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写景通常不离抒情，而且多为抒情而设。即使纯乎写景，也渗透作者主观感情，写景即其心境的反光和折射；或者借用比兴，别有寄托。而这首写景诗不同于一般唐诗。它是咏夏天的暴雨，既不能从中觅得何种寓意，又不能视为作者心境的写照。因为他实在是为写雨而写雨。从一种自然现象的观察玩味中发现某种奇特情致，乃是宋人在诗歌“小结裹”方面的许多发明之一，南宋杨诚斋（万里）最擅此。而《溪上遇雨二首》就是早于诚斋二三百年的“诚斋体”。
再从诗的艺术手法看，它既不符合唐诗通常的含蓄蕴藉的表现手法，也无通常写景虚实相生较简炼笔法。它的写法可用八个字概尽：穷形尽相，快心露骨。
夏雨的特点是来速疾，来势猛，雨脚不定。这几点都被诗人准确抓住，表现于笔下。急雨才在前山，忽焉已至溪上，叫人避之不及，其来极快。以“坐看”从容起，而用“忽惊”、“却是”作跌宕转折，写出夏雨的疾速。而一“衔”一“喷”，不但把黑云拟人化了（它像在撒泼、顽皮），形象生动，而且写出了雨的力度，具有一种猛烈倾注感。写云曰“黑”，写雨曰“猛”，均穷极形容。一忽儿东边日头西边雨，一忽儿西边日头东边雨，又写出由于雨脚转移迅速造成的一种自然奇景。这还不够，诗人还通过“遇雨”者表情的变化，先是“坐看”，继而“忽惊”，侧面烘托出夏雨的瞬息变化难以预料。通篇思路敏捷灵活，用笔新鲜活跳，措语尖新，可喜可愕，深得夏雨之趣。
就情景的近似而论，它更易使人联想到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中的一首：“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比较一下倒能见出此诗结构上的一个特点。苏诗虽一样写出夏雨的快速、有力、多变，可谓尽态极妍，但它是只就一处（“望湖楼”外）落墨，写出景色在不同时间里的变化。而此诗则从两处（“前山”与“溪上”）着眼，双管齐下，既有景物在不同时间的变化，又有空间的对比。如就诗的情韵而言，苏诗较胜；如论结构的新奇，此诗则不宜多让。
可见，诗分唐宋是大体的区分，不能绝对看待。王渔洋曾列举宋绝句风调类唐人者数十首，是宋中有唐；另一方面，宋诗的不少倾向往往可以追根溯源到中晚唐，是唐中有宋。大抵唐诗经过两度繁荣，晚唐诗人已感难乎为继，从选材到手法便开始有所标新立异了。这个唐宋诗交替的消息，从崔道融《溪上遇雨二首》诗中是略可窥到一些的。
三国时候的名士祢衡有一篇《鹦鹉赋》，是托物言志之作。祢衡为人恃才傲物，先后得罪过曹操与刘表，到处不被容纳，最后又被遣送到江夏太守黄祖处，在一次宴会上即席赋篇，假借鹦鹉以抒述自己托身事人的遭遇和忧谗畏讥的心理。罗隐的这首诗，命意亦相类似。
“莫恨雕笼翠羽残，江南地暖陇西寒。”诗人在江南见到的这头鹦鹉，已被人剪了翅膀，关进雕花的笼子里，所以用上面两句话来安慰它：且莫感叹自己被拘囚的命运，这个地方毕竟比你的老家要暖和多了。话虽这么说，“莫恨”其实是有“恨”，所以细心人不难听出其弦外之音：尽管现在不愁温饱，而不能奋翅高飞，终不免叫人感到遗憾。罗隐生当唐末纷乱时世，虽然怀有匡时救世的抱负，但屡试不第，流浪大半辈子，无所遇合，到五十五岁那年投奔割据江浙一带的钱镠，才算有了安身之地。他这时的处境，跟这头笼中鹦鹉颇有某些相似。这两句诗分明写他那种自嘲而又自解的矛盾心理。
“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鹦鹉的特点是善于学人言语，后面两句诗就抓住这点加以生发。诗人以告诫的口吻对鹦鹉说：你还是不要说话过于明白吧，明白的话你出去就更难了！这里含蓄的意思是：语言不慎，足以招祸；为求免祸，必须慎言。当然，鹦鹉本身是无所谓出语招祸的，显然又是作者的自我比况。据传罗隐在江东很受钱镠礼遇。但祢衡当年也曾受过恩宠，而最终仍因忤触黄祖被杀。何况罗隐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养成的愤世嫉俗的思想和好为讥刺的习气，一时也难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对钱谬产生某种疑惧心理，完全是可理解的。
这首咏物诗，不同于一般的比兴托物，而是借用向鹦鹉说话的形式来吐露自己的心曲，劝鹦鹉实是劝自己，劝自己实是抒泄自己内心的悲慨，淡淡说来，却意味深长。
这首诗是杜甫旅居夔州的第二年所写八首咏逐诗之一。虽只有五言八句，但其意义和写作技巧却都臻于上乘。诗的前四句代麂写意，自悔不能见机远离伤害。后四句感叹世人因为贪食美味而残害生灵。全篇代麂立言，前半婉而多讽，后半愤怒斥责。该诗借逐言情，写麂自悔不能全身远离祸害，代麂抒情，感叹世人为了口腹之欲而残害生灵。
诗的首句说自己被迫和自由天地“永”“别”，又被抬举与“玉馔”并列充人口腹。次两句“无才”三字是关键。文意是既没有本事高飞远引与仙人为侣，那就无法逃脱被吃的命运。 “不敢恨”，正说明痛苦之深。“不敢恨”，是虽死无怨，写得更深更惨。后半，头两句总结出一条道理，即： “乱世”生命不值钱，有名即是祸根。残酷现实的根源在哪里，“衣冠兼盗贼”五字作了回答，这是对残暴的统治者的高度概括。全诗与其说是写麂，毋宁说是写人。所指可以是某个人，而更重要的则是揭示了类似的无数人的共同命运。那是几千年封建时代无法消除的社会悲剧、历史悲剧。此诗虽小，可以喻大。
这是一首禽言诗，该诗以讽刺怒骂成文，显示杜甫嫉恶如仇的性格。全诗以将死之麂的口气写成，杜甫借麂之口，毫不留情地遣责了权贵者贪婪残忍的本性。诗人以麂比善良人士，以“衣冠兼盗贼”痛骂奸佞小人。讽刺贪婪成性的人本身就是“盗贼”，有着“鱼肉人民”的本性。此诗构思巧妙，寓意婉转，虽为咏逐诗，却不给人咏逐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