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牛郎织女的故事,以超人间的方式表现人间的悲欢离合,古已有之,如《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李商隐的《辛未七夕》等等。宋代的欧阳修、张先、柳永、苏轼等人也曾吟咏这一题材,虽然遣辞造句各异,却都因袭了“欢娱苦短”的传统主题,格调哀婉、凄楚。相形之下,秦观此词堪称独出机杼,立意高远。
这是一首咏七夕的节序词,起句展示七夕独有的抒情氛围,“巧”与“恨”,则将七夕人间“乞巧”的主题及“牛郎、织女”故事的悲剧性特征点明,练达而凄美。借牛郎织女悲欢离合的故事,歌颂坚贞诚挚的爱情。结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最有境界,这两句既指牛郎、织女的爱情模式的特点,又表述了作者的爱情观,是高度凝练的名言佳句。这首词因而也就具有了跨时代、跨国度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品位。 此词熔写景、抒情与议论于一炉,叙写牵牛、织女二星相爱的神话故事,赋予这对仙侣浓郁的人情味,讴歌了真挚、细腻、纯洁、坚贞的爱情。词中明写天上双星,暗写人间情侣;其抒情,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读来荡气回肠,感人肺腑。
词一开始即写“纤云弄巧”,轻柔多姿的云彩,变化出许多优美巧妙的图案,显示出织女的手艺何其精巧绝伦。可是,这样美好的人儿,却不能与自己心爱的人共同过美好的生活。“飞星传恨”,那些闪亮的星星仿佛都传递着他们的离愁别恨,正飞驰长空。
关于银河,《古诗十九首》云:“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盈盈一水间,近咫尺,似乎连对方的神情语态都宛然目。这里,秦观却写道:“银汉迢迢暗渡”,以“迢迢”二字形容银河的辽阔,牛女相距之遥远。这样一改,感情深沉了,突出了相思之苦。迢迢银河水,把两个相爱的人隔开,相见多么不容易!“暗渡”二字既点七夕题意,同时紧扣一个“恨”,他们踽踽宵行,千里迢迢来相会。
接下来词人宕开笔墨,以富有感情色彩的议论赞叹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一对久别的情侣金风玉露之夜,碧落银河之畔相会了,这美好的一刻,就抵得上人间千遍万遍的相会。词人热情歌颂了一种理想的圣洁而永恒的爱情。“金风玉露”用李商隐《辛未七夕》诗:“恐是仙家好别离,故教迢递作佳期。由来碧落银河畔,可要金风玉露时。”用以描写七夕相会的时节风光,同时还另有深意,词人把这次珍贵的相会,映衬于金风玉露、冰清玉洁的背景之下,显示出这种爱情的高尚纯洁和超凡脱俗。
“柔情似水”,那两情相会的情意啊,就像悠悠无声的流水,是那样的温柔缠绵。“柔情似水”,“似水”照应“银汉迢迢”,即景设喻,十分自然。一夕佳期竟然像梦幻一般倏然而逝,才相见又分离,怎不令人心碎!“佳期如梦”,除言相会时间之短,还写出爱侣相会时的复杂心情。“忍顾鹊桥归路”,转写分离,刚刚借以相会的鹊桥,转瞬间又成了和爱人分别的归路。不说不忍离去,却说怎忍看鹊桥归路,婉转语意中,含有无限惜别之情,含有无限辛酸眼泪。回顾佳期幽会,疑真疑假,似梦似幻,及至鹊桥言别,恋恋之情,已至于极。词笔至此忽又空际转身,爆发出高亢的音响:“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这两句词揭示了爱情的真谛:爱情要经得起长久分离的考验,只要能彼此真诚相爱,即使终年天各一方,也比朝夕相伴的庸俗情趣可贵得多。这两句感情色彩很浓的议论,成为爱情颂歌当中的千古绝唱。它们与上片的议论遥相呼应,这样上、下片同样结构,叙事和议论相间,从而形成全篇连绵起伏的情致。这种正确的恋爱观,这种高尚的精神境界,远远超过了古代同类作品,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这首词的议论,自由流畅,通俗易懂,却又显得婉约蕴藉,余味无穷。作者将画龙点睛的议论与散文句法与优美的形象、深沉的情感结合起来,起伏跌宕地讴歌了人间美好的爱情,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陶诗总的特点是亲切、平易。其述志诸作多如朋友相聚,一杯在手,话语便从肺腑间自然流出。初看似略不经意,细读却深有文理。这首诗便正是如此。
全诗可分四段。首四句为第一段,自叙年轻时淡泊自持之志。作者谈到自己从小就对世俗事务毫无兴趣,只在弹琴读书中消磨时间。虽然生活穷苦,却也怡然自得。此话果真。作者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颜延之的《陶徵士诔》也说他“弱不好弄,长实素心”。然而,又不完全如此。因为作者在《杂诗》之五中说过“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样的话,可见他本来曾经有过大济天下苍生的宏伟抱负。作者之隐居躬耕,除了个性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受“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污浊而黑暗的现实之所迫。一个人对往日美好事物的追忆,常常就是对现实处境不满的一种曲折反映。作者这里开宗明义,强调自己年青时寄身事外、委怀琴书的生活,实际就表达了他对当时迫不得已出仕的自我谴责,对即将到来的周旋磬折、案牍劳形的仕宦生涯的厌恶。
虽然作者厌恶仕宦生活,然而他又以道家随运顺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迫不得已的出仕,把它看作是一种命运的安排。既然如此,那就无须与命运抗争,尽可以安心从政,把它当作人生长途上的一次休息好了。第二段“时来褐冥会,宛辔憩通衙”等四句对自己的出仕之由就作了这样的解释。但是,通衢大道毕竟不能久停车马,因此这休息就只能是小憩而已,与园田的分别也就只能是暂时的。作者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和打算,坦然应征出仕了。
从“眇眇孤舟逝”至“临水愧游鱼”八句为第三段,叙作者旅途所感。抱着随顺自然,不与时忤的宗旨和暂仕即归的打算登上小舟,从悠闲、宁静、和平的山村驶向充满了险恶风波的仕途,刚出发心情也许还比较平静,但随着行程渐远,归思也就渐浓。行至曲阿,计程已千里有余,这时诗人的思归之情达到了极点。初出发时的豁达态度已为浓重的后悔情绪所替代。他甚至看见飞鸟、游鱼亦心存愧怍,觉得它们能各任其意,自由自在地在天空翱翔、在长河中游泳,自己却有违本性,踏上仕途,使自己的心灵和行动都受到了无形的束缚。“目倦川途异”四句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内心对此行的厌倦和自责情绪。
最后四句为第四段,叙作者今后立身行事的打算:随运顺化,终返田园。这一段可看作全诗的总结。“真想初在襟”之“真想”,就是第一段中寄怀琴书,不与世事之想;“谁谓形迹拘”之“形迹”,就是如今为宦之形,出仕之迹。作者从旅途的愧悔心情中悟出仕宦实非自己本性所愿,也悟出自己愿过隐居淡泊生活的本性并未丧失,既然如此,按道家“养志者忘形”(《庄子·让王》)的理论,那么形迹就可以不拘。在宦在田,都无所谓。这与作者在《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中所说“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意思大体相近。但是,作者的后悔和自责,就是说明他已经觉得自己“心为形役”了,为什么还要说“谁谓形迹拘”呢?作者这里是安慰自己:我没有为形迹所拘;是鼓励自己:我不会为形迹所拘!从表面上看来理直气壮的反诘,其实是作者为了求得心理平衡、为了从后悔情绪中挣脱出来而对自我的重新肯定。“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二句,前一句是作者对处境的对策,后一句是作者对今后出路的打算:姑且顺着自然的变化,随遇而安吧,但是,我最终肯定要返回田园的。后二句出于本性,是作者的真实思想和决心,也是全诗的中心意旨所在;前一句则出于理智,是作者根据道家思想所制定的处世原则,在表面豁达的自我安慰中隐约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悲哀。这短短四句话所表现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实是十分丰富,耐人寻味的。
这首诗层次非常清晰,吐露自己赴任途中的内心感受和心理变化,既坦率,又细腻含蓄,确是作者精心结撰的佳作。这可算是此诗的一个重要特点。
陶诗的遣词造句,常于平淡中见精采。粗读一过,不见新奇;细细品味,则颇有深意。如“时来褐冥会”一句,写作者在应征入仕这样一种“时运”到来之际,既不趋前迎接,亦不有意回避,而是任其自然交会。一个“会”字,十分传神地表现了作者委运乘化,不喜不惧的道家人生态度。又如“目倦川途异”一句,一个“异”字便涵盖了江南的山水之胜。从浔阳至曲阿,沿途既有长江大川,亦有清溪小流,既有飞峙江边的匡庐,亦有婉蜒盘曲的钟山,可谓美不胜收。然而面对如此美景,酷爱大自然的诗人却感到“目倦”,使人奇怪。对景物之“目倦”,实际正反映了作者对出仕之“心倦”。“倦”、“异”二字,含义非常丰富。其他如“宛辔憩通衢”之“憩”字,“暂与园田疏”之“暂”字等,也都是传神阿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