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章帝元和中，有宗庙食举六曲，加《重来》、《上陵》二曲，为《上陵》食举。这是汉宣帝时歌颂所谓祥瑞的诗。“上陵”即登上汉朝诸帝的陵墓。据史书记载，汉宣帝在即位前曾多次遨游诸陵间。此诗写到了神仙的出现及各种祥瑞之物的到来。
“上陵”即“上林”，为汉代天子的著名游猎之苑。司马相如《上林赋》，曾以“终始灞浐，出入泾渭”、“荡荡乎八川分流”，铺陈过它周围三百里的苍莽壮阔；以“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扡于楯轩”，夸饰过它离宫七十余所的峻高富丽。但《上陵》歌的主意，却不在夸陈上林苑的“巨丽”，而是唱叹仙人降赐祥瑞的奇迹。开篇两句是赞美式的写景：“上陵何美美”，叹上林树木的蓊郁繁美；“下津风以寒”，叙苑中水津的凉风澹荡——正是“仙”客出现前的清奇之境。林木幽幽，风声飒然，衣袂飘飘的仙客突然现身，不能不令人惊异。“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前句问得惊讶，表现仙客之现莫知其来的飘忽无踪；后句答得微妙，他竟来自烟水迷离的水中，简直难以置信！但在仙客口中，却只发为淡淡一语，似乎根本不值得一提。其遥指水天、莞尔微笑的悠闲之态，愈加令人意外而惊喜。
仙客不仅来得神奇，其乘舟也格外芳洁富丽：“桂树为君从，青丝为君笮，木兰为君棹，黄金错其间。”笮（zuó）：系从的竹索。桂舟兰棹，芬芳雅洁，映衬仙人的清风广袖，正给人以“似不从人间来”的缥缈之感。它不禁令人想起，屈原笔下的湘水之神，驾驭桂木龙舟，在洞庭湖上凌波飞驶的景象。但青丝为笮、黄金饰棹，似又与仙人的身份不甚相应，倒是显出了一种错金绣银的世俗富贵气。但汉人企慕的神仙生活，本就是世俗生活的延续和保存，反射出一种积极的对世间生活的全面关注和肯定。这与后世描述的洞中枯坐、鄙弃富贵的仙人，颇有异趣。此歌歌咏的上林仙客，显露的正是汉人企羡的特点。不过，他毕竟是“仙”，故其随从也世不多见：“沧海之雀赤翅鸿，白雁随。山林乍开乍合，曾不知日月明。”赤鸿、白雁，世所稀闻。它们的出现，往往被古人视为上天降赐的祥瑞，预兆着天下的太平。当年汉武帝“行幸东海，获赤雁”，就欣喜异常，还特为作了首《朱雁》之歌。汉宣帝元康、神爵年间，这类五彩神鸟，曾成千上万降集于京师宫殿及上林苑。人们以为这都是神仙降赐的好兆，喜得宣帝屡次下诏“大赦天下”、赏赐臣下爵禄或牛酒。这四句运用长短错综的杂言，描述鸿雁群随，翅翼忽张忽合，翔舞山林之间，以至遮蔽日月的景象，奇异动人，令人有身临其境、眼目撩乱之感。神奇的还不止于此：“醴泉之水，光泽何蔚蔚”——正当鸿雁翔集之际，山林间突又涌出一股股泉水，清亮闪光、汩汩不绝，而且甜美可口，则不是人间凡水所可比拟。随着上林之“仙”降临而出现的，正是如此应接不暇的奇迹。全诗歌咏至此，仿佛有天花乱坠于字行之间。
“芝为车，龙为马”以下，歌咏仙人的离去。诗中说：人们还沉浸在对种种仙瑞的欣喜若狂之中，仙人却冉冉升天、飘忽而去了。他来的时候，乘的是兰棹桂舟，浮现在烟水迷茫之间；离去时则又身登金芝、驾驭龙马，消失在青天白云之上。此刻海天青青，仙人已渺无影踪。他究竟去向了哪里？大概是到四海之外去览观遨游了吧？这四句全为三言短句，抒写仙人离去景象轻疾飘忽，留下了一种情系云天、绵绵无尽的意韵。歌中叙仙人以“金芝”为车，堪称奇思。不过这想象也有现实依据：据说公元前62年（宣帝元康四年），曾有“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檐下承水之槽）中”，被视为仙人降临的瑞兆。公元前52年（甘露二年），又有“凤皇、甘露降集京师”。金芝本产于“名山之阴、金石之间”，附近的水饮之可“寿千年”（葛洪《抱朴子》），而今却生于檐下铜池，确是奇迹。人们由此发生仙人以芝为车降临宫殿的联想，也正在情理之中。至于“甘露”，乃“神露之精”，其味甘甜，饮之亦可长寿登仙。武帝当年为了获得它，曾“以铜作承露盘，高二十七丈”，“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欲以求仙”（《三辅故事》）。而今亦降集京师，实为可喜可贺。此歌最后“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四句，说的就是这类奇事。字里行间，荡漾着人们对仙人降临，赐饮金芝、甘露，以延年益寿的希冀和喜悦之情。
这首曲先写了阵雨后西湖上雾气迷潆的朦胧美，接着一条画船由远而近地进入这幅画面，随着画面的进一步推进，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轻歌曼舞的美女，最后将这幅谢安曾游的美景与传说中的仙境相比较，发出“倒大风流”的慨叹。
这首元曲以细致的笔法，描绘了如画的西湖山水。首句由西山雨霁着笔，雨后的西山，密云初收，山坡上逐渐隐现出缥缈的楼台，湖面上隐约显露出点点汀洲。楼台、沙渚掩映在尚未收尽的云烟水气中，令人遐想翩翩。在如同虚无缥缈的幻境中又引人缓缓行驶的画船。船上的歌姬轻歌曼舞，为西湖增添了声色之美。
写景由远及近，犹如一幅徐徐蕴开的水墨画。然后忽然着一野猿、一沙鸥，猿在山，鸥在湖，既切湖山，又增野趣。在作者的笔下，野猿与沙鸥同楼台、沙洲与美人融为一体，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结尾写谢安曾经游阆苑的逸事，为西湖增添了几许浪漫和神韵。最后将谢安曾游的西湖和他居住过的东山相比较，用斩截的口语“倒大风流”进一步突出了西湖无与伦比之美。使曲子的意境增添了生机，愉悦人心。
这是一首歌颂周王关心农业生产，训勉群臣勤恳工作，贯彻执行国家发展农业的政策，感谢上天赐予丰收的乐歌。全诗反映出周王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以农业为立国之本。据西周文献，周王朝在立国之初就制定土地分配、土地管理、耕作制度的具体法规，如品种改良、土壤改良、水利建设以及轮种等耕作技术都包括在内。这一套法规，就是诗中所说的“成（法）”。当时鼓励开垦土地，又注重土壤改良，把田地分等级，耕二年称“新田”，三年称“畲”。为保持和提高土壤肥力，朝廷规定了因地制宜的整治方法，如轮作、深翻、平整、灌溉、施肥等等，即诗中所说的“如何新畲”，周王要求臣民按颁布的成法去做。周朝重祭祀，祭礼众多，不但在开耕之前要向神明祈祷，而且在收获之后也向神明致谢，这篇诗中面对即将到来的丰收，自然也要向神明献祭，感谢“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当时的周王不但春耕去“藉田”，收割也去省视，末三句就是写这一内容。周王说：锹、锄暂时用不着了，要收好，准备镰刀割麦子吧。他对农业生产很熟悉，指示比较具体，这进一步反映了国家对农业的重视。
此诗的“王”，可信是成王。它编为《臣工之什》之首，下一篇《周颂·噫嘻》首句即直称“噫嘻成王”；因为这一篇用成王的口气，作为成王的训示，所以放在前面，它们都是歌颂成王的。殷商后王把歌颂先王省耕和祈祷神明的诗，配合乐舞，作为宗庙乐歌在一定的礼仪上演唱，也是为了追念先王的功业，继承先王重视农业生产的思想，继续贯彻执行以农立国的基本国策。所以，此诗和其他几篇农事诗都被编入《周颂》。从此诗的形式来看，全诗十五句，不分章，不用韵，与《周颂》其他作品相类，确是宗庙乐歌。
这首短诗分三层，即周王给臣工们讲话，分三类对象。一是对群臣百官：辛苦了，赐你成法，请来受教。二是对分管农业的官吏们：时令已是晚春，小麦即将成熟，今年又是丰收年啊！这其实是在表彰他们的劝农之功。三是对农夫们：准备收获吧！欢快之情跃然纸上。
此诗的历代训诂也多歧义，主要是第三句的“成”字和第五句的“保介”一词。“成”字有释为“成绩”者，则句意为“王对你们的成绩给予赏赐”，亦通。《诗集传》等书所释“成法”于上下文义亦圆通顺畅。“保介”一词，有人释为“执甲之士”，即周王左右卫士，有成篇的考据；或释为“农官”已合情合理。
这是一篇散文，讨论的是与人口有关的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向当时的统治阶层提出，应适当调剂人口规模。
文章一开始即摆出了这一矛盾现象，接着以房屋田地为例加以说明：随着人口增长，必然使得粮食消费与住房条件出现困难，并且日益尖锐。即使往时闲地尽行开辟，空房尽行居住，也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趋势。更何况不少的房屋田地为少数人所占据，人口遽增，贫富不均，这就势所难免地造成死亡相继的惨象。退一步说，虽然人口在灾难中大量地死亡，国家统治者也尽可能地进行调剂，但毕竟都有限，不足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最后，作者指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自然条件与人为补救措施的限度，天地与君相都无能为力，这就隐伏着危机。文章表达了为处于治平之世的百姓的忧虑。作者虽然没有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但提出控制人口这一社会问题，说明他有先见之明。此文论点鲜明，论证严谨，颇有说服力。
文章以“治平”名篇，开头即从“治平“说起。先放纵一笔，指出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心理：乐意生活在治平之世；再进一层：乐意长久生活在治平之世。接着笔锋一转，直入正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治平既久，然而带来了人口急速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如此行文，意在突出论题的重要性，说明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应该引起治平之民的关注。
文章的第一段仅仅提出了问题，第二段就对提出的问题具体分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者以一家为例，对从高祖、曾祖一直到曾孙、玄孙几代的人口繁衍和生计安排情况进行了精细的计算。这一段文字，层层推论，步步逼进，使人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口不断繁衍，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资料依旧原数，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高祖或曾祖时尚未暴露，到子辈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至孙辈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了，而到曾孙、玄孙时更趋尖锐。治平既久，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文章写到这里，已从正面将道理基本说清。由于这一段的重点是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生产和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推算时把生产和生活资料当成几代不变的常数（“田一顷”、“屋十间”），这样自然会引起异议，针对这一异议，作者在第三段中作了辩答。首先，承认田和屋确有所增，但指出，所增有限，远远赶不上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因而人们的生活贫困化必不可免。接着又深透一层，指出兼并之家强占民屋、侵吞民田的严重情况。这不仅进一步说明辟点隙地、居些空屋无济于事，而且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少数豪门掠夺以淫乐、大批百姓冻馁而惨死的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不仅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认真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文章的第四段通过自问自答说明，天地虽然可以用使人民遭受水旱疾疫的办法来减少一点人口的数字，君、相虽然可以采取开辟新土、减轻赋税、提倡节俭、抑制兼并、开仓救赈等措施来克服一些人多带来的困难，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调剂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文章的末段总结全文，将自己对人口问题的见解作了清楚的概括。一方面，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口势必不断增加，而天地用来养家活口的资料就那么多，这样，人口问题必定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君、相只不过能采取有限的一些调剂之法，何况这些调剂之法还不能一一奏效。因此，人口问题虽严重而不能解决。文章结尾处，连用两个反问句，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虑。
这首诗的主题，旧说大体相同，《毛诗序》说：“《谷风》，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绝焉。”朱熹也认为是朋友相怨之诗，但他没有将伤友道之绝与刺周幽王硬拉到一起。方玉润《诗经原始》认同朱熹的观点，并力驳《毛诗序》“刺幽王”之说穿凿空泛。今人高亨的《诗经今注》、程俊英的《诗经译注》等均取弃妇之诗说。陈子展《诗经直解》虽仍取旧说，但又说：“此诗风格绝类《国风》，盖以合乐入于《小雅》。《邶风·谷风》，弃妇之词。或疑《小雅·谷风》亦为弃妇之词。母题同，内容往往同，此歌谣常例。《后汉·阴皇后纪》，光武诏书云：‘吾微贱之时，娶于阴氏。因将兵征伐，遂各别离。幸得安全，俱脱虎口。……“将恐将惧，维予与女。将安将乐，女转弃予。”风人之戒，可不慎乎！’此可证此诗早在后汉之初，已有人视为弃妇之词矣。”
诗中的女主人公被丈夫遗弃，她满腔幽怨地回忆旧日家境贫困时，她辛勤操劳，帮助丈夫克服困难，丈夫对她也体贴疼爱；但后来生活安定富裕了，丈夫就变了心，忘恩负义地将她一脚踢开。因此她唱出这首诗谴责那只可共患难，不能同安乐的负心丈夫。
诗歌用风雨起兴，这手法同《邶风·谷风》如出一辙，两首《谷风》诗的主题也完全相同，这大概是在风雨交加的时候最容易触发人们的凄苦之情。被丈夫遗弃的妇女，面对凄风苦雨，更会增添无穷的伤怀愁绪，发出“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哀叹。
此诗语言凄恻而又委婉，只是娓娓地叙述被遗弃前后的事实，不加谴责骂詈的词句，而责备的意思已充分表露，所谓“怨而不怒”，说明主人公是一位性格善良懦弱的劳动妇女。这也反映了几千年以前，妇女就处在被压迫的屈辱境地，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