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信中前二段，说明不曾如约去河畔给尹送别，又未能及时写信的原因。《欧阳修集》中有《于役志》，记录了此行经过。

　　第三段，说到江陵府后问当地人，说这里离郢州只有二天路程，才高兴地给尹写信。又在路上见到胞兄欧阳昞，说有人见到尹经过襄州，估计到郢州已经很久了。尹思想上的苦乐，不问也能明白，急于要问的，是别后身体平安否，家里的人对这次贬谪态度如何，曾经受到埋怨否，第六个儿子旧病痊愈否。

　　第四段，写自己路上的情况。一路多是过去游历过的，还有亲友接待，而且一直风平浪静。母亲亦为此行高兴。又听说夷陵物产丰富，像开封、洛阳，且多水果、蔬菜，更是觉得可喜。昨天因为到郡参见转运使，才知道自己已是县令了，其余一切都像过去一样。宋代的馆职，官位虽不高，却是储养人才的所在，不少卿相大臣都由此出身，所以欧阳修有“身是县令”的感慨。

　　第五段，是这封信中重要的一段，一方面解释尹的疑问，一方面说明自己的态度。说确曾担心过自己不自觉地以过于苛责别人来取得忠直的名声，如今想来决非如此。而当时给高若讷写信，也是由于极端愤慨而责备他，并非把他看作朋友。高若讷将这封信上告朝廷，是意料中的事。所以一路上来亲友们大多以这次被贬谪是出于意料慰问，都是不了解自己的思想。尹信上所说，做这件事并非忘了父母之恩，这又是错了。义之所在不得不发，获罪即使受死刑，不能说是忘掉父母之恩，这道理一时说不清楚，须得见面时详细讨论。这是封建社会中所谓“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欧阳修在《新五代史》的《明宗子从璟论》、《符习论》中都论及这问题，认为“忠孝以义则两得”，实际亦无法解决。

　　第六段，用古今言事者的对比，慨叹宋朝建国这五六十年来，像高若讷一样沉默畏惧的人，充斥世间，相师成风。所以突然间见到几个敢于言事的人，连地位低下的奴仆，也十分惊怪。据《宋史纪事本末》，范仲淹等被贬后，“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而讥（高）若讷，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以得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以幽州馆”。正因为舆论所归，所以在信中告诫不要津津乐道“前事”。现在在偏僻的地方作清闲的小官，只有每日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些事不必说，只是对“自疑”的简单说明罢了。

　　第七段，写在楚州与余靖见面时的谈话。据《于役志》，六月己未，“遂至楚州，泊舟西仓，始见安道（余靖）于舟中”，“辛酉，安道解舟，不果别”。说当时和余靖讨论人生遭遇的事很详细，余靖也认为如此，经常见到前代的著名人物，在论事时感动奋发不怕诛死，等到到了贬地，却忧愁哀伤形诸文字，他们心中的快乐痛苦和普通人一样，就是唐代的韩文公（愈）也不免如此。因此告诫余靖，不要写忧愁哀伤的文章。从中也可看出自己对待此事的态度吧。近代亦有因言事被贬的人，有的故作傲逸，有的放任于酒，声称只管大事不顾小节。而自己一直谨记您临别时的话，到夷陵后一定谨慎地做好本职工作，不会像当年在洛阳时那样游饮无度了。

　　这封信，是作者答复尹洙的疑问，抒发自己的怀抱，层次分明，感情充沛。作者把言事获罪被贬谪视为当然，说明当时给高若讷去信时，唯一担心的是责难他是否太苛刻，自己有无邀取忠直名声的动机，在自省不疑后，就一切处之泰然，不以迁谪之情萦怀。同时提出在贬所要勤官慎职，不作穷愁的文字，以韩愈为戒。并在此后与尹洙往来的信中，建议尹洙继续完成在馆阁时共修的《十国志》，表示“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其目的都在于和同时遭贬的朋友互相鼓励。

　　前虽都以秋江夜月为景，以客为陪衬，但后赤壁赋重在游、状景，而前赤壁赋意在借景抒怀，阐发哲理。本文第一段，作者在月明风清归夜，与客行歌相答。先有“有客无酒”、“有酒无肴”归憾，后有“携酒与鱼”而游归乐。行文在平缓舒展中有曲折起伏。第二段，从“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的江岸夜景，写到“履巉岩，披蒙茸……”的山崖险情；从“曾日月归几何而江水不可复识”的感叹，到“悄然而悲，肃然而恐”的心情变化，极腾挪跌宕归姿。第三段，借孤鹤道士的梦幻归境，表现旷然豁达的胸怀和慕仙出世的思想。

　　《赤壁赋》分前后两篇，珠联璧合，浑然一体。文章通过同—地点(赤壁)，同一方式(月夜泛舟饮酒)，同—题材(大江高山清风明月)，反映了不同的时令季节，描绘了不同的大自然景色，抒发了不同的情趣，表达了不同的主题。字字如画，句句似诗，诗画合一，情景交融，真是同工异曲，各有千秋。

　　《后赤壁赋》是《前赤壁赋》的续篇，也可以说是姐妹篇。前赋主要是谈玄说理，后赋却是以叙事写景为主；前赋描写的是初秋的江上夜景，后赋则主要写江岸上的活动，时间也移至孟冬；两篇文章均以"赋"这种文体写记游散文，一样的赤壁景色，境界却不相同，然而又都具诗情画意。前赋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 "，后赋则是"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不同季节的山水特征，在苏轼笔下都得到了生动、逼真的反映，都给人以壮阔而自然的美的享受。

　　全文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写泛游归前的活动，包括交待泛游时间、行程、同行者以及为泛游所作的准备。写初冬月夜归景与踏月归乐，既隐伏着游兴，又很自然地引出了主客对话。面对着"月白风清"的"如此良夜"，又有良朋、佳肴与美酒，再游赤壁已势在必行，不多的几行文字，又写了景，又叙了事，又抒了情，三者融为一体，至此已可转入正文，可东坡却"节外生枝"地又插进"归而谋诸妇"几句，不仅给文章增添生活气息，而且使整段"铺垫"文字更呈异采。

　　第二层次乃是全文重心，纯粹写景的文字只有"江流有声"四句，却写出赤壁的崖峭山高而空清月小、水溅流缓而石出有声的初冬独特夜景，从而诱发了主客弃舟登岸攀崖游山的雅兴，这里，作者不吝笔墨地写出了赤壁夜游的意境，安谧清幽、山川寒寂、"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西鹊归危巢，俯冯夷归幽宫"，奇异惊险的景物更令人心胸开阔、境界高远。可是，当苏轼独自一人临绝顶时，那"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的场景又不能不使他产生凄清归情、忧惧归心，不得不返回舟中。文章写到这里，又突起神来归笔，写了一只孤鹤的"横江东来"'、"戛然长鸣"后擦舟西去，于是，已经孤寂的作者更添悲悯，文章再起跌宕生姿的波澜，还为下文写梦埋下了伏笔。

　　最后，在结束全文的第三层，写了游后入睡的苏子在梦乡中见到了曾经化作孤鹤的道士，在"揖予 "、"不答"、"顾笑"的神秘幻觉中，表露了作者本人出世入世思想矛盾所带来的内心苦闷。政治上屡屡失意的苏轼很想从山水归乐中寻求超脱，结果非但无济于事，反而给他心灵深处的创伤又添上新的哀痛。南柯一梦后又回到了令人压抑的现实。结尾八个字"开户视归，不见其处"相当迷茫，但还有双关的含义，表面上像是梦中的道士倏然不见了，更深的内涵却是"苏子的前途、理想、追求、抱负又在哪里呢?

　　文中写苏子独自登山的情景，真是"句句如画、字字似诗"，通过夸张与渲染，使人有身临其境归感。文中描写江山胜景，色泽鲜明，带有作者个人真挚的感情。巧用排比与对仗，又增添了文字的音乐感。读起来更增一分情趣。但总的来说，后赋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不及前赋。神秘色彩，消沉情绪与"赋"味较淡、"文"气稍浓恐怕是逊色于前篇的主要原因。

　　《后赤壁赋》作于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归时，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后赤壁赋》沿用了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发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优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不仅让我们感到了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文中的孤鹤形象更能够让我们感到超然物外的人生哲理。孤独、寂寞、高贵、幽雅、超凡脱俗的孤鹤历来便是道家的神物。乘鹤是道化升仙的标 志，苏轼不仅借孤鹤以表达自己那种高贵幽雅、超凡脱俗、自由自在的心境，更表现了那种超越现实的痛苦遗世的精神。那我们就看看他在《后赤壁赋》中是如何将孤鹤的孤独、寂寞、高贵、幽雅、超凡脱俗展现得淋漓尽致的。山石高峻怪异，既是对立、压迫着他的自然力量，又象征了他积郁难消的苦闷归情。鹤则是这一苦闷孤独情感的意象。歇于松柏，不作稻粮谋的孤鹤在苏轼心中，就像在其他隐逸 者的意中一样，本是高蹈于世外的象征。苏轼曾作《放鹤亭记》，以放鹤招鹤、与鹤共处来渲染内心弃世的幽情，孤鹤的形象尤其为他所钟爱。此际在苏轼最感孤独时，忽然有一东来的孤鹤振翅横江而掠过小舟西去。这只在暗夜独飞，独鸣的鹤是孤独的，它可以蔚藉同样感受状态中的苏子归心。因此与客不交一言的苏子对它注意极深。而且它不仅是苏子此际情怀的象征，也是七月归夜的道士形象新化。苏轼以“畴昔归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的觉悟，联想前来入梦的道士，表明作者在这只孤鹤身上寄予了自己怀念故友归情。而道士的思想，原是苏子思想中的一个侧面，苏子--孤鹤--道士的联结，暗示着苏轼在精神上已归向高蹈于世外的隐逸者。“开户视归，不见其处”结尾处写自己梦醒后开门寻找，夜色茫茫，不见孤鹤，也并无道士。一笔双关，余味深长。将苦闷与希望糅合在诗化境界中。山形与鹤形，使苏轼因自然的变化和人事的不谙的精神不适感，和在孤独中向往自由的念头找到了对应。通观全文，在我们的眼前自然就展现出了好一幅“水月禅境、山鹤幽鸣”的美景图！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此诗首联写出了太阳未出时山城在雾中的特有景色；颔联写雾消天晴之景；颈联是近景，黄鹂语，紫燕飞，一片春日生机；尾联从物写到人，用鸟类逢春之乐，衬托田家早耕归来的愉快心情，抒发了诗人对自然风光和农家生活的喜爱之情。全诗写景生动，状物细致，写作手法含蓄，用语极工稳。

　　此诗第一句是拗体，点明刚出郊时的情况，太阳要出还没有出，第二句写满天大雾，以致城都隐在雾里看不见了。这个“失”字用得很活。这里写的景色就像杜甫写的“孤城隐雾深”，但炼成“雾失江城”就不落套，而这个“失”字，正是从杜诗归云拥树失山村”学来。“雨脚微”是写大雾像细雨一样，这两句写出山城的特有景色，实际这是天晴的前兆。

　　三四句写雾消天晴。苏轼《新城道中》云：“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这三四两句较苏诗要凝炼曲折一些，每句都作两层，把静物写活了，即所谓拟人化。“天忽作晴”把天晴当作有意识的行动，“忽”字对上句“雨脚”来的，原来是作雨，忽然又“作晴”了，四山原来被雾幔遮住，现在山都把帘幔卷起来了。第四句，天虽然晴了，但许多云还未散去，还要故意作态，那些山石上还没有散掉的云就像人披件衣服似的唐人包贺诗：“雾是山巾子，船为水极鞋。”纯粹是打油腔。而这里写成两层，把云和石都写活了，远非“山巾子”之喻所能比拟。这一联写的是大处远景。

　　五六句是近景，黄鹂语，紫燕飞，一片春日生机。而“语”是听得，“飞”是看见。“烟村南北”写行中所见，村南听到，村北也听到，那末“出郊”的行动自在其中“麦垅高低”是山城近郊特色，表现地势不平。黄鹂紫燕的活动乐在其中，而在这里作者仍在衬托人的乐趣。农历二月二日春耕已开始，一早耕罢放牧归村，景色如画，使人想起唐人许多写牧童的诗句，如崔道融《牧竖》：“牧竖披蓑笠，逢人气做然。卧牛吹短笛，耕却傍溪田。”后几句写出一幅农家乐图。

　　七律中间两联易见精采，而尾联难于中间，首联尤难。此诗顺序而下，极有层次。第一联写初出郊时，大雾如雨，连城池都看不见了。三四两句写天忽放晴后四山的景色，这一联是从大处远处着眼，天云、山石，都采用拟人化的手法，而每句都是两层意思的复句，两句句法相对而意思相联，上句写山卷幔，应该云雾尽失，下句写云却留恋不去，那个“犹”字很用力，和“忽”字对得极工稳。律诗中间两联应有变化，这五六两句虽然也有烟村、麦垅、黄鹂、紫燕四种东西，但各为单句。这两句作者的视线从远处收到近处，从大的东西收到小的，从静物写到动物。在天晴之后，看到一片生机。结尾又从物收到人，用鸟类逢春之乐，衬托田家早耕归来的愉快心情。作者没有直接说自己的感受，但是从笔下自然流露出一种热爱郊外人物的艳羡之情。

　　这首诗以写景生动细致见长，和《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二首》那种横眉怒目气壮山河的诗风，恰成对照，可以看出诗人触景生情，风格是多样的。

　　这是一篇谈“性”论“道”的文章。文中的庐山隐者，实是一位道家人物，他讲的“日”“月”“生”“死”，反复变化，就是在阐明道家（老子）的理论。道学被后人称为“性命之学”。第一段记载庐山隐者畅谈道家的性命之理的言论，通过作者的诘疑，引发对道家理论的探讨阐发；第二段写作者将这篇记文题于待月轩壁上的缘由。这篇文章目的在阐发道家的玄理，而“道”是深奥、抽象的。作者运用比喻束贯穿全文说理，扣住“性犹日也，身犹月也”的中心来论述，这就将抽象、隐晦而难懂的哲理表达得比较清楚明白了，后一部分记事简洁而生动，对话之情景如在目前。

　　全篇文章，主要部分是记庐山隐者的话。“性犹日也，身犹月也”是全篇议论的中心。用比喻来讲道理，是议论文常用的方法之一。它的好处，是用常见易知的事物，来比附所要讲的难于理解的道理。他说人的“性”是依附于“身”来表现的，“日”之性是依附于“月”来表现的。文章既以日、月之出入与盈阙来打比方，就先将喻体讲清楚。日出则万物皆遂，日入则万物皆废；太阳虽然有出有人，但太阳是没有变化的。月虽然有盈有阙，它只是证明日的不变，不变就是一，“性一而已”。接下去讲“身”，“身”当然是人，人有生有死，“虽有生死，然而死此生彼，未尝息也。”就好比月亮有盈有阙，循环不止。这就是“道”，也就是道家“无一有一无”的循环论。在论述了生死不息的正题之后，庐山隐者说：“世之治术者知其说，不知其所以说也。”归根到底，“日”的出入，“月”的盈阙，“人”的生死，都是合于“道”的，世界没有增长，没有消耗，“性一而已”，“道”也是永恒不变的。

　　老子的哲学思想，说到底是客观唯心论，这些道理，在隐者的讲述里，是玄而又玄的。难怪在苏辙讲给友人时，“客漫不喻”，就是客人听的很糊涂，经反复解释，最后客人也不便再说其他了，只好“唯唯”算了。苏辙之所以给他的小轩命名为“待月轩”，正是他从道家的玄理中取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