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此诗一、二、三章叙述了周的发生、发展、壮大以及鲁国的建立,并不是纯粹介绍民族历史,赞美所有先祖的功德,而是突出两位受祀的祖先后稷和周公,以说明祭祀他们的原因。至于诗中提到的其他人,则只是陪衬而已。后稷是周民族的初祖,为姜嫄所生,其出生有一些神话色彩,《大雅·生民》记载较为详细。诗写到这些是因为姜嫄有端正的德性,但主要的却是体现后稷的不凡与神异,和《生民》诗的用意一致。后稷的发展农业,固是上天赐之百福,更和他个人受命于天分不开。以下叙述太王、文王、武王,重点在于灭商,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而文王、武王“缵太王之绪”,“敦商之旅,克咸厥功”,发展线索极为清楚。关于周公功绩,诗中没有明载,但“(成)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分明见出周公于建周有大功劳。《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辅武王,衅社,告纣罪于天及殷民。”周公在灭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虽位极人臣,却不能和天子并提,故诗人用比较隐晦的方法突出了周公的功绩。第三章末诗人写道:“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说:“周公皇祖。”诗意就豁然明朗了。“周公皇祖”之“皇祖”,郑玄以为伯禽,朱熹谓为群公,皆误。明指周公,倒文以协韵耳。
诗人对鲁国辉煌的历史进行讴歌,叙述鲁公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战绩。“戎狄是膺”是北部边境平安,不受侵扰,“荆舒是惩”则指僖公从齐侯伐楚之事。“泰山岩岩”以下,写鲁国疆域广大,淮夷、徐宅、蛮貊、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因为此时鲁国对淮夷用兵最多,成绩最大,故诗人一再言之。大致鲁国在以后的发展中,初封的土地或有损失,而此时又有所收复,故诗曰:“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从全诗看,诗人着重从祭祀和武事两方面反映出鲁国光复旧业的成就,而又统一在僖公新修的閟宫上,閟宫之祭本是周王室对鲁国的特殊礼遇,同时诗人又认为鲁国的种种成功也来自那些受祀先祖在天之灵的庇佑,这样,诗的末章又描写作庙情况,和“閟宫有恤”前后呼应,使全诗成为一个完整的结构。
《鲁颂·閟官》是《诗经》三百篇中最长的一篇,全诗共一百二十句,《毛诗》原分八章,朱熹《诗集传》分九章,五章每章十七句,二章每章八句,二章每章十句。各章之间,意义相互连贯,前后叙述僖公作庙,并以奚斯作颂结束全诗。中间写祖先功德、僖公祀祖、僖公武功及家人群臣情况,同时穿插了对僖公福寿的反覆祝颂,而其中六个“俾尔”句型分置三处,使本来恢宏的气势更起伏跌荡,如钱江潮水一浪高过一浪。在语言方面,极铺张扬厉之能事,叙事细密,写秋尝则“秋而载尝,夏而楅衡。白牡騂刚,牺尊将将,毛炰胾羹,笾豆大房”,各种祭品,各种容器,一一陈列,以显出其规模之盛大。写鲁公军旅则“公车千乘,朱英绿縢,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綅,烝徒增增。”威武的戎装,精良的武器,体现军队无坚不摧的士气。此外,“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徂来之松,新甫之柏”等以繁密的语言组成排比整齐的句子,也为增加诗歌气势起到推助作用。方玉润《诗经原始》中指出该诗对于汉代辞赋的影响,是很有眼力的。但是,在诗中诗人表达的是周公后裔们对于僖公光复旧物所产生的共鸣,是对于再现过去辉煌的向往,这是一个衰落宗族特定时期的真实感情,作为鲁国诗人代表的作者抒发了这种感情,它既是充沛的又是复杂的,只有长篇巨制才能容纳得下,只有细致的描写和深透的论说才能尽情倾吐。刘勰《文心雕龙》曰:“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这就是《鲁颂·閟宫》和扬、马辞赋的本质区别,也是方氏未曾注意到的。
唐诗中,固多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不朽篇章,然也不乏写上层士大夫宴饮、赠妓之作。这类作品,一般思想性不高,在艺术上却偶尔有可取之处。万楚的《五日观妓》,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篇诗作。
此诗首先写乐伎的美妙动人。“西施谩道浣春纱,碧玉今时斗丽华”,一落笔便别有风情。在越溪边浣纱的西施,是古来公认的美女。诗人刚刚提到西施,又用“谩道”二字将她撇过一边。这样,既触发起了以美人比美人的联想,又顺势转到了眼前这位美女的身上。但仍不直说而故作迂曲。诗人让西施、碧玉、丽华三个美女一路上迤逦行来,借传统形象比拟所要描写的对象,省却了许多笔墨,却使描写对象轻易地步入了美人的行列之中。
“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两句采用了一种十分独特的夸张而兼拟人的表现方法。上句用了表示动作的“夺将”,下句用了表示情感的“妒杀”,从而分别赋予眉黛、萱草、红裙、榴花以生命,极尽对眉黛、红裙渲染之能事。萱草和石榴都是诗人眼前景物。况端午时节,萱草正绿,榴花正红,又都切合所写时令。随手拈来,为美人写照,既见巧思,又极自然。
写罢形貌之后,又接写歌舞:“新歌一曲令人艳,醉舞双草敛鬓斜。”写出观赏者对乐伎的艳羡,并点出“双草”,更使乐伎形象光彩照人,充分渲染了其勾魂摄魄的力量。
以上四句对乐伎的描绘,从对形貌的静态描绘开始,进而在动态中加以刻画,写她的歌舞。一静一动,由形及神,展示了乐伎的色艺俱佳。
最后诗人深情激动地说:“谁道五丝能续命,却知今日死君家。”“死君家”与“彩丝线”密切关合,奇巧而自然,充分见出诗人动情之深。
此诗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秾艳流丽,光彩照人,是以诗写人的成功之作。特别“眉黛”二句表现手法独特,富有艺术个性,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
诗的头两句写唐王朝政策失误。唐朝廷为了抵御藩镇,养了大量的军队,加重搜刮财物作军费,百姓痛苦不堪。唐朝廷对军费的开支很不得当,不是用它训练军队、加强军事设施,而是用它滥施赏赐买取官兵的斗志,结果是得不偿失。诗人在这里批评了朝廷对平定叛乱的战争缺乏有效的措施。三、四句写军纪败坏。朝廷威令不行,一味推行厚赂将领的政策,使得将领们对任意违反军令的人不依法严惩,只知道虚报战功,借以得到厚赏。《资治通鉴·唐纪·文宗大和二年》记载:“时河南、北诸军讨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胜,则虚张首虏以邀厚赏。”
五、六句写藩镇割据得以存在的原因。唐王朝的腐朽政治,自安史之乱以后,不曾有改善。在朝廷,宦官擅权的局面进一步发展,他们甚至操纵起皇帝废立生死的权力。诗人叹惋朝廷不求贤才辅佐,致使藩镇拥兵抗拒朝命。诗中形象地指出藩镇割据的形成与长期存在,关键在于朝廷内部贤人失位,政事不修。这种看法显然是比较深刻的。最后两句写战后的凄惨景象。藩镇割据是一幅群盗杀掠图。《资治通鉴·唐纪·文宗大和三年》记载:“沦州承丧乱之余,骸骨蔽地,城空野旷,户口存者什无三四。”这“积骸成莽阵云深”一句,则形象地描绘出沧、景地区战后的惨状。
这首诗一中间四句连用典故,比喻恰切,讽刺辛辣,正反相间,对照鲜明,还用“未闻”、“唯是”、“但须”、“岂假”等词语加以串联,新颖多变,一气呵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