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先开篇点题,交代菱溪石的处所、环境, 以“溪旁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来突出石之“奇”。然后追溯其源,石的处所原为五代时权贵刘金的园囿。刘金为吴国杨行密的部将,以骁勇知名。其视菱溪石为奇物,据为已有。岁久废圮,石亦湮没。作者“惜其可爱而弃”,遂辇致于丰乐亭两侧,供滁州百姓观赏。一石一事,平平常常。然而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笔触并不停留在对菱溪石客观的、表象的记叙上,而是以“人物之废兴”为契机,由此挖掘出富有深刻思想意义的内涵。昔日刘宅“陂池台榭、奇木异草与此石称,亦一时之盛哉。”而今时过境迁, “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灭而无闻”。作者于今与昔的鲜明对比中,发出富有警策性的告诫: “嗟夫!刘金者虽不足道,然亦可谓雄勇之士,其乎生志意, 岂不伟哉。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况欲长有此石乎?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最后一段议论卒章显志,表明了写记的目的,是希望“富贵者”不要因好奇而将石据为已有,其用意是颇为深切的。由于那些“富贵者”骄奢淫佚,横征暴敛,致民穷财尽,国势日衰。作者忧心如焚,寄希望于革新。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作者的抱负无以实现,虽贬官滁州,但并非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是提出为政“宽筒”的主张。强调民生之安定,“节用以爱农”,以此缓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文章于一石一事所发的议论,正是作者这一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
作者以石为题,通过由此及彼的联想、对比,于平凡小事中,挖掘出治国为政以民为本的深刻道理,可谓于微见著,平中见奇。作者这一深刻主旨的表达,不以深隐为奇,而是写得浅显平易,“文不雕饰,而辞切意明”。充分体现了欧文既明白晓畅,又精炼含蓄、耐人寻味的艺术风格。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菱溪的巨石共有六块:其中四块已经被人取走了;另一块虽然体积不大形状却很奇特,也被当地百姓收藏在家中;那块最大的,还静静地仰卧在溪水之旁,因为它太难搬动,故而得以存留在这里。每到天气转寒秋霜降落溪水干涸后,大石便显露出来,溪旁的人见此石形状怪异,往往把它当成神灵来祭祀。
菱溪这条小溪,当地方志的图画和正文都没有记载。唐朝会昌年间,滁州刺史李渍写过一篇《荇溪记》,说此水是从永阳岭流出来的,向西经过皇道山之下。到实地探求考察,如今并没有叫做荇溪的溪流。再向滁州人打听,人们都说:这条小溪就是荇溪。杨行密占据淮南的时候,淮南人因为要避讳他的名字,才改“荇”字为“菱”字。这种说法于理是讲得通的。
菱溪旁边好像还有一片遗址,当地人说那是五代时期大将刘金的宅基,巨石就是刘金家的旧物。刘金是伪吴政权时颇受宠信的将军,和杨行密一道从合肥起兵,当时号称三十六英雄,刘金就是其中之一。刘金原本是个武夫健卒,居然能够懂得珍爱欣赏世间奇异之物,有斯文雅致的爱好,是不是因为遭逢乱世功成志满、因过于富贵而骄奢安逸才使他产生了这样的雅兴呢?追想他当年的池塘、台榭、奇木、异草,和这块巨石是很相称的,也算得上是一时的盛事了。如今刘氏的后代散居在滁州成为一般的农户,还有居住在菱溪旁的。
我感慨人事的兴废无常,又因此石状貌可爱却遭到遗弃深感可惜,于是找来三头牛将它拉到幽谷泉旁,又寻找那块比较小的,在白塔镇民朱氏家找到了,于是将它们分别立在丰乐亭的南面和北面。丰乐亭挨着城墙离城里很近,可以作为滁州百姓逢年过节游玩观赏的景物。
世间事物当中那些出奇的,丢弃在幽暗荒远之处,是很可惜的,放置在人的耳目所及之处,喜爱它们的人又难免取回自己家里。啊!刘金这个人虽然没什么值得称道的,然而毕竟也算个雄杰勇武的人,他平生的志向难道不宏伟吗?等到他身死之后,不过是一片荒芜零落,他的子孙也都沉沦民间默默无闻,还能指望永久拥有这些石头吗?这个故事可以作为对富贵之人的告诫。而喜好珍奇玩物的人听到有这样的奇石,前来欣赏就已十分满足了,何必非要取回自己家里去呢?
注释
菱溪:溪名,在滁州东,源出永阳岭,南入清流河。
偃然:倒卧状。
刺史李渍为《荇溪记》:《全唐文》卷七六一载:“李潢,武宗朝官洛阳令,迁滁州刺史。”他曾写过一篇《荇溪新亭记》,今收录在《全唐文》中。
永阳岭:在滁州北三里。
皇道山:在滁州东北十七里。杨行密有淮南:唐末大乱时,合肥人杨行密曾被唐王朝封为弘农郡王。后来唐朝失去了对国去的控制,杨行密便占据淮南一带,自称吴王。
刘金:《新唐书·杨行密传》载,乾宁二年(895年),杨行密袭击濠州(今安徽钟离),俘虏了濠州刺史张燧,命部将刘金守卫。《十国春秋刘金传》载,刘金担任濠州围练使,威名大震,为濠州人所称颂。
伪吴时贵将:谓刘金是杨行密政权非常知名的大将。
金本武夫悍卒:刘金原本只是个武夫。
为儿女子之好:谓刘金竟然有如此的雅兴。
编民:编入官府民籍的固定居户。
予感夫人物之废兴:我对于历史上人和事的兴起衰败颇有感慨。
惜其可爱而弃也:可惜它非常可爱却遭到废弃。
幽谷:幽谷泉,也在滁州。
于亭:指修建丰乐亭。
《菱溪石记》作于庆历六年(1046年),时作者贬官滁州。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作者受到很大的打击。其忧国忧民,期望国富民强的初衷虽未改变,但锐气在减。这时的文章,多为写景状物、记事抒怀之作。《菱溪石记》即是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之一。
文章首先开篇点题,交代菱溪石的处所、环境, 以“溪旁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来突出石之“奇”。然后追溯其源,石的处所原为五代时权贵刘金的园囿。刘金为吴国杨行密的部将,以骁勇知名。其视菱溪石为奇物,据为已有。岁久废圮,石亦湮没。作者“惜其可爱而弃”,遂辇致于丰乐亭两侧,供滁州百姓观赏。一石一事,平平常常。然而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笔触并不停留在对菱溪石客观的、表象的记叙上,而是以“人物之废兴”为契机,由此挖掘出富有深刻思想意义的内涵。昔日刘宅“陂池台榭、奇木异草与此石称,亦一时之盛哉。”而今时过境迁, “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灭而无闻”。作者于今与昔的鲜明对比中,发出富有警策性的告诫: “嗟夫!刘金者虽不足道,然亦可谓雄勇之士,其乎生志意, 岂不伟哉。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况欲长有此石乎?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最后一段议论卒章显志,表明了写记的目的,是希望“富贵者”不要因好奇而将石据为已有,其用意是颇为深切的。由于那些“富贵者”骄奢淫佚,横征暴敛,致民穷财尽,国势日衰。作者忧心如焚,寄希望于革新。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作者的抱负无以实现,虽贬官滁州,但并非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是提出为政“宽筒”的主张。强调民生之安定,“节用以爱农”,以此缓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文章于一石一事所发的议论,正是作者这一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
作者以石为题,通过由此及彼的联想、对比,于平凡小事中,挖掘出治国为政以民为本的深刻道理,可谓于微见著,平中见奇。作者这一深刻主旨的表达,不以深隐为奇,而是写得浅显平易,“文不雕饰,而辞切意明”。充分体现了欧文既明白晓畅,又精炼含蓄、耐人寻味的艺术风格。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国风·豳风·七月》是《诗经·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毛诗序》认为它的主题是“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陈奂《诗毛氏传疏》则认为是“周公遭管蔡之变而作”,两者时间相距甚远,似不可凭信。《汉书·地理志》云:“昔后稷封斄(lí),公刘处豳,太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据此,此篇当作于西周初期,即公刘处豳时期。
豳地在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公刘时代周之先民还是一个农业部落。《七月》反映了这个部落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涉及到衣食住各个方面,它的作者当是部落中的成员,所以口吻酷肖,角度极准,从各个侧面展示了当时社会的风俗画,正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鸟语虫鸣,革荣木实,似《月令》;妇子入室,茅綯升屋,似《风俗书》;流火寒风,似《五行志》;养老慈幼,跻堂称觥,似庠序礼;田官染职,狩猎藏冰,祭献执宫,似国家典制书。其中又有似采桑图、田家乐图、食谱、谷谱、酒经:一诗之中,无不具备,洵天下之至文也!”凡春耕、秋收、冬藏、采桑、染绩、缝衣、狩猎、建房、酿酒、劳役、宴飨,无所不写,“无体不备,有美必臻,晋唐后陶、谢、王、孟、韦、柳田家诸诗,从未臻此境界”(引同上)。这一评价,基本上符合诗中实际。
诗从七月写起,按农事活动的顺序,以平铺直叙的手法,逐月展开各个画面。必须注意的是诗中使用的是周历。周历以夏历(今之农历,一称阴历)的十一月为正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以及四、五、六月,皆与夏历相同。“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即夏历的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蚕月”,即夏历的三月。皮锡瑞《经学通论》云:“此诗言月者皆夏正,言一、二、三、四之日皆周正,改其名不改其实。”戴震《毛郑诗考证》亦指出:周时虽改为周正(以农历十一月为正月岁首),但民间农事仍沿用夏历。这些说法,都是读者理解此诗时序的重要依据。
首章以鸟瞰式的手法,概括了劳动者全年的生活,一下子把读者带进那个凄苦艰辛的岁月。同时它也为以后各章奠定了基调,提示了总纲。朱熹《诗集传》云:“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后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终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终后段之意。”在结构上如此安排,确是相当严谨。所谓“衣之始”、“食之始”,实际上指农业社会中耕与织两大主要事项。这两项是贯穿全篇的主线。首章是说九月里妇女“桑麻之事已毕,始可为衣”。十一月以后便进入朔风凛冽的冬天,农夫们连粗布衣衫也没有一件,怎么能度过年关,故而发出“何以卒岁”的哀叹。可是春天一到,他们又整理农具到田里耕作。老婆孩子则到田头送饭,田官见他们劳动很卖力,不由得面露喜色。民间诗人以粗线条勾勒了一个框架,当时社会生活的整体风貌已呈现在读者面前。以后各章便从各个侧面、各个局部进行较为细致的刻画。
诗的二、三章情调逐渐昂扬,色调逐渐鲜明。明媚的春光照着田野,莺声呖呖。背着筐儿的妇女,结伴儿沿着田间小路去采桑。她们的劳动似乎很愉快,但心中不免怀有隐忧:“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首章“田唆至喜”,只是以轻轻的一笔点到了当时社会的阶级关系,这里便慢慢地加以展开。“公子”,论者多谓豳公之子。豳公占有大批土地和农奴,他的儿子们对农家美貌女子也享有与其“同归”的特权。这里似乎让读者看到汉乐府《秋胡行》和《陌上桑》的影子,虽然那是千年以后的事,但生活中的规律往往也会出现某些相似的地方。姑娘们的美貌使她们担心人身的不自由;姑娘们的灵巧和智慧,也使她们担心劳动果实为他人所占有:“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她们织出五颜六色的丝绸,都成了公子身上的衣裳。这又使读者想起了宋人张俞的《蚕妇》诗:“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四、五两章虽从“衣之始”一条线发展而来,但亦有发展变化。“秀葽”、“鸣蜩”,带有起兴之意,下文重点写狩猎。他们打下的狐狸,要“为公子裘”;他们打下的大猪,要贡献给豳公,自己只能留下小的吃。这里再一次描写了当时的阶级关系。五章着重写昆虫以反映季节的变化,由蟋蟀依人写到寒之将至,笔墨工细,绘影绘声,饶有诗意。《诗集传》云:“斯螽、莎鸡、蟋蟀,一物随时变化而异其名。动股,始跃而以股鸣也。振羽,能飞而以翅鸣也。”咏物之作,如此细腻,令人惊叹。“穹窒熏鼠”以下四句,写农家打扫室内,准备过冬,在结构上“亦以终首章前段御寒之意”。
六、七、八章,承“食之始”一条线而来,好像一组连续的电影镜头,表现了农家朴素而安详的生活:六、七月里他们“食郁(郁李)及薁”、“亨(烹)葵(葵菜)及菽(豆子)”。七、八月里,他们打枣子,割葫芦。十月里收下稻谷,酿制春酒,给老人祝寿。可是粮食刚刚进仓,又得给老爷们营造公房,与上面所写的自己的居室的破烂简陋适成鲜明对比。“筑场圃”、“纳禾稼”,写一年农事的最后完成。正如《诗集传》引吕氏所云:“此章(第七章)终始农事,以极忧勤艰难之意。”
到了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八章,诗人用较愉快的笔调描写了这个村落宴饮称觞的盛况。一般论者以为农夫既这么辛苦,上头又有田官监督、公子剥削,到了年终,不可能有条件有资格“跻彼公堂,称彼兕觥”。其实社会是复杂的,即使在封建社会的中期,农民年终时也相互邀饮,如宋代秦观《田居四首》所写:“田家重农隙,翁妪相邀迓。班坐酾酒醪,一行三四谢。”陆游《游山西村》诗也说:“莫笑田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七月》所写上古社会的西周村落生活,农闲之时,举酒庆贺,也是情理中事。
中国古代诗歌一向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较少。这首诗却以叙事为主,在叙事中写景抒情,形象鲜明,诗意浓郁。通过诗中人物娓娓动听的叙述,又真实地展示了当时的劳动场面、生活图景和各种人物的面貌,以及农夫与公家的相互关系,构成了西周早期社会一幅男耕女织的风俗画。《诗经》的表现手法有赋、比、兴三种,这首诗正是采用赋体,“敷陈其事”、“随物赋形”,反映了生活的真实。读者仔细吟诵其中任何一章,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七月》是西周初年豳地(在今陕西旬邑县、邠县一带)的奴隶所做的诗歌。可能是因诗长,年代久远,有某些错简的地方,但基本次序还是清楚的。
全诗八章,每章各十一句,基本上是按季节的先后,逐年逐月地来写男女奴隶们的劳动和生活的。这首诗按时序叙事,很象是一首农历诗,类似后世民歌中的四季调或十二月歌。但由于它所叙述的内容反映了当时奴隶们一年到头的繁重劳动和无衣无食的悲惨境遇,所以应把它看作是反剥削反压迫的诗篇。
第一章总括全诗,从岁寒写到春耕开始。七月火星向下降行,八月将裁制冬衣的工作交给妇女们去做,以备御冬。十一月天气寒冷了,北风刮在物体上,发出觱发的声响。十二月寒风“栗烈”,是一年最冷的时刻。而我们这些奴隶没有御寒的衣服,真不知如何过冬。好不容易熬到寒冬过去了,正月里我们开始修理农具。二月里举足下田,开始耕种。壮夫们在田里干着重活,女人和小孩们则承担着送饭的任务。看着我们这样卖力的劳动,那些奴隶主派来的农官感到很高兴。
第二章,写妇女们的采桑劳动。春天来了,开始暖和了,黄莺儿欢快地歌唱着。妇女们挎着深筐子,沿着桑间的小路,去采摘饲蚕用的嫩桑叶。春天昼长,妇女们辛勤地工作了很久,硕果累累,采了很多的桑叶。可是,妇女们突然悲伤起来了,因为她们看见贵族公子正朝这边走来,害怕被掳去而遭凌辱。末句反映了当时贵族蛮横的真实情况。
第三章,写妇女们的蚕桑纺织之事,并指出这是为贵族阶级做衣裳用的。蚕月即三月,三月开始修剪桑枝,拿起斧子,砍去那些远扬的枝条,然后攀枝再采摘些柔嫩的桑叶。七月伯劳鸟咕咕地叫着,仿佛在告诉人们后半年开始了,于是,八月里妇女们就动手纺织了。纺织品染着不同的颜色,有黑红色的,有黄色的,而最鲜亮的是朱红色的。可惜这些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贵族公子作衣裳用的。
第四章,写农事既毕,奴隶们还是为统治者猎取野兽。四月里远志结子了,五月里蝉儿鸣唱着。八月里作物开始收成,十月树木纷纷落叶。十一月开始出外射猎,以取狐貉皮来给公子做冬衣。十二月声势更浩大,集合起众人继续田猎。射得的猎物,小兽归奴隶们所有,大兽得献给统治者。
第五章,写一年将尽,奴隶们为自己收拾屋子准备过冬。五月里蝗虫动股起飞,六月里纺织娘鼓翅发声。蟋蟀由野入檐,由檐入户,由户入床下,鸣声愈来愈近,而天也愈来愈冷了。这时把屋里所有的空隙都堵好,然后用烟熏老鼠,把它赶出屋里;再把朝北的窗子堵上,把门缝用泥涂上,以防寒冷的北风。感叹我们和老婆孩子,往往农忙时就露宿在场上,到了冬日,天寒事毕,才正式回到房屋里来。
第六章,写奴隶们除农业外,还得从事各种副业劳动,以供统治者享用。同时,七月里还得采摘瓜类,八月里收取葫芦,九月里拾取芝麻,把这些都交给统治者。农奴们不够吃,只得用柴火煮些苦菜来养活自己。
第七章,写奴隶们农事完毕,还要为统治者修盖房屋。九月里修好打粮场,十月里纳粮入仓库。不论是先熟的作物,还是后熟的作物,是谷类,还是麻类,都得聚集起来送进贵族的仓库。收完庄稼之后,就去为贵族们修理住宅。白天去割茅草,晚上用此来搓绳子。等到替贵族们把住宅修好了,奴隶们又快到了春播的时候了。
第八章,写一年辛苦之后,还要大办酒宴,为统治者庆贺祝寿。十二月去凿冰,正月里藏入冰窖,以供来年夏天统治者消暑之用。等到农事已毕,打谷场已清扫干净,就大杀羔羊,大办酒宴,还得举着酒杯,登上公堂,高呼统治者万寿无疆。
《七月》这首长诗,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古代奴隶社会阶级压迫的图画。男女奴隶们一年到头无休止的劳动,结果都被贵族们剥夺得一干二净。读着这悲歌式的诗篇,我们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位被压迫的老年奴隶,面对面地向人们叙说着自己的生活境况,倾诉着血泪斑斑的历史。他对于自家和邻居们年复一年繁重劳动,苦难生活,倾诉得那么周全,那么悲切,虽然不敢流露出强烈的愤懑感情,但在倾诉中不时地夹杂着怨叹和悲哀,用活生生的事实来揭露奴隶主的罪恶和残酷。这些奴隶们虽然暂时慑于奴隶主的淫威,精神呈现出麻木状态,但总有一天他们会怒吼起来,把积压在胸中的愤懑象火山似的喷泄出来。
此诗语言朴实无华,完全是用铺叙的手法写成的。
全篇围绕着一个“苦”字,按照季节的先后,从年初写到年终,从种田养蚕写到打猎凿冰,反映了一年四季多层次的工作面和高强度的劳动。语词凄切清苦,仿佛是在哭吟着一部沉重的历史。但值得我们熟加体味的是,这首诗的哀哀诉苦的同时,也表现了一定的清醒的阶级意识。“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取彼狐狸,为公子裘。”“献豣于公”,“上入执宫功”等,都表现了奴隶们对贵族不劳而食、蛮横霸道的疑惑和暗恨。在表现阶级压迫时,诗篇还采用了对比的描写来昭示,比如:奴隶们在辛勤劳动,而“田畯至喜”,苦与乐的对比;奴隶们无衣无褐,却在为“公子裳”,“为公子裘”,冷与暖的对比;“言私其豵,献豣于公,”少与多的对比等,这种描写,是在有意识地揭示阶级压迫的不平等。另外,诗篇善于抓住各种物候的特征,来表现节令的演变,使全诗充满了自然风光和强烈的乡土气秘。特别是第五章:“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用昆虫的鸣叫和蟋蟀的避寒迁徙,非常形象地表现了季节变迁的过程。这几句没有一个“寒”字,但却让我们感受到天气在一天天地变冷,以至于寒气逼人了。这种手法在《七月》中应用得很普遍,再如:“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用风声的愈演愈烈来显示季候的愈加寒冷,也很形象生动.
“从军行”是乐府古题。此诗写当世之事,由于怕触犯忌讳,所以题目加一个“古字”。它对当时帝王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视人民生命如草芥的行径,加以讽刺,悲多于壮。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一、二句是说,白天士卒们登山观察报警的烽火;黄昏为了饮马他们又靠近交河。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三、四句是说,行人在风沙昏暗中听到刁斗敲击的凄厉声,又听到远嫁乌孙国的汉家公主的幽怨的琵琶声。
诗一开头首先写紧张的从军生活,白天爬上山去观望四方有无举烽火的警报;黄昏时候又到交河边上让马饮水(交河在今新疆吐鲁番西面,这里借指边疆上的河流)。三、四句的“刁斗”,是古代军中的铜制炊具,容量一斗。白天用以煮饭,晚上敲击代替更柝。“公主琵琶”是指汉朝公主远嫁乌孙国时所弹的琵琶曲调,当然,这不是欢乐之声,而只是哀怨之调。一、二句是写“白日”、“黄昏”的情况,那么夜晚又如何呢?三、四句接着描绘:风沙弥漫,一片漆黑,只听得见军营中巡夜的打更声和那如泣如诉的幽怨的琵琶声。景象是多么肃穆和凄凉!“行人”是指出征将士,这样就与下一句的公主出塞之声,引起共鸣了。
“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五、六句是说,野营万里广漠荒凉得不见城郭;大雪霏霏弥漫了辽阔无边的沙漠。
这里诗人又着意渲染边陲的环境。军营所在,四顾荒野,无城郭可依,“万里”极言其辽阔;雨雪纷纷,以至与大漠相连,其凄冷酷寒的情状亦可想见。以上六句,写尽了从军生活的艰苦。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七、八两句是说,胡地的大雁惊飞着哀鸣不停;胡人的士兵痛哭着个个流泪滂沱。
诗人并不从正面点出“行人”的哀怨之感,而是别出机杼,背面敷粉。胡雁胡儿都是土生土长的,尚且哀啼落泪,何况远戍到此的“行人”呢?两个“胡”字,有意重复,“夜夜”、“双双”又有意用叠字,有着烘云托月的艺术力量。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九、十两句是说,听说玉门关的交通还被关闭阻断,大家只得豁出性命追随将军去拼搏。
面对这样恶劣的环境,谁不想班师复员呢?可是办不到。“闻道玉门犹被遮”一句,笔一折,似当头一棒,打断了“行人”思归之念。据《史记·大宛传》记载,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汉军攻大宛,攻战不利,请求罢兵。汉武帝闻之大怒,派人遮断玉门关,下令:“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这里暗刺当朝皇帝一意孤行,穷兵黩武。随后,诗人又压一句,罢兵不能。“应将性命逐轻车”,只有跟着本部的将领“轻车将军”去与敌军拼命。这一句其分量压倒了上面八句。
“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汉家:汉宫。最后两句是说,年年征战不知多少尸骨埋于荒野;徒然见到的是西域葡萄移植到汉宫。
拼命死战的结果如何呢?无外乎“战骨埋荒外”。诗人用“年年”两字,指出了这种情况的经常性。全诗一步紧一步,由军中平时的生活,到战时的紧急情况,最后说到死,为的是什么?这十一句的压力,逼出了最后一句的答案:“空见蒲桃入汉家。”
“葡桃”就是现在的葡萄。汉武帝时为了求天马(即今阿拉伯马),开通西域,便乱启战端。当时随天马进入中国的还有“蒲桃”(葡萄)和“苜宿”的种子,汉武帝把它们种在离宫别馆旁边,弥望皆是。这里“空见蒲桃入汉家”一句,用此典故,讥讽好大喜功的帝王,牺牲了无数人的性命,换到的是什么呢?只是区区的葡萄而已。言外之意,可见帝王是怎样的草菅人命了。
此诗全篇一句紧一句,句句蓄意,步步逼紧,直到最后一句,才画龙点睛,着落主题,显出此诗巨大的讽谕力。诗巧妙地运用音节来表情达意。第一句开头两字“白日”都是入声,具有开场鼓板的意味。三、四两句中的“刁斗”和“琵琶”,运用双声,以增强音节美。中段转入声韵,“双双落”是江阳韵与入声的配合,犹如云锣与鼓板合奏,一广一窄,一放一收,音节最美。中段入声韵后,末段却又选用了张口最大的六麻韵。以五音而论,首段是羽音,中段是角音,末段是商音,音节错落,各极其致。全诗先后用“纷纷”、“夜夜”、“双双”、“年年”等叠字,不但强调了语意,而且叠字叠韵,在音节上生色不少。
此诗先写作者与李白的深厚交情,再叙与李白一同寻访范十隐居,后写在范居处即席朗诵屈原的《橘颂》,席上三个人因此在各自的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表达了朋友之间心神相连的感情。全诗有对真挚友情的珍惜,有心志共鸣的融洽,有生命志向茫茫无归的惆怅,格调高古,兴致飘逸,情境清妙。
全诗可分三部分。
开头六句为第一部分,叙写作者对待李白的交情。两人共被同行,亲如弟兄。“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可见作者是应约来此欢聚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见来此已是秋天,更见二人情谊之深。
中间六句为第二段,叙述两人同寻范十隐居。“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两句,叙途中之事。“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两句,写造访范居。“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两句,写他们留连至晚。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写吟《橘颂》,对隐居而思物外之游。
虽然诗中有对李白的赞叹,但更多的是描出了友情的几幅简约入微的素描。“秋共被”“日同行”“寻北郭”“入门高兴发”“屯云对古城”“悠悠沧海情”,夜晚,白天,出城,入归,望天,问海,这种感情里,兄弟之情,心神相连,生生都是不会轻易断绝的。
刘辰翁以为“入门高兴发,侍立小重清”两句不可解,金陵生撰文认为此即曹洞宗所谓“不犯正位”,言小童清,则主人之清雅脱俗固不难想见。“向来吟橘颂,谁与讨莼羹”两句,朱彝尊谓“‘谁’字疑当作‘惟’字谓得”。金陵生据诗意认为当以“谁”为长。此联是正反两面言之,上句谓范十隐居自是为全其志节,如《橘颂》所咏之“苏世独立,横而不流”者;下句反诘,谁欲贪恋故乡风物之美呢?若作“惟”则与结联“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表意重复。
这首诗写寻范居士仅数句,格调高古,兴致飘逸,情境清妙,确乎难能可贵。若论叙事的真实、细节的生动、形象的传神、语言的幽默,却不及李白同时的作品《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
在我国的名花中,最珍异和神秘的要算琼花了。据宋人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七记载:“扬州后土祠琼花,天下无二本。……仁宗庆历中,尝分植禁苑,明年辄柘,遂复载还祠中,敷荣如故。淳熙中,寿皇(孝宗)亦尝移植南内,逾年,憔悴无花,仍送还之。其后,宦都东源命园丁取孙枝移接聚八仙根上,遂活,然其香色则大减矣。”词人赵以夫得友人折赠琼花数枝,召聚咏赏,并作《扬州慢》词,这首词就是郑觉斋当时应和而作。
上片首句人花合写互相映衬。既是琼花之莹洁,又是女子轻盈体态。女子新妆试罢.于香雾缭绕中幽思绵绵。琼花产于扬州,因此咏琼花之作大多或直接或间接地提到扬州,有赵以夫《扬州慢》一词为证。前五句以女仙设喻,描绘琼花的态、色、味,并没有作形状的描写,而着力写琼花的丰神。以仙女来比琼花,写出它不同凡花的花姿、花色、清香。虽然词人未作工细的描绘,但却传出了琼花的精神。
“记晓”三句,承上“迷楼”,追怀琼花昔日为御物,被星夜送入宫中以供炀帝观赏的盛事。“甚天中月色,被风吹梦南州”两句,转入眼前的琼花,对照今日冷落,也是女子韶华不复的感伤。赵以夫原唱《扬州慢》词序云:“琼花大而瓣厚,其色淡黄。”“缇骑星流”,写出炀帝赏花心情之切,从侧面烘托出琼花之出众不凡。以“天中月色”拟之,可谓恰到好处。“南州”本泛指南方州郡,此指临安。词言琼花“被风吹梦(到)南州”,下语极迷离恍惚。词开首既屡以仙女比拟琼花。则琼花亦像仙女一样有梦魂。想象富有情致。
下片由“吹梦南州”一语点出新意。在酒筵前相见者,是花是人,已融为一体,故加以拟人化的描写:“似羞人、踪迹萍浮”。词人曾在扬州看到过琼花,而今也一样飘泊来到江南,难怪有“踪迹萍浮”之感了。词人不由得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他想起无双亭畔那“天下无双”的琼花,如雪般素洁,在春风中摇动;不知自己何时能重游扬州,再睹那美妙的丰姿?
秦观《琼花》诗云:“无双亭上传觞处,最惜人归月上时。相见异乡心欲绝,可怜花与月应知。”郑词所写情境,与之相似。“我欲”二句,写词人欲往扬州而不得的感慨。“缠腰骑鹤”,这里使用的是一个著名的典故,也即原是说,话说一个人很贪婪,他既要腰缠万贯,又要长生不老,而且还要到风景秀美的扬州去玩儿;熟语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儿。而在此词里,作者谓自己重游扬州,已成妄想,唯有怅望云霄,缅怀旧事而已。“但凭阑无语,烟花三月春愁”,这两句有无限情韵。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烟花三月下扬州。”在这烟霭迷离、繁花旖旎的春三月,怀念扬州的悠悠旧事,更触起了浓重的春愁,词人独倚阑干,默默无语。下片的构思与赵以夫不大相同,赵作是通过赋花抒发扬州的盛衰之感,此词是借琼花移植到临安就与扬州时大不相同这一现象发出感慨,花移地之后香色不如前,人呢?欲去扬州探花,这是不能实现的梦。再说杨州的琼花还是从前风姿吗?重重慨叹交织在一起,实有无限伤感之情,从而使词的意境更为幽远了。
《召公谏厉王弭谤》在结构上是谏因、谏言、谏果的三段式。首尾叙事,中间记言,事略言详,记言为主,体现了《国语》的一般特点。但文章的开头结尾却仍有独到之处。
文章开头,妙语传神。“厉王虐,国人谤王”,寥寥七字,胜于千言。一边是厉王虐,一边是国人谤。谤由虐起,事出必然,因果明了,壁垒分明,一开篇便展现给读者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既引出召公苦谏的缘由,也为厉王的可悲下场埋下了伏笔。接下来厉王的一“怒”一“喜”,两个动词,如千钧之力,又将矛盾推向高潮,且把这位暴虐无道的昏君形象斧砍刀削得更加逼真。结尾是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开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此语真乃神来之笔,厉王以为高压就可止谤,因而“大喜”,其实高压下的沉默,只是火山喷发前的死寂。结尾“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这是愤怒与反抗的岩浆在凝聚力量。终于火山喷发,国人暴动,厉王被逐,那该是何等壮观的场面,何其复杂的斗争。但作者全都略去,只写了“三年,乃流王于彘”,淡淡的七个字,对厉王是何等轻蔑,而留给后人的思考又是何等深刻!
召公的谏词,前后都是比喻。前一个比喻,说明“防民之口”的害处;后一个比喻,说明“宣之于口”的好处。只有中间一段切入正题,以“天子听政”总领下文,从正面写了“宣之使言”的种种好处。从公卿列士,史、瞽、师、蒙,到百工庶人,广开言路,畅所欲言,而后经天子斟酌取舍,补察时政,就使政策、政令不背真理。如此,恰当生动的比喻与严肃认真的正题有机结合,夹和成文,笔意纵横,态度真诚,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