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篇文章它的立意也好,布局也好,都和题目“始得”二字有密切关系。全文五次或明或暗点出“始得”之意。文章内容是写发现并且宴游的经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受。具体安排是,先写游西山的情形,再写游西山的经过和感受。这样文章自然而成两段。
第一段写始游西山时的心情及对西山景色总的评价:怪特。作者自称为“僇人”,即有罪之人。用“恒惴僳”(常常惊恐不安)三字概括自己被贬后的心情。这三个字既是作者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又同下文游西山时陶醉一于自然美的欣喜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开头,包含了许许多多长久积压在内心的悲愤心情,当然其中就有一种无声的抗议。自己是这样一种罪人的特殊身份,柳氏自被贬永州,时时感到屈辱、压抑,政治上失败,才华得不到施展,平生的抱负无法实现,于郁闷痛苦之中,处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处境里,怀有这样的心情,因此当他游山玩水的时候,那种感受自然同那些风流闲雅的士大夫很不相同。他是要在游览中,排解内心的忧愤,在游览中忘却现实处境,想在精神上寻找某种寄托。因此,这个开头也是他游山玩水的缘由。首先写行动,在“行”“游”两个动词前面,作者故意用了“施施”“慢慢”两个重叠的形容词。“施施”“慢慢”,是漫步走着的样子,漫不经心的外在动作。通过外在动作的描写,实际上表现了作者在游览的时候,一种寂寞、愁闷的、无可无不可的精神状态。“日与其徒······无远不到”写始游西山前之所见,“到则披草而坐······起而归”写当时之所为和所感。“意有所极,梦亦同趣”—意想中所到的境界,做梦也走到这种境界,这句话透露了作者表面上似乎沉醉于山林美酒之中,实际上内心深处的郁闷并未得到排解。暂时得不到施展的抱负仍然是梦寐以求,他希图借游乐饮酒以求忘优的目的没有达到。
“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这几句说,我自以为永州的山水凡有点特别形态的,都被我游遍了,却从来不知道西山的奇特和怪异。而且这里“怪特”二字,又概括了西山的情态。作者之前没有看到西山、游览西山,所以说“未始知西山怪特”。这是从反面来扣住题目里“始得”二字。简洁的几笔,小结了作者游西山前的感受,以及发现西山景色怪特时的欣喜,承上启下,自然地引出下文。
第二段正面写游西山的情景,这段文字紧紧围绕着“始”字展开。九月的一天,他坐在法华寺西亭上,远望西山,“始指异之”。西山之“异”吸引着他,于是命仆人带路,渡过湘江,沿着染澳,砍伐灌木杂草,焚烧枯落草叶,披荆斩棘,一直攀登到西山的最高处。居高临下,放眼远望,‘数州之土壤皆在衽之下”。下面一段用反衬的方法描写西山之高:“岈然洼然”,是颇为形象的摹状;“若垤若穴”,是十分贴切的比喻。用“尺寸”和“千里”构成强烈对照,干里以内的景物,仿佛容纳于尺寸之幅内,都聚拢在眼底。再向四周望去,“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身边青烟白云缭绕,仿佛同天空连为一体,无论朝哪个方向望去,景色都是这徉。这绘声绘色的描写使读者也好像身临其境。有了这种亲身的体验,然后始知“是山之特立”,和那些小土山不能同日而语。
面对眼前奇异的景观,作者胸怀顿觉开阔。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油然而生:广大得如同浩气看不到它的边际。欣喜满意地同天地交游而设有尽期。于是“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以至于暮色降临也浑然不觉,仍不愿归去。此时作者觉得自己的心似乎己凝结,形体似乎已消散,他整个儿地同不停地运动变化着的万物融合在一起,达到了物我合而为一的忘我境界。然后才明白以前自以为“无远不到”“皆我有也”,其实并未真正游过,真正的游赏应是从“始得西山”才开始。作者这个体验十分宝贵,是他精神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的表现,他从政治的失败,被贬滴的一度消沉,开始解脱出来,看到了希望,找到了出路。这是他始游西山的最大收获。因此他写了这篇游记。最后说明游览时间。
这篇游记语言清丽,结构完整,景和情完全融为一体,写景重在写意抒情深沉而含蓄。
此诗的前两句“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诗人以极其洗练的笔墨、高度概括的手法,破题而入,直点题旨。单就句意而言,这两句就是屈原《楚辞·九歌·少司命》所说的“悲莫悲兮生别离”和江淹《别赋》所说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但诗人既以亭为题,就超越一步、透过一层,不说天下伤心事是离别,只说天下伤心处是离亭。这样直中见曲,越过了离别之事来写离别之地,越过了送别之人来写送别之亭,立言就更高妙,运思就更超脱。而读者自会因地及事,由亭及人。
不过,这首诗的得力之处却非上面这两句,而是它的后两句。在上两句诗里,诗人为了有力地展示主题、极言离别之苦,指出天下伤心之地是离亭,也就是说天下伤心之事莫过于离别,已经把诗意推到了高峰,似乎再没有什么话好说,没有进一步盘旋的余地了。如果后两句只就上两句平铺直叙地加以引伸,全诗将纤弱无力,索然寡味。而诗人才思所至,就亭外柳条未青之景,陡然转过笔锋,以“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这样两句,别翻新意,另辟诗境。
这一出人意表的神来之笔,出自诗人的丰富联想。《文心雕龙·物色篇》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诗思往往是与联想俱来的。诗人在构思时,要善于由甲及乙,由乙及丙。联类越广,转折和层次越多,诗篇就越有深度,也越耐人寻味。王之涣的《送别》诗“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也是从杨柳生意,构思也很深曲;但就诗人的联想而言,只不过因古时有杨柳送别习俗,就把送别与杨柳这两件本来有联系的事物联系在了一起,而诗中虽然说到杨柳是“东风树”,却没有把送别一事与东风相联。李白的这两句诗却不仅因送别想到折柳,更因杨柳想到柳眼拖青要靠春风吹拂,从而把离别与春风这两件本来毫不相干的事物联在了一起。如果说王诗的联想还是直接的,那么李诗的联想则是间接的,其联想之翼就飞得更远了。
应当说,在古代诗歌中,从送别写到折柳,在从折柳写到春风的诗,并非绝无仅有。杨巨源的《折杨柳》诗“水边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写得也具见巧思,但与李白这两句相比,就显得巧而不奇。李白的这两句诗是把联想和奇想结合为一的。诗人因送别时柳条未青、无枝可折而生奇想,想到这是春风故意不吹到柳条,故意不让它发青,而春风之所以不让柳条发青,是因为深知离别之苦,不忍看到人间折柳送别的场面。从诗人的构思说,这是联想兼奇想;而如果从艺术手法来说,这是托物言情,移情于景,把本来无知无情的春风写得有知有情,使它与相别之人同具惜别、伤别之心,从而化物为我,使它成了诗人的感情化身。
与李白的这首诗异曲同工、相映成趣的有李商隐的《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之一:
暂凭樽酒送无憀,莫损愁眉与细腰。
人世死前惟有别,春风争似惜长条。
对照之下,两诗都以离亭为题,都是从离别想到杨柳,从杨柳想到春风,也都把春风写得深知离别之苦,对人间的离别满怀同情。但两诗的出发点相同,而结论却完全相反:李白设想春风因不愿见到折柳送别的场面而不让柳条发青;李商隐却先说送别之人不忍折损杨柳的枝叶,再设想春风为了让人们在临别之时从折柳相赠中表达一片情意,得到一点慰藉,而不惜柳条被人攀折。这说明,同一题材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构思、不同的写法。诗人的想象是可以自由飞翔的,而想象的天地又是无限广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