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从前王徽之喜爱竹子,到了别人家也不去拜望主人;陶渊明的躺车,遇到了酒就停在路上。何况西湖这样的美景,在东颍一带独自享有好名声。虽然美景良辰,本来大多见于盛大的宴会。但是清风明月,幸好也属于清闲之人。一起交游或许会结成好友,趁着兴致有时也会独自去游玩。听一听蛙鸣,何必问它属于官家还是属于私人。面对弯弯曲曲的流水,自然可以喝一杯酒就咏一首诗。到了高兴而领会了意旨时,也好像旁边没有别人一样纵情尽兴。于是我明白了,偶然来一次往往胜过专程来游玩。前人过说过的话是值得相信的。这一切虽然不是自己的,但是自己的收获却已经很多。于是就翻看旧有的诗词,写出新的词调,冒昧地陈述一番薄技,姑且表达清新欢快之意。
注释
王子猷:指王徽之,字子猷。
造门:上门;到别人家去。
舆:车。
高会:盛大的宴会。
傍:同“旁”。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李贺常常用他的诗歌去探究宇宙的奥秘,人生的真谛,写下了一曲曲带有哲理意味的咏叹调。这首《古悠悠行》就是这样的作品。
“今古何处尽?千岁随风飘。”这两句虽然很简短,但却是经过高度浓缩写出来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诗句。这两句用粗线条勾画了一幅绵延无尽的时间和广袤无限的空间背景。“千岁”句表面上虽然只是指时间,“千岁”,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像一阵风那样飘忽而过。但是“千岁”又不仅仅是指时间,也指千岁之内的一切事物。这千岁内的人、事、物,也和时间一样随风飘荡而逝,无影无踪了。诗的前四句是说,日入西山,夜色深远,昼夜循环,今古如此,无有穷尽,本是大自然的规律;即使是千岁之久,在历史的发展中,亦如风飘之疾速,匆忽即逝。诗人此种感系,曾在许多篇什中抒发,如“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浩歌》)。以仙人比凡人,足见年命之短促。但日月递更、今古无尽的道理,联系实际,并不是人人都能悟得。
这是前面四句蕴含的无比深厚的内容。这当中有诗人在时间消逝时心灵颤震的音符,有悠远的时间广阔的空间背景。“千岁随风飘”一句又带起了下面四句。
诗的后四句,则进一步写大自然的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求仙不老,终难实现。君不见海沙虽细,经年变化,也可以长大为石。诗人在《梦天》中曾写道:“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人间的沧海桑田之变,犹如千年走马,说的是变化迅速。海沙成石说的是变化巨大。日久天长,人间万物都会发生变迁。秦王石桥,群鱼吹沫;汉武铜柱,流光销磨,至今已不复存在。这说明代更年远,必然发生陵谷之变,此为万物消长的常理。看来“莫高如秦桥,而鱼沫可吹;莫坚如铜柱,而流浪可消。是知世间未有久而不化之事。谁谓长生真可致乎?”(姚文燮《昌谷集注》)
此诗通篇富于哲理,充满理趣,不生枝蔓,纯乎理喻,这在李贺诗中是罕见的。在结构笔法上,先写日月如梭,反复更替,流光迅速,无有终期,是为不变之道;再写海沙变石,鱼沫吹桥,流光消柱,无法阻止,是为万变之理。变与不变,对比写来,深化主题,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量。
李贺善解乐府遗法,“设色浓妙,而词旨多寓篇外,刻于撰语,浑于用意。”(毛驰黄《诗辩坻》)这正是此诗的特点。设色浓妙如“鱼沫吹桥”;刻于撰语如“空光流浪”(形容时光);浑于用意如“铜柱年消”;而寓词旨于篇外者,则是诗中不言当朝惑于神仙之风,但句句对如此时弊隐含深刺。诗人处于元和政治混乱之时,为防不测,不得不深自弢晦,或藏孤愤之思于片章短什,或设弦外之音,感讽诽怨,还应看作是很自然的事情。
首联,先推出“望海楼”“护江堤”,是因为楼高、堤长足可贯领通篇,它们在辉彩早霞、泛光晴沙的映照下,一“明”一“白”,渲衬成一派秾丽畅朗的气氛,渐启以下佳境。在这里,“照”楼曙踏和霞光属客观现象,“踏”堤遨游则是游人的兴趣,一静一动,皆从诗人眼中见出,紧扣题目的“望”字。诗中原注:“城东楼名望海楼”,又杭城临钱塘江,故筑堤。次联转过一层,始引出显著的季节特征:春潮汹涌,夜涛摩荡,声响直振吴山顶的伍公庙;柳枝掩映,苏小家正当新绿深处,春光似乎就凝汇在她如花的年华和火一般的热情里……这两句声踏交织、虚实相衬,分别从视听感知里生发出“夜入”“春藏”的美妙联想,一并融进涵纳着深沉悠远的历史内容的“伍员庙”“苏小家”里,使古老的胜迹超越时空,带上了现实感,并给读者以审美的愉悦。
第三联从前面连辐直下的四处景点移开目光,注视到民俗人事上来。江南丝织业繁盛,故诗中自注:“杭州出柿蒂,花者尤佳也”,据宋人吴自牧《梦粱录·物产》记载,这是绫的花纹;又当地产美酒,诗中亦自注:“其俗,酿酒趁梨花时熟,号为‘梨花春’”。这里特以二者并举,描写杭州女工织艺的精巧和当时人们争饮佳醪的民俗风情,勾勒出繁荣兴旺的社会景象。而“红袖”与“青旗”、“柿蒂”与“梨花”的颜踏对照、品物相衬,更象一幅工丽雅致的画图,流溢着浓郁活泼的生活情趣。尾联以登高远眺所见的阔大场景收束,暗与首句照应。“湖寺西南路”,指由断桥向西通往湖中到孤山的长堤,两旁杂花草木密布,诗中自注说:“孤山寺路在湖洲中,草绿时,望如裙腰”。请看,满湖清波如同少女的彩裙飘动,白堤上烟柳葱茏,碧草如茵,就像少女裙上的绿踏飘带。上句就“谁开”提唱,故设问答,接着用了“裙腰”这个绝妙的比喻,使人联想到春天的西湖,仿佛是一位风姿绰约的妙龄少女的化身。
《小雅·节南山》所指责的对象则是幽王及其权臣。前人屡辩诗旨是“刺王”还是“刺尹”,甚为无谓。总因古代君臣名分颇严,论者又往往横亘一“诗可以怨”或一“《小雅》怨诽而不乱”之念于胸中,因之便有不同的“先入为主”之念在作怪。今就诗论诗,直刺师尹,颇为鲜明;而一再怨望“昊天”,又借以指责天子。
关于师尹,自毛传以来皆解作“大师尹氏”,至王国维始辨析其为二人,即首掌军职的大师和首掌文职的史尹。观《大雅·常武》中大师“整六师”、尹氏及其属“戒师旅”,则大师统军而尹氏监军,对照《小雅·节南山》诗首章,“忧心如惔,不敢戏谈”正合于军国主义背景,偏于责师;而“国既卒斩,何用不监”。乃监察司之失职,偏于斥尹。
全诗十章,共分三部分。首二章以南山起兴,以象征二权臣。以山之险要象征其权之枢要,又以山之不平联系到二臣秉政不平。结合篇末“昊天不平,我王不宁”的呼应来看,天怒人怨,总由师尹秉政不平使然,故“不平”二字为全篇眼目。只是第二部分却一再将不平(不夷)与不己(不自为政)并提而责难,推思其义,全诗是指斥师尹失政在不能持平(夷),而要持平则又须事必躬亲(己),因而全诗结构是起于夷(平)终于夷(平)而介于己。
首章点出“不敢戏谈”以致“国既卒斩”;二章点出昊天再降饥疫以致“丧乱弘多”,民众无法存活,从而“不敢戏谈”之高压失控,遂而“民言无嘉”。一章言人祸,二章言天灾,由时间及顺序暗示天灾实人祸所致,人间暴戾上干天怒所致,此即第一部分的要害。
从第三到第六共四章为第二部分。在上两章铺垫的基础上,三章进一步点明师尹之害人害天,天再施报于人,人民双重遭殃。“诗可以怨”,怨而至天,亦已极矣!
四、五两章句式排比,结构整齐而又不乏疏宕之美。四章围绕“夷”“己”二字正反展开,既为师尹说法,更为一切秉政者说法,三十二字可铭于座右,可镌于通衢。五章“昊天不佣(融)”“昊天不惠(慧)”二解是“刺”,“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平)”二解是“美”,也是对师尹说法。两章排比、对比之势,酣畅淋漓,一气呵成,诗人的责怨之情也推到了高潮。
六章承上启下,由怒转叹。
统观第二部分四个章节,结构颇为讲究:五、六章既以“昊天不佣”“昊天不惠”和“不吊昊天”以上应第三章的“不吊昊天”,又以“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和“谁秉国成(平、夷)”、“不自为政(不己)”以上应第四章的“式夷式已”,可见此部分是以怨天和尤人双向展开而又并拢合承,甚耐玩味。
第七、八、九、十章为第三部分。变每章八句为四句,于音乐为变奏。于诗情为由怨怒转悲叹。唯七、八两章疑有错简而当易位:前“方茂尔恶”章言师党与尹党既相倾轧又相勾结,以见朝政难革;后“驾彼四牡”章言无奈之下只有往奔四国避乱(或求诸侯勤王),然而四方亦不可往,“蹙蹙靡所骋”。诗人说:既然宗周与四国皆被师尹扰乱,国已不国,今日上干天怒,下危人主,尽管师尹不自责己而反怨怒匡正,我身为大夫,也只有勇作诗“诵”,“以究王讻”,成此一篇檄文,为来者垂诫了!
“拼将热血洒疆场 ”,这是一首边塞诗,写于1906年。当时作者从日本回国,曾北上游历,在吉林、辽宁一带察看形势,一路走来,有许多感想,于是就留下了这首七言诗。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这开篇的两句,诗人便是直抒胸臆,直接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愿望,而且这两句,也是非常好理解;对于出征的士兵来说,应该要高唱着战歌,然后胜利归来,只有要决心,一定是可以把胡奴赶出玉门关去。其实这更多的是诗人一种内心的表现,由于当时的满族从关外,入主中原,使得很多的文人,都有这着这样的一种抱负,但是徐锡麟这首诗,则是显得更为独特,也更加的霸气。
第三句在前句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深化出征战士的思想境界,把他们出征的雄心和壮志上升到为国牺牲的高度。“只解”是说心中所存唯一的念头,排除了其他的种种想法。古人在对待“死”的问题上,很崇尚为国而死,为朋友而死,为公而死,为义而死,等等,其中尤以为国捐躯被看作无上光荣的事,尤其是战场上为国牺牲,更是高于一切的莫大荣幸。这句诗正好体现了上述内容,强调了“为国”二字。
末句,总领全诗,从反面讲,为国牺牲、战死沙场,既然是人生最大的荣幸之事,那么,对于尸体归葬的问题,就不必考虑了。“徐锡麟把东汉时期马援“马革裹尸”的思想又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他用了“何须”两个字,认定了只要为国牺牲不问其它;至于尸体归葬故土的问题,并不重要,所以才说“何须……还!”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义无反顾的革命激情和牺牲精神,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把一腔报效祖国、战死疆场的热忱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写下了这首诗的一年以后,作者在安庆起义,失败被捕,清政府要他写口供,他挥笔直书:“尔等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尔后,慷慨就义,他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首诗感情豪放激扬,语气慷慨悲壮,英气逼人,最后一句“何须马革裹尸还”,写出了他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总之,这是近代边塞诗中难得的一首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