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散文。文章主要解释“非非堂”命名的缘由,从中发挥作者崇尚“静”的思想价值。欧阳修认为“心静则智识明”,才能对是与非、表扬与批评采取正确的态度。作者进一步认为,与表扬正确相比,批评错误更为重要,因为言行正确原是君子的本分,而纠正错误才能扶植正气。全文以天平、水、人的耳目三个比喻开端,这种“博喻”的手法,增加了文章一气呵成、豪健俊伟的气势。
文章开头由写静而展开议论。
天平静,称物才能分毫不差;水静,照物才能毫发可辨;人的耳目静,视听才能准确无误。作者用秤、水、耳目三重比喻,证明为人处世只有“心静”,才能“智识明”而不为物欲所蔽,才能明辨是非,做到恰如其分地肯定正确事物,否定错误事物,即文中所说的“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所谓“是是”“非非”,指的是肯定正确、批判错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倘若二者择一,作者以为宁可没有前者,不可没有后者,因为正确与光明本是君子固有的品质,而批评与揭露可以鞭策人们向上向善,以此说明立身处世只有“心静”而“不为外物玄晃”,摒绝一切私欲杂念,才能心明眼亮,洞察是非。
继而推出文章的主旨:肯定正确的似乎有谄媚吹嘘之嫌,批评错误似乎有讽刺讥笑之嫌,如果万一发生判断上的失误,宁可选择“讪”而不选择“谄”。正确的、好的,是君子所固有的品质,再去肯定他、表扬他,不能给君子增添任何光彩。如果把“是是非非”放在一起来观察,不如说多批评缺点错误更重要。
结尾过渡到洛阳新建西堂,而取名“非非”的缘由,就在于“静”有利于践行“非非之为正”的处世原则,也揭示出静中见真,静能生悲的生活哲理。接着写非非堂营建情况,着重描写非非堂环境的安静以及这安静给作者带来的莫大益处,即“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读者不难领会,非非堂内外清幽的环境,有助于作者安心读书、思考问题、贯通古今、辨别是非。
作为初入仕途的早期作品,文章议论有的放矢,针砭社会上歌功颂德、谄谀成风、粉饰太平等时弊,表明自我人格。作者信仰儒学,笃信名教,首创“君子”“小人”之辩,一事当前,只要道义所在,便会不恤浮议,奋勇向前,诚如其《斑斑林问鸠寄内》诗所说:“横身当众怒,见者旁可栗。”这种“非非之为正”的人格力量,受到苏轼的赞许(见苏轼《刘壮舆长官是是堂》诗),也遭到明人杨慎的非议(见杨慎《欧阳公非非堂记》)。作者一生诚如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所称“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他的人格净化了宋初污浊的社会风气,培育了宋人砥砺名节的士林新风。
全文写作打破樊笼,自创新路,运用精辟的比喻,逐层深入,语言平易,含意深远。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用称来称量东西的用具,如果晃动不稳定,称出的结果就会有误差。但是在平静的时候称量物体,则结果就会分毫不差。水面可以照见物体,如果水波不平,那么就照不见物体的影子,但在水波平静的时候,水中之影毫发可辨。对于人来说,耳朵可以听,眼睛可以看,如果运动不定的话,那么眼耳都将不会听清看清。在人安定之时,眼耳就能很好地看清听清了。这就说明,如果人不为外界的动乱所迷惑,则他的心就很平静,心静就能做到思维清楚,能够肯定对的,否定错的,他的行为也将是正确的。然而赞扬好的似乎有谄媚吹嘘之嫌,批评不好的就使人觉得好像是故意说坏话讥笑人家。然而如果万一发生判断上的错误,则宁可选择“讪”而不选择“谄”。好的,正确的,是君子所固有的品质,加以表扬又能给君子增加什么更多的光彩呢?如果把“是是非非”放在一起加以观察,不如说,其中“非非”,也就是批评错误的地方更为重要。
我到洛阳的第二年,正逢重新修缮河南府官署,我曾作文《河南府重修使院记》一篇刻于墙上。在它的西边还营建了一间厅堂,门户向北,种植了几丛竹子,并开了窗户在南墙上,以使房子得见日月之光。设置了一张几案一张床,书架上陈放着几百卷书,早晚我就居住在这间房屋中。因为这里很幽静,可以静心休息,阅览古代书籍以对照现今,思考各种问题。因此我把这间屋子叫作非非堂。
注释
权衡:称量物体轻重的用具。
锱铢:极小的重量单位,一般认为两的二十四分之一为铢,六铢为锱。
“水之鉴物”四句:语出《庄子·天道》:“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中平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
聪明:指听觉和视觉,即“耳聪目明”。
其于静也,闻见必审:处于“静”态时,耳聪目明,听到的见到的都准确无误。审:确切。
处身者:立身处世的人。
外物:身外之物,一般指名利、地位、荣辱等。
是是非非: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
谄:巴结奉承。
讪:诽谤,说坏话。
宁讪无谄:宁愿批评指责而不阿谀奉承。讪,诽谤,说坏话,此指批评之语。谄,巴结奉承。
“是者”三句:言行正确,对于君子来说是正常现象,去特别地肯定他,也并不能增加君子的光荣。
明年:第二年。欧阳修于天圣九年(1031年)到洛阳任职,次年改元明道。
新厅事:指重修河南府官署。
“有文”句:作者于明道元年(1032年)撰写《河南府重修使院记》。
营其西偏作堂:在官署西边营建非非堂。
辟户:开辟门窗。
这篇文章创作于仁宗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当时欧阳修二十六岁,在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当时正逢章献太后垂帘听政,很多正直之士无法得到重用,欧阳修便是其中一员,出于对时局的不满和担忧他写了这篇《非非堂记》。
这是一篇散文。文章主要解释“非非堂”命价的缘由,从中发挥作者崇尚“静”的思想价值。欧阳修认毫“心静则智识明”,才能对是与非、表扬与批评采取正确的态度。作者进一步认毫,与表扬正确相比,批评错误更毫重要,因毫言行正确原是君子的本分,而纠正错误才能扶植正气。全文以天平、水、人的耳目三个比喻开端,这种“博喻”的手法,增加了文章一气呵成、豪健俊伟的气势。
文章开头由写静而展开议论。
天平静,称物才能分毫不差;水静,照物才能毫发可辨;人的耳目静,视听才能准确无误。作者用秤、水、耳目三重比喻,证明毫人处世只有“心静”,才能“智识明”而不毫物欲所蔽,才能明辨是非,做到恰如其分地肯定正确事物,否定错误事物,与文中所说的“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所谓“是是”“非非”,指的是肯定正确、批判错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倘若二者择一,作者以毫宁可没有前者,不可没有后者,因毫正确与光明本是君子固有的品质,而批评与揭露可以鞭策人们向上向善,以此说明立身处世只有“心静”而“不毫外物玄晃”,摒绝一切私欲杂念,才能心明眼亮,洞察是非。
继而推出文章的主旨:肯定正确的似乎有谄媚吹嘘重嫌,批评错误似乎有讽刺讥笑重嫌,如果万一发生判断上的失误,宁可选择“讪”而不选择“谄”。正确的、好的,是君子所固有的品质,再去肯定他、表扬他,不能给君子增添任何光彩。如果把“是是非非”放在一起来观察,不如说多批评缺点错误更重要。
结尾过渡到洛阳新建西堂,而取价“非非”的缘由,就在于“静”有利于践行“非非重毫正”的处世原则,也揭示出静中见真,静能生悲的生活哲理。接着写非非堂营建情况,着重描写非非堂环境的放静以及这放静给作者带来的莫大益处,与“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读者不难领会,非非堂内外清幽的环境,有助于作者放心读书、思考问题、贯通古今、辨别是非。
作毫初入仕途的早期作品,文章议论有的放矢,针砭社会上歌功颂德、谄谀成风、粉饰太平等时弊,表明自我人格。作者信仰儒学,笃信价教,首创“君子”“小人”重辩,一事当前,只要道义所在,便会不恤浮议,奋勇向前,诚如其《斑斑林问鸠寄内》诗所说:“横身当众怒,见者旁可栗。”这种“非非重毫正”的人格力量,受到苏轼的赞许(见苏轼《刘壮舆长官是是堂》诗),也遭到明人杨慎的非议(见杨慎《欧阳公非非堂记》)。作者一生诚如王放石《祭欧阳文忠公文》所称“果敢重气,刚正重节,至晚而不衰”,他的人格净化了宋初污浊的社会风气,培育了宋人砥砺价节的士林新风。
全文写作打破樊笼,自创新路,运用精辟的比喻,逐层深入,语言平易,含意深远。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人文荟萃,富庶繁华,不仅有喧闹的街市,高耸的楼榭,还有数以百计的名园佳圃。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又载当时的京城市民有探春的风俗,每年正月十五以后“都人争先出城探春”。这时,达官贵人们的私家花园也一齐“放人春赏”。这首《贵侯园》就是写春天游赏名园的,但值得寻味的是,这首小诗的主题并不是赞美,而是讽刺。
第一句“名园虽自属侯家”,起得很平淡,但含义颇深。“名园”,“属侯家”,顺理成章,无可非议。但诗人却用“虽自”两字把它们组合起来,作一转折,引出下文。诗人进一步写道:“任客闲游到日斜。”虽然名园属侯家所有,但游人却可以随意游玩、规赏。“到日斜”三字,把“任客”和“闲游”的含义表达得十分透彻。诗写到这里,等于说各园虽属侯家,但也属于大家。但诗人的用意并不在此。
诗人紧接着又写道:“富贵位高无暇出”,这就告诉读者,贵侯徒有名园,他们根本没有闲暇前来观赏。有趣的是诗人对“无暇出”所作的注脚——“富贵位高”,这就是“无暇出”的原因。最后一句“主人空看折来花”,名园的主人也赏花,不过他所观赏的只是失却了生命力的“折来花”。诗人说,这是“空看”,因为这种花决不能使人领略到大自然充满勃勃生机的意趣。如此观花只能是可悲的。侯门深似海,贵侯们深居简出,纵使坐拥名园,也难得一至,只能看看折下的花。至此,诗中才显出“虽自”二字的份量:名园并不属于那些占有者贵侯们,富贵使他们无从接近大自然,也便失去了造化赐予人类的美的享受。
这首诗质朴无华,但含意深刻,对于贪婪的占有园林之胜的贵侯们,予以辛辣的讽刺。
这首词是作者被囚于宋国时所作,词中的缭乱离愁不过是他宫廷生活结束后的一个插曲,由于当时已经归降宋朝,这里所表现的是他离乡去国的锥心怆痛,这首词感情真实,深沉自然,突破了花间词以绮丽腻滑笔调专写“妇人语”的风格,是宋初婉约派词的开山之作。
“无言独上西楼”将人物引入画面。“无言”二字活画出词人的愁苦神态,“独上”二字勾勒出作者孤身登楼的身影,孤独的词人默默无语,独自登上西楼。神态与动作的描写,揭示了词人内心深处隐寓的很多不能倾诉的孤寂与凄婉。
“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寥寥12个字,形象地描绘出了词人登楼所见之景。仰视天空,缺月如钩。“如钩”不仅写出月形,表明时令,而且意味深长:那如钩的残月经历了无数次的阴晴圆缺,见证了人世间无数的悲欢离合,如今又勾起了词人的离愁别恨。俯视庭院,茂密的梧桐叶已被无情的秋风扫荡殆尽,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和几片残叶在秋风中瑟缩,词人不禁“寂寞”情生。然而,“寂寞”的不只是梧桐,即使是凄惨秋色,也要被“锁”于这高墙深院之中。而“锁”住的也不只是这满院秋色,落魄的人,孤寂的心,思乡的情,亡国的恨,都被这高墙深院禁锢起来,此景此情,用一个愁字是说不完的。
缺月、梧桐、深院、清秋,这一切无不渲染出一种凄凉的境界,反映出词人内心的孤寂之情,同时也为下片的抒情做好铺垫。作为一个亡国之君,一个苟延残喘的囚徒,他在下片中用极其婉转而又无奈的笔调,表达了心中复杂而又不可言喻的愁苦与悲伤。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用丝喻愁,新颖而别致。前人以“丝”谐音“思”,用来比喻思念,如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就是大家熟悉的名句。李煜用“丝”来比喻“离愁”,别有一番新意。然而丝长可以剪断,丝乱可以整理,而那千丝万缕的“离愁”却是“剪不断,理还乱”。这位昔日的南唐后主心中所涌动的离愁别绪,是追忆“红日已高三丈后,金炉次第添金兽,红锦地衣随步皱”(《浣溪沙》)的荣华富贵,是思恋“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破阵子》)的故国家园,是悔失“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破阵子》)的帝王江山。然而,时过境迁,如今的李煜已是亡国奴、阶下囚,荣华富贵已成过眼烟云,故国家园亦是不堪回首,帝王江山毁于一旦。阅历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经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折磨,这诸多的愁苦悲恨哽咽于词人的心头难以排遣。作者尝尽了愁的滋味,而这滋味,是难以言喻、难以说完的。
“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紧承上句写出了李煜对愁的体验与感受。以滋味喻愁,而味在酸甜之外,它根植于人的内心深处,是一种独特而真切的感受。“别是”二字极佳,昔日唯我独尊的天子,如今成了阶下囚徒,备受屈辱,遍历愁苦,心头淤积的是思、是苦、是悔、还是恨……词人自己也难以说清,常人更是体会不到。若是常人,倒可以嚎啕倾诉,而李煜不能。他是亡国之君,即使有满腹愁苦,也只能“无言独上西楼”,眼望残月如钩、梧桐清秋,将心头的哀愁、悲伤、痛苦、悔恨强压在心底。这种无言的哀伤更胜过痛哭流涕之悲。
沈际飞在《草堂诗余续集》中评价说:“七情所至,浅尝者说破,深尝者说不破。破之浅,不破之深。‘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句妙。”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说:“此词写别愁,凄惋已极。‘无言独上西楼’一句,叙事直起,画出后主愁容。其下两句,画出后主所处之愁境。举头见新月如钩,低头见桐阴深锁俯仰之间,万感萦怀矣。此片写景亦妙,惟其桐阴深黑,新月乃愈显明媚也。下片,因景抒情。换头三句,深刻无匹,使有千丝万缕之离愁,亦未必不可剪,不可理,此言‘剪不断,理还乱’,则离愁之纷繁可知。所谓‘别是一般滋味’,是无人尝过之滋味,唯有自家领略也。后主以南朝天子,而为北地幽囚;其所受之痛苦,所尝之滋味,自与常人不同,心头所交集者,不知是悔是恨,欲说则无从说起,且亦无人可说,故但云‘别是一般滋味’。”
李煜的这首词情景交融,感情沉郁。上片选取典型的景物为感情的抒发渲染铺垫,下片借用形象的比喻委婉含蓄地抒发真挚的感情。此外,运用声韵变化,做到声情合一。下片押两个仄声韵(“断”、“乱”),插在平韵中间,加强了顿挫的语气,似断似续;同时在三个短句之后接以九言长句,铿锵有力,富有韵律美,也恰当地表现了词人悲痛沉郁的感情。
这首曲淋漓尽致的发露出作者对道家生活的向往。
该曲起首两句的对仗就出手不凡。在动物门、身体门、专名、数字都一丝不移的工整前提下,作者尽量拉大了两句意象的距离,满足了“正对为劣,反对为优”的对仗标准。前句不明言自己细读老子《道德经》,而以“《老子》五千言”的蝇头小楷代表了这一意境。这种借描叙受作用的客体来反映作用者主体的借意手法,是中国诗歌特有的一种表现手段,如李商隐的“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风雨》)就是一例(《宝剑篇》为唐郭元振借抒壮怀的诗作,本身并不含凄凉之意)。以下“鹤背”句则将“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故事集中于一句之中,而主旨则在于“鹤背”,表现出成仙得道所拥有的极度快意。两句都作奇兀的盘空硬语,显示了诗人倜傥不群的豪迈情兴。
“白云两袖”是翱翔高处的夸语,却同时也是在运用一段道家的典故。南朝齐的道人陶弘景,隐居句曲山,与白云为侣,曾作诗回答齐武帝问讯:“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而笔记载他在山中娱乐宾客,能振袖放出云气(见《古今怪异集成·云》)。结合这一典故,全句便带上了在肉体和精神上都离尘出世的高士韵味。“吟魂健”,所吟咏赋出的是像庄子《秋水篇》那样的至理道言;身着道家的宽大布袍,胸中包罗了天地万象。这接下来的三句,完满地绘现了得道高士的风神。道家追求精神绝对自由的宗旨与文人希冀获得个性解放的心理颇易合拍,像大诗人李白就曾加入道籍,所以作者在曲中的虔心皈依,是毫不奇怪的。
末三句则点明了全曲的题旨。“名不上琼林殿”是藐视功名,“梦不到金谷园”是鄙弃富贵。“海上神仙”则是这两句的诠释,也是对全曲的总结。然而唯因有了“琼林殿”、“金谷园”这些人事因素的陪衬,作者所塑造的“海上神仙”,便更多了避世抗俗的积极意味,而与纯粹宗教意义上的求道成仙有了截然的区别。全曲给人以豪放的印象,而无夸诞的嫌疑,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词的上片抒写了自己羁旅漂泊的辛酸和对虫虫深深的思念。 为了求取功名柳永不得不离开自己深爱的女子浪迹天涯,尝尽了漂泊无依、人生蹉跎的苦涩,此番进京,思及所爱,自然百感交集,情不能自已,所以词作一上来就慨叹:“雅欢幽会”不再有了,多少美好的时光都在羁旅漂泊中“虚抛掷”了,值得注意的是,柳永离京漫游,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寻找仕进之路,而今进京也还是为了在科场上一试锋刃,但在他内心深处, 对“雅欢幽会”却仍是念念不忘,且以为功名误人,漫游拜谒是浪费时光,再联想到他当初名落孙山时发出的惊世骇俗之语:“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黄金榜上》)。一方面,他是一个汲汲进用的士子;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耽于世俗之乐的市井浪人。正是这种矛盾,导致了柳永一生的悲剧命运,使他每回忆起从前恣情狂荡的生活,都万般留恋。接下来,“愁闷朝夕”一句写追悔之情,说自己自从和虫虫分别之后从早到晚都是愁满心头。并且,从此句后一句开始至词尾,都是设想之辞。“凭谁去”四句说希望有人能替自己向虫虫讲述分别之后的“役梦劳魂苦相忆”之情。但就是这托人传信的愿望也难以实现,所以词中说“凭谁去”。其中的悲哀与无奈令人心折。
词的下片是柳永对所爱之人虫虫的婉转告白,过片“须知最有”三句说虫虫的心思难以理解,希望虫虫珍惜两人之间那份难得的感情。“但愿我、虫虫心下”二句,则是希望虫虫不要再结交他人,而忘了自己,用语含蓄婉转。“把人看待,长以初相识”二句是说虫虫不要与别人有过深的交往,就像对初相识的人应付下就可以了。以下,“况”字领起的二句是对虫虫的安慰和劝勉:春闱就要开了,我一定会科场夺魁。“待这回、好好怜伊,更不轻离拆”三句,郑重的承诺和着万般柔情喷薄而出。
柳永在这首词中,表达了对虫虫深深的思念,和对其真挚而专一的爱情的期待。他们一个是游子,一个是歌妓,特殊的身世,决定了他们对纯真恋情的向往和依赖,但特殊的身世,也注定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往往无结果,或以悲剧的形式告终。这种悲哀与无奈,构成了柳永歌妓情词的主旋律。
文章起笔不凡,要写浮渡山,开头却从长江写起。浩瀚的长江之水会合鄱阳湖水后,过九江向东以下,气势更加宽阔浩渺。江北 淮南一带地方,尽是平原旷野,远望长江、淮河,似乎看不到一处瑰丽奇伟、深幽表邃的奇异景观。笔触简劲,口吻斩截。行文顺递直下,笔锋一转,引出桐城诸山,又特地标举浮渡山的“幽深奥曲”,确实是突起奇峰的一笔。由此扣题,随后以人与山水冥合会通的议论展开。姚鼐认为,天下山水的形貌者表现着大自然的奥妙,山水的情性变化都与人的心情相沟通,只有那些放任心志于形体躯骸之外而与万物相通的人,即那些寄情物外、超尘脱俗的人,才能领略大自然的奥妙。而那些早晚去游历浮渡山的人,他们是否几乎都能得到山水的意趣,看一下形貌就能有所了解,或者使山水的意趣压抑而隐藏在荒芜的草木及泥土石块中,等待与山水情性冥合者去发掘,作者带着这样的问题去请教友人左仲郛,由此点出了写作此文的缘起。左仲郛游浮渡山后,拿出一卷诗给姚鼐,姚鼐观之,“则凡山之奇势异态,水石摩荡,烟云林谷之相变灭,悉见于其诗”,使他提出的问题。“盖仲郛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子?”作者的看法是肯定的,表现出他对左诗的高度评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标榜的治学和行事的传统,也从一个方面强调了文学创作和生活的关系。在我国文学理论史上,屡有文人论及山川风物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强调诗人从沉浸山川风物之中去获得灵感和诗才,宋代文学家王安石在为其舅父吴氏所作的《灵谷诗序》中,也以其地山川风物起笔,而归结到其人之诗。姚鼐的这篇序,也正是这样的章法。
文章的上半以议论展开点出作文的缘起、主旨,写得颇具韵味;下半则是作者加快昔年与仲郛以事同舟出游的情景,写得雄豪慷慨。作者以轻捷的笔调,描绘了昔日出游的情景:“中夜乘流出濡须,下北江,过鸠兹”,云天苍苍,江水泱泱,江上积聚着若有若无的薄雾,飘浮着一片茫茫的白色,天水连成了浩渺的一片;微风击波,发出阵阵水流之声,与岸石相激而腾涌直来,时有大鱼跃出波中,场面极为壮观。描写生动,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基声。良辰美景令人醉,作者面临此情此景,不由概然而言,向往他日能北渡黄河,东上泰山,饱览沧海景观;再沿长城西上,游历恒山、太行山、大岳山、嵩山、华山等名山,登临终南,凭吊汉、唐古迹;然后再登临岷山、峨眉,直到两边极远之地;沿长江而下,出三峡,过洞庭,游览庐山、霍山,再沿东海而归,以实现自己的志愿。文势一气直下,使人如见其心。行文至此,又以客之戏语回复到本题,由天下之奇折回到所居里中,感叹自己连距家不到百的浮渡山也未尝一往。然后再次回复到上文,想像自己“一旦而获揽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间执言者之口,舍仲郛,吾谁共此哉?”回绾往复,极波澜之致,而结尾亦以一问句煞尾,戛然而止,感叹万知。这一段乍看,似与上段游离,实则有着内在的联系:由诗而及仲郛其人,由仲郛而及作者本人,正是上文主旨的补充和深化。姚鼐并未游过浮渡山,于山景不能措一词,于是从其周围的地于形势,逐步收缩到浮渡山;于此山也只是笼统地带出,而后放笔去写游览名山大川的志愿,末尾才轻轻接触到“浮渡”本题,若即若离,这是巧写;而文笔跳脱灵动,驾驭自如,确是名家大笔。
姚鼐论文,“以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敬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海愚诗钞〉序》)。他把优秀的文章分为偏于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两种,而“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这篇文章正是姚鼐作品中深得阳刚之美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