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杨万里写的山溪的组诗。这不仅是一幅幅奇妙的山水画，而且也是作者的行迹图，大抵是从乐平入弋阳，过芙蓉渡，晨炊横塘，午憩马家店，再至松源。
这首诗通过联想抒写思归的情思。开头两句借用“杜鹃啼血”的典故，抒写自己在群山险壑中行旅的离愁别绪。“悲莫悲兮生别离”，何况身处险象环生的苦境之中，更罩上一层大有生离死别的暗色。连子规也被感动得凄声不止地向人啼泣。将子规人格化，更衬出游子孤独悲愁。
思绪起伏，联想居人（妻子）如果听到子规这种凄切哀怨的悲啼，也一定会泪流满面，愁肠百结，摧拉欲断。最后两句虽是以假设口吻置景，实际啼声不能传到妻耳，但它说明作者心早已飞向妻旁。明知妻子“春愁”为自己，却故作曲笔，更表现思家心切。这首诗虽未正面写山溪，但由于以情造境，却可以想象出山溪的形境。
一二句描绘出一幅昔日汉代末世群雄纷纷而起、互相争战夺取天下的景致，交代事件发生的起因和背景，“昔云”、“季”、“群雄”、“战争”，喧染出战争气氛，仿佛让人置身其中。
三四句写昔日汉代末世群雄各自割据、称霸天下目标未成，交代群雄割据的格局，侧面衬托出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尚未形成。
五至十句赞述了诸葛亮由一个布农得遇知己荐举，君臣相合，建功立业的事迹。喻指诸葛亮起于陇亩之中，隐居草野不得志。刘备三顾茅庐后得到诸葛亮辅佐，使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三国鼎立的新局面。
十一十二句运用铺叙的手法，明写只有崔州平能够了解诸葛亮的理想和才能。实则暗喻只有崔叔封才了解诗人的理想和才能。
十三十四句写诗人自称胸怀报国忧民之情的布衣之士。诗人意在通过与诸葛亮自比，写自己和当年的诸葛亮一样，身在草野，但胸怀治理天下的大志。
十五十六句写诗人将崔氏兄弟比做善于识人的崔州平和厚于交道的崔瑗，华发之际同衰共荣，似有肯求援引之意。
十七十八句写诗人与崔氏兄弟的深厚情谊，如同弟兄，也流露出诗人渴望建功立业，宛如诸葛亮一样可以施展才华，“壮志吞咸京”的政治抱负。
末两句借用管、鲍的典故，侧面赞美了知人举才的先贤，亦是喻已，希望崔叔封了解、支持诗人，期待诗人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也要象管、鲍一样，可以千载留名，抒发了诗人热切希望能得到知己荐举而施展抱负的愿望。
李白被迫离开长安，政治上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李白并没有就此消极下去。在此诗里，李白热烈赞扬了诸葛亮，对于刘备与诸葛亮君臣遇合，成就一番事业，表示衷心的向往。李白在不少诗里提到诸葛亮。李白羡慕诸葛亮起于陇亩而身至宰辅，受到君主的重用；李白景仰诸葛亮改革现实，治理社会的作为；李白赞赏诸葛亮的政治、军事才能。而这一切，又都是和李白自己的处境，自己改革社会的进步要求联系在一起的。李白在诗中明确表示自己同样有诸葛亮那样的胸襟和政治抱负，因而也希望像诸葛亮“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那样，得到君主的知遇，干一番经时济世的大事业。
李白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希望崔少府能够象崔州平了解诸葛亮那样了解他，如果有机会，就象鲍叔牙推荐管仲那样推荐自己。这就明白表示了“托意在经济”，立志改革现实，治理社会一直是李白的思想主流。
奄息、仲行、针虎三人合称“三良”，都是杰出的人才，他们为秦穆公殉葬，历代多有咏“三良”的诗文。《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陶渊明的这首诗，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而是借咏三良之事，表彰张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
全诗可分五个层次，每四句为一层。前面三个层次描述了“三良”怎样由贪仕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誓愿追随君主于地下的，说“三良”终年殷勤服侍秦穆公，因而受到宠爱和信任，为了不忘厚恩，“三良”实践诺言，心甘情愿为秦穆公殉葬。第四层次赞颂了三良赴死的高义，这与陶渊明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节义观是有关的。第五层次，诗人表达了《诗经·秦风·黄鸟》同样的悲悯。结尾说“泫然沾我衣”，其原因除了为三良的死而悲伤，为三良的忠情谬露（本不该流露，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而遗憾外，恐怕更多的是对那惨绝人寰、灭绝人性时代的谴责，为良人的愚忠而悲哀。
从整体上看，作者是从仕途可畏这个角度来吟咏三良的。苏轼的《和陶咏三良》“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最得此诗主旨。
中国历史上，属魏晋人士好酒如命，竹林七贤的诗歌多有提到饮酒的事迹，陶渊明也是酒中常客，有《饮酒二十首》，可见当时人对酒的喜好。王绩的这首诗开篇就将阮籍和陶渊明点出，“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这两人一个“醒时少”，一个“醉日多”，极言其沉湎于饮酒的情状。王绩的多首诗中都曾大肆赞美阮籍和陶潜，他们一个是蔑视世俗的行者，一个是自由清高的隐士，其言行思想都是郁郁不得志的王绩的标杆。王绩醉后赋诗仍不忘前者，足见他对这二人的身世有感同身受、同病相怜之叹。
“百年何足度”，诗人自问自答：“乘兴且长歌。”在王绩看来，饮酒以至大醉，既能帮人纾解现实的烦恼，又能催生文思，开启诗兴。虽然诗人流露出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的思想，但这与他济世安邦的初衷毕竟背道而驰，这是他仕途不遇后的无奈选择。虽然他作出了归隐山林的决定，“回归到了精神贵族的行列”，但还是难以完全摆脱失意的困扰。所以，诗酒“乘兴”中未必没有仕途“败兴”。
此诗淳朴直率，措辞朴素，鲜作修饰，脱离了六朝习气，又摆脱了当时宫廷诗的“精英”氛围，真挚而疏放，大有魏晋高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