,也突出了寄身山寺的生活特点。“千岩万壑”承上“山南山北”,“春风暖”回应“正月半”。值此东风骀荡,春光融融,词人怡然自适的心境也仿佛与大地春色融契而为一,加之游山的困乏,于是他渐渐沉入静谧而深稳的梦中。不知何时,山间的一派松涛之声,把他从酣梦中惊醒,抬眼望去,红日照临西窗,而词人的睡意犹未足。煞拍三句写梦醒。“悲急管”,谓松涛犹如急切的笛声,深山中呜咽地悲鸣,仍切山林环境下笔,松声带有作者的感情色彩。
这首写政治家兼文学家的王安石,野游寻春与大自然的默契中,得到了心境的恬静,沉入了暂时的酣眠,然而,一时的心理平衡,却被四周突然闯入的急切悲凉的松涛声所打破,无怪乎作者起看日光,不能不嫌梦境之短了,这正隐隐透露了作者身虽幽闲而内心并不平静的精神状态。全篇即事写景,全以白描手法勾勒,物象清幽,气韵萧散,充满脂腻粉香的北宋前期词坛上,这首词颇有一枝独秀的风致。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正月十五元宵灯节之时,钟山一带芳草如茵,林木葱郁,那一片生意盎然的春景,让人流连忘返,心醉不已。涛亭刚刚下过春雨,词人骑着小毛驴,翻山越岭去观赏美丽的风景。
游玩之后,回到了寺院中。经过一天的玩赏,词人也累了,他放下纱帐,铺好被褥,在和煦温暖的春风吹拂下进入梦乡。不知睡了多久,他突然被悲切的松涛之声吵醒,梦醒时分,窗外已是日落西山了。
注释
灯火:元宵节彩灯。
洊亭:在钟山西麓。
新水:春水。
款段:本指马行迟缓,此处指作者骑驴缓行。
穿云入坞:深入到云雾缭绕的山坞中去探奇览胜。坞:四高中低的小凹。
褰:提起,撩起,揭起。
幔:窗帘。
一弄:一奏,一吹。
这首词是作者退隐之后定林院生活的一个剪影式写照。
上片写一次骑驴春游,起拍二句点明节令,描绘钟山春意盎然的景象。宋时元夜灯节,热闹异常。蔡绦《铁围山丛谈》:“上元张灯,天下止三日。”当时收灯后,又有出城探春的习俗,而江南孟春,不同于北方,往往收灯后便已芳草如茵、春意满野。而钟山一带,竹木葱茏,万花竞秀,景色更为诱人。“撩乱”,写出山花争奇斗艳,撩惹行人。“灯火已收”而山花满眼,用笔正所谓扫处还生。这二句,即写了江宁附近的季候特征,又点出作者居住的山中环境。美景良辰,引逗起词人览赏春色的兴致,于是笔锋一转,由“闻说”领起以下三句,写洊(jiàn)亭之游。洊亭钟山西麓,溪水青青,花木如绣,是作者喜爱游赏的风景胜地。王安石《马死》诗李壁注引《建康续志》云:“金华俞紫琳清老,尝冠秃巾,扫搭服,抱《字说》,逐公之驴,往来法云、定林,过八功德水,逍遥洊亭之上。”“新水漫”,说明是雨后,经春雨洗礼,郊原格外清新。
这里作者实用以指他所骑的毛驴,亦取其“形段迟缓”之意。作者退居江宁时,神宗赐他一匹马,后来马死了,他外出旅游就骑毛驴。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二载,王安石江宁,“筑第于白门外七里,去蒋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驴,从数僮游诸山寺。欲入城则乘小舫,泛潮沟以行,盖未尝乘马与肩舆也。”这次正是骑毛驴野游,心闲意静,恬然自若,什么升沉得失、尧桀是非,仿佛早抛至九霄云外,其精神超然尘外。定林寺左右,峰峦复沓,后环屏风,前障桂岭,其间云雾缭绕,跨驴绕行山径,时要通过云层,故曰“穿云”。山间谷壑毗连,四周峦嶂如屏,形成不少花木丛生的天然坞堡,如定林寺附近有道士坞,洊亭附近有桃花坞等。
词人行经此种地带,不免停辔徜徉,访胜探幽,故曰“入坞”。才行高冈,又入低谷,故曰“穿云入坞”。不畏云雾迷茫,不避谷堐低湿窈深,不计山路崎岖回环,而去寻访游伴,探奇览胜,一句中连用“穿”、“入”、“寻”三个动作词,充分表现了词人一心寻春的浓厚游兴,描绘出他自命“山野之人”的生活情趣。
下片写僧斋昼寝,词人游兴已尽,依然回归山寺,就床而卧。过片另起一意,意脉不断。上写游山,此写憩寝,事有转折,故用“却”字。因为孤身栖居山寺,故要拂拭僧床,撩起白色的帷帐。“僧床”、“素幔”,写明作者生活清寂雅素,也突出了寄身山寺的生活特点。“千岩万壑”承上“山南山北”,“春风暖”回应“正月半”。值此东风骀荡,春光融融,词人怡然自适的心境也仿佛与大地春色融契而为一,加之游山的困乏,于是他渐渐沉入静谧而深稳的梦中。不知何时,山间的一派松涛之声,把他从酣梦中惊醒,抬眼望去,红日照临西窗,而词人的睡意犹未足。煞拍三句写梦醒。“悲急管”,谓松涛犹如急切的笛声,深山中呜咽地悲鸣,仍切山林环境下笔,松声带有作者的感情色彩。
这首写政治家兼文学家的王安石,野游寻春与大自然的默契中,得到了心境的恬静,沉入了暂时的酣眠,然而,一时的心理平衡,却被四周突然闯入的急切悲凉的松涛声所打破,无怪乎作者起看日光,不能不嫌梦境之短了,这正隐隐透露了作者身虽幽闲而内心并不平静的精神状态。全篇即事写景,全以白描手法勾勒,物象清幽,气韵萧散,充满脂腻粉香的北宋前期词坛上,这首词颇有一枝独秀的风致。
王安石罢相退隐江宁(今南京)之后,在府城东与钟山间的一所住宅(名“半山园”)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距半山园不远的钟山定林寺昭文斋是他日常下榻的别馆,他时时在那儿读书、著述、接待客人,也经常到附近的山林溪壑间登览野游。这首词就是他在定林院生活的一个剪影。
这首诗以会昌初年回鹘南侵为背景,写诗人在灞岸远眺时的心情,通过想望中东都一带兵士应征、北方边地百姓号哭的情景与盛对帝王东巡的对比,寓今昔盛衰之感,表现了诗人对时局的关注和对百姓苦难的同情。
首句和二句都是遥想景象,诗人想象山东一带频频征丁的悲惨境况,突出“山东”,是搪征兵遍及内地,“频”表明征兵次数多人数多,可见百姓遭受兵役之苦,此句又和四句成对比。冤魂“哭”虏尘则是为边地牺牲的无数战士哀伤。三、四句由倚华表想起唐代兴盛时期皇帝的巡游。诗人倚着溺桥边的华表眺望,想到升平年代山东地区此时应是在准备皇帝的东巡,岂能有频频征发和一处处百姓在虏尘中号哭之事。唐朝安史之乱前,皇帝在东西都之间往来频繁,一膏霸桥为车驾所必经,可以说是当年升平的见证。安史乱后,巡幸东都之事久废。
结构上,诗人先从眺望中想象到的今日情景写起,再联想昔日东巡,结尾戛然而止,余味深远,令人深思。而且这种从时间角度来说的倒装,起到了更好的衬跌效果,能突出侵扰与动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但这种结构安排未必是作者有意为之,诗人的思路本来就是由现实出发而联想开去的,遵循的是思维自身的逻辑。
湟水源出青海,东流入甘肃与黄河汇合。湟水流域及与黄河合流的一带地方称“河湟”。诗中“河湟”指吐蕃统治者从唐肃宗以来所侵占的河西陇右之地。公元849年(宣宗大中三年),吐蕃以秦、原、安乐三州及右门等七关归唐;公元851年(大中五年),张义潮略定瓜、伊等十州,遣使入献图籍,于是河湟之地尽复。近百年间的战争给人民造成巨大痛苦。此诗所写的“河湟旧卒 ”,就是当时久戍幸存的一个老兵。诗通过这个人的遭遇,反映出了那个动乱时代。
此诗叙事简淡,笔调亦闲雅平和,意味很不易一时穷尽。首句言“随将讨河湟”似乎还带点豪气;次句说“时清返故乡”似乎颇为庆幸;在三句所谓“十万汉军零落尽”的背景下尤见生还之难能,似乎更可庆幸。末了集中为人物造象,那老兵在黄昏时分吹笛,似乎还很悠闲自得呢。
以上说的都是“似乎”如此,当读者细玩诗意却会发现全不如此。通篇诗字里行间、尤其是“独吹边曲向残阳”的图景中,流露出一种深沉的哀伤。“残阳”二字所暗示的日薄西山的景象,对一位“头白”老人来说,那几乎是气息奄奄、朝不虑夕的一个象征。一个“独”字又交代了这个老人目前处境,暗示出他从军后家园所发生的重大变故,使得他垂老无家。这个字几乎抵得上古诗《十五从军征》的全部内容:少小从军,及老始归,而园庐蒿藜,身陷穷独之境。从“少年”到“头白”,多少年的殷切盼望,俱成泡影。
而此人毕竟是生还了,而更多的边兵有着更其悲惨的命运,他们暴骨沙场,是永远回不到家园了。“十万汉军零落尽”,就从侧面落笔,反映了唐代人民为战争付出的惨重代价,这层意思却是《十五从军征》所没有的,它使此绝句所表达的内容更见深广。这层意思通过幸存者的伤悼来表现,更加耐人玩味。而这伤悼没明说出,是通过“独吹边曲”四字见出的。边庭的乐曲,足以勾起征戍者的别恨、乡思,他多年来该是早已听腻了。既已生还故乡,似不当更吹。却偏要吹,可见旧恨未消。这大约是回家后失望无聊情绪的自然流露。他西向边庭(“向残阳”)而吹之,又当饱含对于弃骨边地的故人、战友的深切怀念,这又是日暮之新愁了。“十万汉军零落尽”,而幸存者又陷入不幸之境,则“时清”二字也值得玩味了,那是应加上引号的。
可见此诗句意深婉,题旨与《十五从军征》相近而手法相远。古诗铺述丰富详尽,其用意与好处都易看出;而“作绝句必须涵括一切,笼罩万有,着墨不多,而蓄意无尽,然后可谓之能手,比古诗当然为难”(陶明濬《诗说杂记》),此诗即以含蓄手法抒情,从淡语中见深旨,故能短语长事,愈读愈有味。
《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的一篇议论与叙事相结合的散文。文中表彰张巡、许远抗击安史叛军的功绩,驳斥对张、许的诬蔑、中伤,以此来歌颂抗击藩镇作乱的英雄人物。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开始制裁藩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韩愈重新阐扬张、许功绩,无疑是有意义的。
笫一段是引子,借评论李翰的《张巡传》,作一些必要的交代。真正的议论是从第二段开始。张、许二人中,许远受诬更重,第二段便主要为许远辩诬。“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是对许远的总评。抓住最关键性的几件事,充分说明许远忠于国家,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品质,同时又紧扣与张巡的关系,让人感到坚守危城,大义殉国,张巡、许远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想把张、许二人分开,从许远身上打开缺口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这样的总评之后,再逐一辩诬,就有高屋建瓴之势。辩诬的第一层是驳畏死论。作者从两家子弟不能通晓父辈心志落笔,庸劣子弟之所以会如此,无非是受流言蜚语的惑乱。当年张、许二人同生死共患难,而子弟互生是非,从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人们自然会想到恶语中伤者之可恨。辩诬的第二层,是驳所谓“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小人的这一攻击,好像抓到一点事实,较畏死论更为恶毒。回击时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文章以人死和绳断作比喻,用归谬法,指出其不达于理。随后发出感愤,斥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指向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而且非常能引起人的共鸣。
在驳倒小人对许远的攻击后,第三段接着为整个睢阳保卫战辩护。先驳死守论,由申述不能弃城逆遁的原因,转入从正面论证拒守睢阳的重大意义。“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把保卫睢阳,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死守论以及其他种种否定睢阳战役的谬论就统统破产了。作者那种反诘的语气,即是面对群小加以痛斥的口吻。在这样大义凛然地斥倒群小之后,便更掌握了主动。于是进一步抓住无可抵赖的事实,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在睢阳将士艰难奋战时,周围弃城逃跑者,擅强兵坐视不救者,比比皆是。那些好议论者竟然放过这类人不提,反而责备张、许死守,完全是居心不良。作者尖锐地指出,这是站在叛乱者一边,有意制造谰言,帮助他们攻击爱国志士。这样一下子便揭穿了小人的阴险面目,使他们再也无法冒充正人君子。
文章第四、五两段展开对英雄人物轶事的描写。第四段写南霁云乞师和就义。乞师一节,把南霁云放在贺兰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功绩,而又企图强留南霁云的尖锐矛盾环境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南霁云由不忍独食到断指、射塔,其言语行为被矛盾一步步推向前进,而他忠义、慷慨、愤激的表现也越来越震撼人心。围绕南霁云,除让贺兰进明从反面加以陪衬外,后面还有作者贞元年间(785—805)过泗州的补笔,不仅把传说坐实,而且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突然宕开一笔,更显得顿挫生姿,摇曳不尽。就义一节,将南霁云和张巡放在一起互相映衬,显示了两位英雄精神的契合。而张巡的忠义严肃,南霁云的临危不惧、慷慨爽朗,又各具个性。第五段补叙张巡的读书、就义,许远的性格、外貌、出生年月,以及于嵩的有关轶事。材料不像第四段那样集中完整,但作者娓娓道来,挥洒自如,不拘谨,不局促。人物的风神笑貌及其遭遇,便很自然地从笔端呈现出来,同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张中丞传后序》融议论、叙事、抒情、描写于一炉,体现了韩愈文章多变的特色。从前半议论到后半叙事,是一大变。就议论部分看,开头一段,寥寥数语,类似于日记或读书札记的写法。第二段辩许远之诬,多用推论。由于许远所受的诬蔑太重,在阐明一层层事理之后,又有悲慨深长的抒情插笔。第三段虽然也是议论,但由于睢阳保卫战功勋卓著,有目共睹,所以话语蹈厉奋发,咄出逼人。像“守一城捍天下”一节,读之有“轩昂突起,如崇山峻岭,矗立天半”(吴闽生语)之感。
此诗作于升之宫学秩满之时,在绍兴二十一、二年间,时陆游居山阴。
钱仲联详注仲高身世,大略云:仲高,陆游从兄陆升之也。绍兴十八年(戊辰)进士,其人阿附秦桧,谄事桧党两浙转运使兼临安知府曹泳。泳为政凶酷,缙绅畏之如鬼蜮。时升之为右通直郎,与右承务郎李孟坚亲善。孟坚之父光私撰国史,语涉朝政,或多讪谤褒贬。孟坚以秘事告之,升之发之以告泳,泳检举於朝,光故得罪。後桧死,泳被贬窜新州,升之坐为秦党亦被黜。“临分出苦语,不敢计从违”一句,深有规劝之意。
此诗直白忧碍,意思不必过多解释,仲高时往投丞相秦桧门下,故陆游在此诗中予以规儆。“道义忧今古,功名有是非”,道义是不分古今的,但凡稍有智识、操守的人都应遵守,然而功名却很难说了。当逢有道之世,求取功名而不悖于道义,或说功名与道义体现为一致性时,自当努力追取。这正是儒家传统的积极用世思想。历数中国古代士人,但凡事业有成者莫不类此,国旺家兴,名垂后世,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统统实现。但这样的世道,泱泱中华、上下五千载也只是凤毛麟角,因此多是一种理想状态。而遭逢乱世,帝王昏聩、奸佞当道,功名与道义则体现为对立的关系,这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则是一种常态。士人往往有两类选择:一是舍道义而就功名。陆仲高年轻时正是走了这样一条路。绍兴二十年(1150),陆仲高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之后阿附秦桧,以告发秦桧政敌李光作私史事(仲高为李光侄婿),擢大宗正丞。显然这样的一种选择很为时人所不耻,陆游在此诗中也正是劝他不如请求退职。另一种选择是坚决维护道义,至少是维护心中的道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