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全文三大段中，运用多种手法，由远及近，曲折写来，逐渐把文章推向高潮，突现主旨。
第一段用欲扬先抑法。所谓“读李翱文”，主要是写读了李翱的《幽怀赋》后的所感所叹，但文章在此以前作了层层铺垫，对比映衬。作者先说读了李翱的《复性书》的看法。《复性书》是李翱的代表性文章，有上中下三篇，内容是以《中庸》为理论根据，提出人有性和情两个方面，认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也”，要求去情复性。作者认为该文写得不好，只是给《中庸》作注释而已，理解能力强的人可以不读它而直接读《中庸》，理解能力弱的人则读它也读不懂，这样的文章可以不写。此纯为“抑”。次说读了李翱的《与韩侍郎荐贤书》的看法。作者认为李翱不得志时愤于当世无肯荐拔自己的人，故说这番话，如果得志就未必如此；但又说信中对韩愈的“好贤”，仅比之于“秦汉问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之所为，评论得很恰当。此为“抑”中有“扬”，以“抑”为主。最后才写到读了《幽怀赋》后的赞赏。并为自己和李翱生不同时而嗟叹不已。经过这样的先抑后扬，蓄势衬托，再来表现对李翱的钦佩之情和知己之感，就显得更加深挚浓烈。
第二段用抑彼扬此法。这段开始并不直接承继上文，一下子写明《幽怀赋》的什么内容感动了自己，而是先插入韩愈文章以为对照，似断而实连。韩愈是欧阳修倾心推崇的人物，这里就肯定地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可是对他写的《感二鸟赋》则不以为然。韩愈的这篇赋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当时他仕途失意，三次给宰相上书自荐，都未被理睬，后在离长安东归的路上看到“笼白鸟、白鹤鹆”西行进献天子者，就有感而作此赋。赋中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唯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作者认为韩愈的赋只是为自己不得志发牢骚而已，如果他当时能如二鸟之“光荣而饱”，得意作官，就不会写这篇赋了。此处抑韩文的目的是为了扬李赋，所以接着说：“若翱独不然”。笔锋一转，就引出李翱赋中使作者产生共鸣的那几句话：“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并肯定李翱为河北藩镇割据的严重局势而引起的忧时之心。欧阳修自己也是个以天下为忧的人，他不满意那种叹老嗟卑，仅仅为个人遭遇发泄不平的诗文，所以把不以个人进退出处为念，唯忧国家治乱安危的李翱引为同调，并结合李翱当时的政治情况，提到系乎有唐一代存亡的高度来加以赞颂。由于文章采取了这种抑彼扬此、对照烘托的手法，使行文更加曲折，而对李翱的称颂也境界更高，分量更重。
第三段则用以古联今法。此文不是为写读后感而写读后感。作者惜唐是为了悲宋，赞李翱之赋是为了抒自己之情。所以这段一开始就承接前文，由李翱所处的时代联系到北宋当时的现状：“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作者生活的仁宗时期比李翱所处的唐代中叶，内忧外患的严重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可是作者认为当权者中没有人忧虑时局，不仅自己不忧时，还讥笑打击忧念国运、改革弊政的人，“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作者揭露批判此种“光荣而饱”的人物的行为心态，锋芒尖锐而用笔含蓄。最后，作者愤激地说：“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千回百折逼出的这两句话是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题旨所在。全文如此曲折跌宕。层层递进，由彼及此，由古及今，将作者的忧时之心、愤世之意，尽情吐泄，显得情辞悲怆，感慨浓烈。
这篇读后感属议论文字，言辞也很尖锐犀利，鲁迅就说此文末尾“呜呼”云云几句话“悻悻得很”，并把它作为“指斥当路”的“古人并不纯厚”的例子之一加以肯定（《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宋代李涂说：“论及时政，子厚发之以愤激，永叔发之以感叹”（《文章精义》二）。还说欧阳修许多文章，“有‘呜呼’二字，固是世变可叹，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便精神”（同书五一）。这篇文章里就蕴积着他的深沉感叹，作者忧世而不能的愤慨和对守旧的当权派的指斥，表达得柔中见刚，诗意盎然。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开始读李翱的三篇《复性书》时，心里想：这不过是给《中庸》作的注释。聪明人理解“性”的含义，不读《复性书》也知道应当使“性”恢复到中庸，愚笨的人即使读了《复性书》，也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复性书》不作也可以。又读他的《与韩侍郎荐贤书》，认为李翱只是时运不通而愤恨社会上没有推荐自己的人，因此反复述说求贤之事；假如他能得志。也未必这样。然而他把韩愈比做秦汉间好侠行义的一位豪杰之士，也算是善论人了。我最后读了下《幽怀赋》，然后放下书卷赞叹，赞叹后又读，不能停下来。遗憾的是李翱不生于今世，不能与他交往。又可惜自己没有出生在中唐，不能与他共同反复商讨他所提出的问题。
以往与李翱同一时代的所有人，行仁义之道而善于作的没有谁赶得上韩愈。韩愈曾经写过一篇赋，不过是羡慕两只鸟的荣耀，感叹还没吃上一顿饱饭罢了。推究韩愈的心理，假如让他光显荣耀、生活宽裕，那他就不再感叹了。像李翱就不是这样。他的《幽怀赋》说：“众人喧哗而纷纷退隐，都感叹年老和地位卑下；内省自己的心却不是这样，只担心行圣人之道还有不足之处。”又诧异李渊能用一支军队取得天下，而后代的子孙却不能用全天下的力量收复河北，为此而忧虑。啊！假使当时的人们都改变他们的叹老嗟卑之心而代之以李翱的忧国之心，那么，唐的天下哪能发生动乱和最终灭亡呢？
然而李翱幸好没有出生在当今之世，看到当前发生的事情，那么他的忧虑更严重了。怎么当前的人不知忧虑呢！我在世上，见的人很多了．倘若有一个像李翱那样忧虑国事的，又都是职位低和被朝廷贬斥的人，与李翱相同；其他得意做官的人，一听到有谁讲忧世的话，不是把他看做狂人，就是把他看做傻子，不是发脾气，就是笑话他。啊！身在其位而自己无忧国之心，又禁止别人，让人都不忧国，真是可叹呀！
景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欧阳修记。
注释
李翱：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学生。自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但性格耿直，权贵虽“重其学”，而“恶其激讦”，因此“仕不得显官”。文章提及的《复性书》《与韩侍郎荐贤书》《幽怀赋》皆为其作品。
义疏：古书的注解。
诚：一作“识”。
韩侍郎：指韩愈。
上下其论：讨论古今政事的得失。
一时人：同时代的人。
愈尝有赋矣：指韩愈所作《感二鸟赋》。
“不过羡二鸟”二句：借有人向皇帝献二鸟事，以抒发自己不得志的不平之感。
其赋：指李翱的《幽怀赋》。
“视予心”二句：唐代自德宗、顺宗以后，政治形势江河日下，战乱不息，朝廷已失去对全国的控制，人民生活困苦。
神尧：指唐高祖李渊。
一旅：一支军队，古代五百人为一旅。这里指唐王朝发祥地的太原部队。
“后世子孙”句：唐代自安史之乱后，河北、河南诸重镇相继被藩镇割据，战乱不息，唐王朝始终不能收复。
见今之事：指宋王朝西北地区不断受辽和西夏侵犯的现实。
脱有：即使有。
这篇文章作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作者时年三十岁，因作《与高司谏书》而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令。欧阳修对当时当政人物“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的作派表示强烈的不满，于是写下了这篇散文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
作者在全文三大段中，运用多种手法，由远及近，曲折写来，逐渐把文章推向高潮，突现主旨。
第一段用欲扬先抑法。所谓“读李翱文”，主要是写读了李翱的《幽怀赋》后的所感所叹，但文章在此以前作了层层铺垫，对比映衬。作者先说读了李翱的《复性书》的看法。《复性书》是李翱的代表性文章，有上中下三篇，内容是以《中庸》为理论根据，提出人有性和情两个方面，认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也”，要求去情复性。作者认为该文写得不好，只是给《中庸》作注释而已，理解能力强的人可以不读它而直接读《中庸》，理解能力弱的人则读它也读不懂，这样的文章可以不写。此纯为“抑”。次说读了李翱的《与韩侍郎荐贤书》的看法。作者认为李翱不得志时愤于当世无肯荐拔自己的人，故说这番话，如果得志就未必如此；但又说信中对韩愈的“好贤”，仅比之于“秦汉问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之所为，评论得很恰当。此为“抑”中有“扬”，以“抑”为主。最后才写到读了《幽怀赋》后的赞赏。并为自己和李翱生不同时而嗟叹不已。经过这样的先抑后扬，蓄势衬托，再来表现对李翱的钦佩之情和知己之感，就显得更加深挚浓烈。
第二段用抑彼扬此法。这段开始并不直接承继上文，一下子写明《幽怀赋》的什么内容感动了自己，而是先插入韩愈文章以为对照，似断而实连。韩愈是欧阳修倾心推崇的人物，这里就肯定地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可是对他写的《感二鸟赋》则不以为然。韩愈的这篇赋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当时他仕途失意，三次给宰相上书自荐，都未被理睬，后在离长安东归的路上看到“笼白鸟、白鹤鹆”西行进献天子者，就有感而作此赋。赋中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唯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作者认为韩愈的赋只是为自己不得志发牢骚而已，如果他当时能如二鸟之“光荣而饱”，得意作官，就不会写这篇赋了。此处抑韩文的目的是为了扬李赋，所以接着说：“若翱独不然”。笔锋一转，就引出李翱赋中使作者产生共鸣的那几句话：“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并肯定李翱为河北藩镇割据的严重局势而引起的忧时之心。欧阳修自己也是个以天下为忧的人，他不满意那种叹老嗟卑，仅仅为个人遭遇发泄不平的诗文，所以把不以个人进退出处为念，唯忧国家治乱安危的李翱引为同调，并结合李翱当时的政治情况，提到系乎有唐一代存亡的高度来加以赞颂。由于文章采取了这种抑彼扬此、对照烘托的手法，使行文更加曲折，而对李翱的称颂也境界更高，分量更重。
第三段则用以古联今法。此文不是为写读后感而写读后感。作者惜唐是为了悲宋，赞李翱之赋是为了抒自己之情。所以这段一开始就承接前文，由李翱所处的时代联系到北宋当时的现状：“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作者生活的仁宗时期比李翱所处的唐代中叶，内忧外患的严重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可是作者认为当权者中没有人忧虑时局，不仅自己不忧时，还讥笑打击忧念国运、改革弊政的人，“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作者揭露批判此种“光荣而饱”的人物的行为心态，锋芒尖锐而用笔含蓄。最后，作者愤激地说：“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千回百折逼出的这两句话是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题旨所在。全文如此曲折跌宕。层层递进，由彼及此，由古及今，将作者的忧时之心、愤世之意，尽情吐泄，显得情辞悲怆，感慨浓烈。
这篇读后感属议论文字，言辞也很尖锐犀利，鲁迅就说此文末尾“呜呼”云云几句话“悻悻得很”，并把它作为“指斥当路”的“古人并不纯厚”的例子之一加以肯定（《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宋代李涂说：“论及时政，子厚发之以愤激，永叔发之以感叹”（《文章精义》二）。还说欧阳修许多文章，“有‘呜呼’二字，固是世变可叹，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便精神”（同书五一）。这篇文章里就蕴积着他的深沉感叹，作者忧世而不能的愤慨和对守旧的当权派的指斥，表达得柔中见刚，诗意盎然。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梦窗的梦词，大多不落俗套，具有创造性。这首梦词虽然不是他的名作，但和他的《踏莎行》一样，都具有新意和美感，内心感受也极为细腻生动，而且词人把自己的号“梦窗”化雪无痕地融人了词中。
词的小序交代了词人倚竹窗听雨、慢慢入睡、梦见女仙的过程。上片用典虽多，但不失晦涩，读者能深切地感受到这寥寥二十几个字内营造出的凄美意境：窗觉雨声潺潺，雨水掠过小溪，发出了清脆的声响。这时屋里的孤灯显得格觉的亮，但也格觉的清冷，那种冷是一种寒香冷，充盈着整个房间。窗觉雾茫茫，雨水漫上台阶，词人独自一人在屋中小憩，这种感觉真像乘坐孤舟在湘江之上漂荡。此时，仿佛湘君轻挽裙带，水上盈盈步微月，皎洁与清冷的月光映照在她身上。
下片依然叙写梦境。“香苦欺寒劲”，短短五个字却包含了肤觉、视觉、味觉、嗅觉和心灵体味。“香苦”两句，言水仙发出清冽的香气，可是苦于受到冬夜寒气的侵袭，使她不禁追念起生长在千顷波涛的江湖岸边时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两句既是拟人化的神化描绘，又是词人寄人篱下身不由己的苦闷借题发泄。“梦觉”一句，言词人从幻梦中清醒过来，只见眼前仍旧是原来一成不变的景象。面对这种压柳的生活，词人更添上一段新的愁绪。“绀云”三句，扣题“既觉”。词人醒时对花独酌，醉而伏案而眠；再醒后始觉头上青丝零乱，玉簪斜挂，活现出一个不拘小节的风流词人形象。
整首词颇具梦窗词的特色，梦窗写词，无论写妻妾或描绘梦境，总是晦涩中带有真情，仿佛词人总是睁着惺忪迷离的双眼，在描绘这个令人感到刺骨寒心的世界，可是心里却无比的清醒。错觉与幻境，错综叠合，将读者引入一个魔方大厦，满眼琳琅的风景与色彩，迷离幻邈不可追寻。词人写梦中的女子，不管是描绘她的姿态还是容貌，毫无往日宫体诗词的猥琐与晦暗，他笔下的仙子散发着水仙花的清香，与月为伴，在雨中徜徉，在沧涛上漫步，高洁优雅，超凡脱俗。这首词营造了一种精致独到、虽不阔大但十分幽远的艺术境界。
夫子不自炫，世人知者稀，来倾阮氏酒，去著老莱衣——夫子：指崔全。自炫：自我夸耀以求仕进。阮氏酒：西晋阮籍避祸全身，远离司马氏政权，以嗜酒为由，求为步兵校尉，终日酩酊，遗落世情。此处指崔全不以干君、谄媚官宦为务，故而被放。老莱衣：指春秋时的隐者老莱子。老莱子行年五十，父母犹存，着五彩斑斓衣以娱双亲。后常以“老莱衣”表示孝养父母至老不衰，见《初学记》卷十七《孝悌篇》。此处暗合诗题“觐省”意。此四句写崔全因其洁身自好，不务谄媚，不矜夸以干人君，故而知音者少，名声不外达。虽微官暂寄，然遗落世情，终被再放归省。诗人表达对崔全人格的赞赏，也对其不被重用表示同情和惋惜。
渭北草新出，关东花欲飞，楚王犹自惑，片玉且将归——渭北：指渭水流域，在陕西一带，渭水流经长安。关东：函谷关以东地区。此处指崔全回归的洛阳。楚千旬：用《韩非子》卷四《和氏》典。将：持。此处用楚王自惑喻崔全不得君臣遇合。片玉将归：喻崔全为怀瑾握瑜之才而不得重用，被放回乡。此四句写长安春草新发季，东都洛阳也值繁花烂漫时。诗人想象崔全将去的洛阳，以春之盎然生意抚慰友人远行被放的孤寂苦闷。结句用典故暗喻友人的磊落胸襟、良玉之器不得重用，如璞玉之真价难以被人赏识。
首二句作者以慧眼独识英才为好友叹息。出笔即开门见山，诗人义愤填膺、仗义伸屈之情溢于言表。五、六句以写景点示季节，用语平淡中有新奇，自然中有新巧，已现岑参后期追求“语奇体峻，意亦造奇”（殷瑶《河岳英灵集》）的诗歌艺术风格之端倪。诗中典故的运用显得深沉含蓄，耐人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