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先开篇点题，交代菱溪石的处所、环境， 以“溪旁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来突出石之“奇”。然后追溯其源，石的处所原为五代时权贵刘金的园囿。刘金为吴国杨行密的部将，以骁勇知名。其视菱溪石为奇物，据为已有。岁久废圮，石亦湮没。作者“惜其可爱而弃”，遂辇致于丰乐亭两侧，供滁州百姓观赏。一石一事，平平常常。然而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笔触并不停留在对菱溪石客观的、表象的记叙上，而是以“人物之废兴”为契机，由此挖掘出富有深刻思想意义的内涵。昔日刘宅“陂池台榭、奇木异草与此石称，亦一时之盛哉。”而今时过境迁， “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灭而无闻”。作者于今与昔的鲜明对比中，发出富有警策性的告诫： “嗟夫！刘金者虽不足道，然亦可谓雄勇之士，其乎生志意， 岂不伟哉。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况欲长有此石乎？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最后一段议论卒章显志，表明了写记的目的，是希望“富贵者”不要因好奇而将石据为已有，其用意是颇为深切的。由于那些“富贵者”骄奢淫佚，横征暴敛，致民穷财尽，国势日衰。作者忧心如焚，寄希望于革新。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作者的抱负无以实现，虽贬官滁州，但并非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是提出为政“宽筒”的主张。强调民生之安定，“节用以爱农”，以此缓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文章于一石一事所发的议论，正是作者这一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
作者以石为题，通过由此及彼的联想、对比，于平凡小事中，挖掘出治国为政以民为本的深刻道理，可谓于微见著，平中见奇。作者这一深刻主旨的表达，不以深隐为奇，而是写得浅显平易，“文不雕饰，而辞切意明”。充分体现了欧文既明白晓畅，又精炼含蓄、耐人寻味的艺术风格。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菱溪的巨石共有六块：其中四块已经被人取走了；另一块虽然体积不大形状却很奇特，也被当地百姓收藏在家中；那块最大的，还静静地仰卧在溪水之旁，因为它太难搬动，故而得以存留在这里。每到天气转寒秋霜降落溪水干涸后，大石便显露出来，溪旁的人见此石形状怪异，往往把它当成神灵来祭祀。
菱溪这条小溪，当地方志的图画和正文都没有记载。唐朝会昌年间，滁州刺史李渍写过一篇《荇溪记》，说此水是从永阳岭流出来的，向西经过皇道山之下。到实地探求考察，如今并没有叫做荇溪的溪流。再向滁州人打听，人们都说：这条小溪就是荇溪。杨行密占据淮南的时候，淮南人因为要避讳他的名字，才改“荇”字为“菱”字。这种说法于理是讲得通的。
菱溪旁边好像还有一片遗址，当地人说那是五代时期大将刘金的宅基，巨石就是刘金家的旧物。刘金是伪吴政权时颇受宠信的将军，和杨行密一道从合肥起兵，当时号称三十六英雄，刘金就是其中之一。刘金原本是个武夫健卒，居然能够懂得珍爱欣赏世间奇异之物，有斯文雅致的爱好，是不是因为遭逢乱世功成志满、因过于富贵而骄奢安逸才使他产生了这样的雅兴呢？追想他当年的池塘、台榭、奇木、异草，和这块巨石是很相称的，也算得上是一时的盛事了。如今刘氏的后代散居在滁州成为一般的农户，还有居住在菱溪旁的。
我感慨人事的兴废无常，又因此石状貌可爱却遭到遗弃深感可惜，于是找来三头牛将它拉到幽谷泉旁，又寻找那块比较小的，在白塔镇民朱氏家找到了，于是将它们分别立在丰乐亭的南面和北面。丰乐亭挨着城墙离城里很近，可以作为滁州百姓逢年过节游玩观赏的景物。
世间事物当中那些出奇的，丢弃在幽暗荒远之处，是很可惜的，放置在人的耳目所及之处，喜爱它们的人又难免取回自己家里。啊！刘金这个人虽然没什么值得称道的，然而毕竟也算个雄杰勇武的人，他平生的志向难道不宏伟吗？等到他身死之后，不过是一片荒芜零落，他的子孙也都沉沦民间默默无闻，还能指望永久拥有这些石头吗？这个故事可以作为对富贵之人的告诫。而喜好珍奇玩物的人听到有这样的奇石，前来欣赏就已十分满足了，何必非要取回自己家里去呢？
注释
菱溪：溪名，在滁州东，源出永阳岭，南入清流河。
偃然：倒卧状。
刺史李渍为《荇溪记》：《全唐文》卷七六一载：“李潢，武宗朝官洛阳令，迁滁州刺史。”他曾写过一篇《荇溪新亭记》，今收录在《全唐文》中。
永阳岭：在滁州北三里。
皇道山：在滁州东北十七里。杨行密有淮南：唐末大乱时，合肥人杨行密曾被唐王朝封为弘农郡王。后来唐朝失去了对国去的控制，杨行密便占据淮南一带，自称吴王。
刘金：《新唐书·杨行密传》载，乾宁二年（895年），杨行密袭击濠州（今安徽钟离），俘虏了濠州刺史张燧，命部将刘金守卫。《十国春秋刘金传》载，刘金担任濠州围练使，威名大震，为濠州人所称颂。
伪吴时贵将：谓刘金是杨行密政权非常知名的大将。
金本武夫悍卒：刘金原本只是个武夫。
为儿女子之好：谓刘金竟然有如此的雅兴。
编民：编入官府民籍的固定居户。
予感夫人物之废兴：我对于历史上人和事的兴起衰败颇有感慨。
惜其可爱而弃也：可惜它非常可爱却遭到废弃。
幽谷：幽谷泉，也在滁州。
于亭：指修建丰乐亭。
《菱溪石记》作于庆历六年（1046年），时作者贬官滁州。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作者受到很大的打击。其忧国忧民，期望国富民强的初衷虽未改变，但锐气在减。这时的文章，多为写景状物、记事抒怀之作。《菱溪石记》即是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之一。
文章首先开篇点题，交代菱溪石的处所、环境， 以“溪旁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来突出石之“奇”。然后追溯其源，石的处所原为五代时权贵刘金的园囿。刘金为吴国杨行密的部将，以骁勇知名。其视菱溪石为奇物，据为已有。岁久废圮，石亦湮没。作者“惜其可爱而弃”，遂辇致于丰乐亭两侧，供滁州百姓观赏。一石一事，平平常常。然而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笔触并不停留在对菱溪石客观的、表象的记叙上，而是以“人物之废兴”为契机，由此挖掘出富有深刻思想意义的内涵。昔日刘宅“陂池台榭、奇木异草与此石称，亦一时之盛哉。”而今时过境迁， “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灭而无闻”。作者于今与昔的鲜明对比中，发出富有警策性的告诫： “嗟夫！刘金者虽不足道，然亦可谓雄勇之士，其乎生志意， 岂不伟哉。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况欲长有此石乎？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最后一段议论卒章显志，表明了写记的目的，是希望“富贵者”不要因好奇而将石据为已有，其用意是颇为深切的。由于那些“富贵者”骄奢淫佚，横征暴敛，致民穷财尽，国势日衰。作者忧心如焚，寄希望于革新。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作者的抱负无以实现，虽贬官滁州，但并非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是提出为政“宽筒”的主张。强调民生之安定，“节用以爱农”，以此缓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文章于一石一事所发的议论，正是作者这一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
作者以石为题，通过由此及彼的联想、对比，于平凡小事中，挖掘出治国为政以民为本的深刻道理，可谓于微见著，平中见奇。作者这一深刻主旨的表达，不以深隐为奇，而是写得浅显平易，“文不雕饰，而辞切意明”。充分体现了欧文既明白晓畅，又精炼含蓄、耐人寻味的艺术风格。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唐玄宗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之间悲欢离合的故事，引发了很多文人墨客的诗情文思。白居易的《长恨歌》，在揭示唐玄宗宠幸杨贵妃而造成政治悲剧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二人爱情悲剧的同情。袁枚此诗却能不落俗套，另翻新意，将李、杨爱情悲剧放在民间百姓悲惨遭遇的背景下加以审视，强调广大民众的苦难远非帝妃可比。《长恨歌》和《石壕吏》是有名的诗篇，其创作背景均为安史之乱。它们一以帝王生活为题材，一以百姓遭遇为主旨，恰好构成鲜明的对照。
“莫唱当年长恨歌”，莫唱是因为《长恨歌》写的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对杨贵妃之死，对唐玄宗之无奈，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歌颂了他们的爱情专一，为后代小说、戏曲创作提供了题材，如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元白朴的《梧桐雨》，明吴世美的《惊鸿记》、清洪昇的《长生殿》等等，莫不受其影响。与其大书特书皇帝的悲欢离合，不如深入细致地描写普通人的生离死别，故“莫唱”二字又引出了第二句“人间亦自有银河”。“人间”就将银河这个民间传说引入现实生活中来。在唐玄宗统治时期，战争频繁，有开边之战，也有内战，其中规模大的，如用兵吐蕃，讨伐南诏，尤其是安史之乱，伤亡惨重，丁壮或死于战场，或死于徭役，或久戍不归，在人间划出了无数条银河，而最令作者痛心的，要数石壕村的一对老夫妻了。“老翁逾墙走”，老妇河阳役的惨状。杜甫还在同一时期作品《新婚别》中拟写一个“席不暖君床”的新娘子，送别刚刚结婚的新郎官应征入伍，造成一对新婚夫妇“暮婚晨告别”的痛苦。在《垂老别》中，又描写了一个“子孙阵亡尽”的老翁，在风烛残年之时还要应征入伍，与其老伴依依借别、“塌然摧肺肝”的情景。由此可见，“石壕村里夫妻别”是当时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所以作者感叹地说：“泪比长生殿上多。”长生殿上泪，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泪没有多少，而要大书特书，深表同情，而不书及比长生殿上泪更多的石壕村。这里，作者严肃地批评了白居易，自有其道理在。似乎可以这样悦，袁枚的这首《马嵬》诗，高出于前人所有咏马嵬之事者。
这首诗借吟咏马嵬抒情，提倡诗歌要多反映人民苦难生活的主张，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文学创作观点。此诗虽为抒情之作，实际是议论之诗。前两句借马嵬为题提出论点，后面两句借用典故论证上述观点。论点和论据的材料本来都是旧的，但作者化陈腐为新奇，使其为自己提出新的观点服务，旧的也变为新的，颇有点铁成金之妙。全诗正如作者自己所云：“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随园诗话》）
这首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比照。全诗两组比照：一组是《长恨歌》与牛郎织女故事的比照。这一比照，不仅批判了白居易的《长恨歌》，而且突出了人间牛郎织女才值得同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运用“银河”，对唐玄宗与杨贵妃讥笑牛郎织女攀进行了再讥笑，很有情趣。第二组是石壕村与长生殿比照。石壕村是百姓的村落，长生殿是皇帝皇后的夜殿，这一比照，暗示出村里泪是殿上人造成的，马嵬事变，恶果自食，不值得同情，值得同情的倒是劳动人民。这两组比照又有不同，前者深沉，后者浅近，前者重在映照，后者重在对比。两相配合，共同表达了作者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
“一竿风月，一蓑烟雨”，是渔父的生活环境。“家在钓台西住”，这里借用了严光不应汉光武的征召，独自披羊裘钓于浙江的富春江上的典故。以此来喻渔父的心情近似严光。上片结句说，渔父虽以卖鱼为生，但是他远远地避开争利的市场。卖鱼还生怕走近城门，当然就更不肯向红尘深处追逐名利了。以此来表现渔父并不热衷于追逐名利，只求悠闲、自在。
下片头三句写渔父在潮生时出去打鱼，在潮平时系缆，在潮落时归家。生活规律和自然规律相适应，并无分外之求，不象世俗中人那样沽名钓誉，利令智昏。最后两句承上片“钓台”两句，说严光还不免有求名之心，这从他披羊裘垂钓上可看出来。宋人有一首咏严光的诗说：“一着羊裘便有心，虚名留得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也是说严光虽拒绝光武征召，但还有求名心。陆游因此觉得：“无名”的“渔父”比严光还要清高。
这词上下片的章法相同，每片都是头三句写生活，后两句写心情，但深浅不同。上片结尾说自己心情近似严光，下片结尾却把严光也否定了。文人词中写渔父最早、最著名的是张志和的《渔父》，后人仿作的很多，但是有些文人的渔父词，用自己的思想感情代替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很不真实。
陆游这首词，论思想内容，可以说在张志和等诸人之上。显而易见，这词是讽刺当时那些被名牵利绊的俗人的。读者不可错会他的写作意图，简单地认为它是消极的、逃避现实的作品。
陆游另有一首《鹊桥仙》词：“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酒徒一半取封候，独去作江边渔父。轻舟八尺，低逢三扇，占断苹洲烟雨。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也是写渔父的。它上片所写的大概是他四十八岁那一年在汉中的军旅生活。而这首词可能是作者在王炎幕府经略中原事业夭折以后，回到山阴故乡时作的。两首词同调、同韵，都是写他自己晚年英雄失志的感慨，决不是张志和《渔父》那种恬淡、闲适的隐士心情。读这首词时，应该注意他这个创作背景和创作心情。
在朦胧的月色下，映入女子眼帘的山容水态，都充满了哀愁。前三句用三个“流”字，写出水的蜿蜒曲折，也酿造成低徊缠绵的情韵。下面用两个“悠悠”，更增添了愁思的绵长。特别是那一派流泻的月光，更烘托出哀怨忧伤的气氛，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显示出这首小词言简意富、词浅昧深的特点。
相思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也是历代诗家文人付诸歌咏的最佳题材之一。古诗中多用“长相思”三字，如《古诗十九首》中就有“上言长相思”、“著以长相思”、“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等。南朝陈后主、徐陵、江总，唐李白等都有拟作。内容多写女子怀念久出不归的丈夫。至于白居易这首《长相思》，则有其特定的相思对象，即他的侍妾樊素。
樊素善歌《杨柳枝》，因又名柳枝。因为种种原因，樊素自求离去，白氏在《别柳枝》绝句中说：“两枝杨柳小楼中，袅袅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可见作者对于樊氏的离去十分伤感。这首《长相思》词也表达了相同的情感。
词的上阕写樊素回南必经之路。因为她是杭州人氏，故作者望吴山而生愁。汴水、泗水是一去不复回的，随之南下的樊素大概也和河水一样，永远离开了他。所以作者想象中的吴中山脉，点点都似愁恨凝聚而成。短短几句，把归人行程和愁怨的焦点都简括而又深沉地传达了出来。尽管佳人已去，妆楼空空，可作者一片痴情，终难忘怀，他便于下阕抒发了自己的相思之痛。两个“悠悠”，刻画出词人思念之深。这种情感的强烈，只有情人的回归才能休止。然而那不过是空想，他只能倚楼而望，以回忆昔日的欢乐，遣散心中的郁闷而已。
这篇作品形式虽然短小，但它却用回环复沓的句式，流水般汩汩有声的节奏，贯穿于每个间歇终点的相同韵脚，造成了绵远悠长的韵味，使相思之痛、离别之苦，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元稹的这首《行宫》是一首抒发盛衰之感的诗，这首短小精悍的五绝具有深邃的意境，富有隽永的诗味，倾诉了宫女无穷的哀怨之情，寄托了诗人深沉的盛衰之感。
诗人先写环境。首句中“寥落”已点出行宫的空虚冷落，又着一“古”字，更显其破旧之象。这样的环境本身就暗示着昔盛今衰的变迁。而后以“宫花寂寞红”续接，此处可见运思缜密。娇艳红花与古旧行宫相映衬，更见行宫“寥落”，加强了时移世迁的盛衰之感。两句景语，令人心无旁骛，只有沉沉的感伤。
后两句由景及人，写宫女，“白头”与第二句中的红花相映衬。宫中花开如旧，而当年花容月貌的宫女已变成了白发老妇。物是人非，此间包含着多少哀怨、多少凄凉便不言而喻了。末句“闲”字与上文“寂寞”相照应，写出宫女们长年受冷落的孤寂与无奈。过去她们的一颦一笑、盛装丽服只为取悦君王，而今再无缘见龙颜，她们还能做什么呢？ 只能无聊地“闲”在冷宫。而这些宫女们所谈的仍旧是玄宗盛世。这一方面表现了她们对往昔生活的追忆，另方面也证明了如今无可言说的空虚。比较之下，那种深沉的盛衰之感越发鲜明突出而具体了。
这里，寥落古行宫中的白头宫女，还是唐玄宗时代历史的见证人。唐玄宗在其继位后期，宠幸杨贵妃，终日沉溺在淫乐酒色之中，把政务全部委给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朝纲紊乱，谄佞当道，终于酿成安史之乱。乱后，玄宗被迫退位，赫赫不可一世的大唐王朝亦从此一蹶不振，日益走向下坡路。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曾深致感慨说：“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四句诗，已形象地概括出玄宗昏愦好色与亡国致乱的历史因由，其讽刺与揭露是十分深刻的。元稹这首短诗当然不可能象白诗那样铺张扬厉，极尽渲染之能事，他只能采取对照、暗示点染等方法，把这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高度浓缩，加以典型化的处理，从而让人回味咀嚼。寥落的古行宫，那在寂寞之中随岁月更替而自生自落的宫花，那红颜的少女变为白发老人，都深深地带有时代盛衰迁移的痕迹。白头宫女亲历开元、天宝之世，本身就是历史的见证人，“闲坐说玄宗”的由治而乱。这本是诗篇主旨所在，也是诗人认为应引以为戒的地方，却以貌似悠闲实则深沉的笔调加以表现，语少意多，有无穷之味。
二十个字，地点、时间、人物、动作，全都表现出来了，构成了一幅非常生动的画面。这个画面触发读者联翩的浮想：宫女们年轻时都是花容月貌，娇姿艳质，这些美丽的宫女被禁闭在这冷落的古行宫中，成日寂寞无聊，看着宫花，花开花落，年复一年，青春消逝，红颜憔悴，白发频添，如此被摧残，往事岂堪重新回顾！然而，她们被幽闭冷宫，与世隔绝，别无话题，却只能回顾天宝时代玄宗遗事，此景此情，令人凄绝。“寥落”、“寂寞”、“闲坐”，既描绘当时的情景，也反映诗人的倾向。凄凉的身世，哀怨的情怀，盛衰的感慨，二十个字描绘出那样生动的画面，表现出那样深刻的思想。这首诗正是运用以少总多的表现手法，语少意足，有无穷味。
另一个表现手法是以乐景写哀情。我国古典诗歌，其所写景物，有时从对立面的角度反衬心理，利用忧思愁苦的心情同良辰美景气氛之间的矛盾，以乐景写哀情，却能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这首诗也运用了这一手法。诗所要表现的是凄凉哀怨的心境，但却着意描绘红艳的宫花。红花一般是表现热闹场面，烘托欢乐情绪的，但在这里却起了很重要的反衬作用：盛开的红花和寥落的行宫相映衬，加强了时移世迁的盛衰之感；春天的红花和宫女的白发相映衬，表现了红颜易老的人生感慨；红花美景与凄寂心境相映衬，突出了宫女被禁闭的哀怨情绪。红花，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都是利用好景致与恶心情的矛盾，来突出中心思想，即王夫之《姜斋诗话》所谓“以乐景写哀”，一倍增其哀。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也可以说是以乐写哀。不过白居易的写法直接揭示了乐景写哀情的矛盾，而元稹《行宫》则是以乐景作比较含蓄的反衬，显得更有余味。
这首绝句语言平实，但很有概括力，精警动人，也很含蓄，给人以想象的天地，历史沧桑之感尽在不言之中，寓意深刻，自来评价很高。王建的《宫词》，白居易的《长恨歌》，元稹的《连昌宫词》，都是长达千字左右的宏篇巨制，详尽地描述了唐玄宗时代治乱兴衰的历史过程，感叹兴亡。总结教训，内容广博而深刻。元稹这首小诗总共不过二十个字，能入选《唐诗三百首》，与这些长篇巨作比美，可谓短小精悍，字字珠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