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世世代代都是边界上的住户,年年都要防备胡人进攻。
儿童从小就学会了骑马,妇女们也都能拉弓射箭。
胡人经常发起突然袭击,敌军猖狂如入无人之境。
偶然相遇就互相射杀,彼此之间经常都有伤亡。
自从双方签订澶州之盟,南北两国于是握手言和。
虽然避免了杀戮和争斗,却要到两边去缴纳赋税。
当官的不许我们惹起纠纷,说是僮廷为了深远的谋略。
祖祖辈辈住在界河岸上,却不敢到界河里去打渔。
注释
边户:边境地区的住户,此处指代辽(契丹)交界处宋境内的居民。
备胡:防备胡人侵扰。胡,古代对北方、西北少数民族的泛称,此处专指契丹。
弯弧:拉弓,指射箭。
胡尘:辽军骑兵搅动起的沙尘,指辽军入侵。
蔑如无:视如无人之境。蔑,轻视。
邂逅:偶然相遇。
俱:相当。
澶州盟: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辽主萧太后和圣宗耶律隆绪亲率大军南攻,直抵澶州,威胁汴京。真宗本想听从王钦若、陈尧叟之计迁都南逃,因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坚持抵抗,只得勉强去澶州督战。由于部署得当,加之宋军士气高涨,在澶州大败辽军,并杀其大将萧挞凛,辽军被迫请和。结果战败的辽国,不但没有退还半寸幽燕的土地;打了胜仗的宋朝反而同意每年赠辽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同辽国签定和约,史称“澶渊之盟”。
两地:两边,指宋和辽。
戒生事:不许惹起纠纷。
庙堂:指北宋朝廷。远图:深远的谋略。
界河:两国分界的河流。
这首诗为作者于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冬,充任贺契丹国母生辰使出使契丹途经边界时有感而作,揭露了屈辱的澶渊之盟给国家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抨击朝廷的腐败无能,对边户的不幸遭遇表达了深厚的同情。
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沧浪指苏州沧浪亭,在州学之南。这首《古香慢》是吴梦窗的一首咏物词,所咏之物即为沧浪亭的桂。从词风和内容看。此词大约写于公元1243年(宋理宗淳祐三年),反映的是词人面临南宋衰亡的哀感。
此词写于重阳节前,一开始就写秋气萧瑟。“怨娥坠柳,离佩摇葓,霜讯南圃。”以景物起兴,以“霜”点时节,引入本题。写背景,用的是半拟人化手法。“怨娥”指柳叶,柳叶像愁眉不展的怨女一样从枝头坠落。“离佩”指水葓即红蓼的红色花穗分披。像分开的玉佩一样,摇荡着红蓼。然后归结到秋霜已来问讯南圃,意指秋天到了。“讯”也是拟人化的字眼。
词随后写“漫忆桥扉,倚竹袖寒日暮”,就是用拟人手法写桂。词人看到桂,引起无限遐思,漫想是佳人薄袖凌寒,日暮倚竹。“桥扉”即小桥通往宅院的门。下二句另作别想:“还问月中游,梦飞过、金风翠羽。”问是问桂,疑是梦游月宫时,有金风吹来、翠鸟飞过、似曾相识的桂树。到此就点出了沧浪亭桥头的桂树。时间已近傍晚,上片最后二句“把残云剩水万顷,暗薰冷麝凄苦”,又转笔到桂花的现实处境来。日晚云残,天寒水浅,桂树只把周围云水以自己的冷香薰射,内心含着莫乎名状的凄凉悲苦。从第一句起,直到写桂,中间比拟佳人,设想月桂,是顿挫之处,寓有今昔不同之感。写杨柳红蓼及桂树与修竹、云水相依的地方、则完全是体现沧浪亭一片寂寞无主的悲凉,其悲哀远过于“庭草无人随意绿”、“空梁落燕泥”。
下阕,便紧接着“无主”写沧浪亭的情境,再转到看桂上。“渐浩渺、凌山高处。秋澹无光,残照谁主。”一片寒波渺茫,是登上山之高处所见,然后明写词人的感想:沧浪亭的一片冷落淡漠的秋色,这斜阳秋树的主人是谁呢?后一句分明是寄托了濒于危亡、国事无人管的沉痛,这种境界,不仅仅是韩王已死,园林无主的一般诉说。随后又转入本题,再用拟人化手法写桂:“露粟侵肌,夜约羽林轻误。”这里借用《飞燕外传》“飞燕通邻羽林射鸟者,……雪夜期射鸟者于舍旁,飞燕露立,闭息顺气,体温舒,无疹粟(毛孔不起粟)”的故事,却一反其本意,因为桂的花象积聚在一起的金粟,所以说露下侵肌生粟,是入夜约会过羽林郎而被他轻率误期的缘故。这一笔从寂寞无主境况中宕开,写眼中的桂花,用笔很美。然而又陡转入更深一步的悲惜。下二句“翦碎惜秋心,更肠断、珠尘藓路”,因桂花小蕊,故言“碎”,又以“翦碎”为言,似乎桂花之所以是小蕊,乃惜秋而心碎之故。此二句极见词心之细。最后写:“怕重阳,又催近、满城风雨。”用宋人潘大临“满城风雨近重阳”句意,但语言颠倒错置,说:怕重阳将近,又催得满城风雨。这是紧逼一步的写法,句意重点落在随后的“满城风雨”四个字上。不但桂花正纷纷落下,而且葬花天气一来,桂花将不可收拾。但他又不明白写出,只做含蓄的示意,以淡淡的哀愁寄寓苍凉的感慨。
吴梦窗这首词字眼用得美而生动,层次亦极分明,上下阙一开始都是先横写境,然后纵写桂。上阙发挥了自己充分的想象力,用拟人手法写出了桂的美,然而处境凄凉,又写出其与修竹云水相依的寂寞。下阙写残照无主,一片荒凉,再转用拟人法写桂的寂寞无主,在悲寂无廖之中孤独地凋谢了。词中处处有令人感到内心沉痛的情感显现,真是极精之品。
这首诗写了诗人重返草堂的欢乐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情真意切,韵味圆满,辞采稳重匀称,诗句兴寄微婉。
“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大意是说:自从离开草堂,常常焦虑沙岸崩塌,损坏药栏,现在恐怕连同江槛一起落到湍急的水流中去了。这虽是诗人遥想离开成都之后,草堂环境的自然遭遇,但这也体现了诗人对风风雨雨的社会现状的焦虑。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当年诗人离开草堂时亲手培植的四株小松,才“大抵三尺强”(《四松》),诗人很喜爱它,恨不得它迅速长成千尺高树;那到处侵蔓的恶竹,即使有万竿也要斩除。诗人喜爱新松是因它峻秀挺拔,不随时态而变,诗人痛恨恶竹,是因恶竹随乱而生。这两句,其句外意全在“恨不”、“应须”四字上。杨伦在《杜诗镜铨》旁注中说:这两句“兼寓扶善疾恶意”,这是颇有见地的。乱世的岁月里,诗人的才干难以为社会所用,而各种丑恶势力竞相作充分表演,诗人由此感慨万分。这两句,深深交织着诗人对世事的爱憎。正因为它所表现的感情十分鲜明、强烈而又分寸恰当,所以时过千年,至今人们仍用以表达对于客观事物的爱憎之情。
此诗的后四句落到“赠严郑公”的题意上。“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生理,即生计。黄阁老,指严武。唐代中书、门下省的官员称“阁老”,严武以黄门侍郎镇成都,所以这样称呼。金丹,烧炼的丹药。这两句说,诗人的生计全凭严武照顾,衰老的身体也可托付给益寿延年的丹药了。这里意在强调生活有了依靠,疗养有了条件,显示了诗人对朋友的真诚信赖和欢乐之情。
最后两句,诗人忽又从瞻望未来转到回顾过去,有痛定思痛的含义:“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诗人自762年(宝应元年)七月与严武分别,至764年(广德二年)返草堂,前后三年。这三年,兵祸不断,避乱他乡,飘泊不定,人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了。诗人过去常读古乐府诗《行路难》,等到身经其事,才知世事艰辛,人生坎坷。“行路难”三字,语意双关。一个“信”字,包涵着诗人历经艰难困苦后的无限感慨。
全诗描写了诗人重返草堂的欢乐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情真意切,韵味圆满,辞采稳重匀称,诗句兴寄微婉。诗人将欢欣和感慨融合在一起,将瞻望与回顾一同叙述,更显出了该诗思想情感的深厚。
这首词以轻淡的笔触,描写了古代少女们春天生活的一个小小片段,展示在读者面前的却是一副情趣盎然的图画。
词的上片写景。“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这两句既点明了季节,又写出了季节与景物的关系,给人以具体的印象。行文轻快流丽,蕴含喜悦的情意,为全词的明朗、和谐、优美的基调打下了基础。“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三句描绘了一个春意盎然的园子,园中有一个碧水荡漾的池塘,池面上点缀着几点青苔,密林深处不时传来莺儿的歌唱,空中还有柳絮飞舞。“日长”,表明季节已开始变化,多少有点惜春的意味。柳絮在空中飞舞,显示出晴和的景象。“碧苔”、“黄鹂”、“飞絮”,看来似乎是极其常见的自然景物,经词人稍加点染,宛如一轴初夏风光小幅,特别惹人喜爱。
下片写人。“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趁着这春暮夏初的季节,少女们停了针线,来到这大自然的怀抱里。这时,东边邻居的女伴笑眯眯地走了过来,她们正好在那条桑田小路上相逢了。“巧笑”二字,捕捉到了“东邻女伴”用白描手法,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以及情态的描写,由内心到外表塑造了东邻女这一形象。内心真情流露的一刹那,巧妙地揭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读时,使人有似曾相识之感。“疑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这位天真的少女充满着青春的欢乐。她忽然想起昨天夜里做的那个好梦,认为那原来是“斗草赢”的兆头,脸上又飞起了笑容。词中没有正面来描写斗草的活动,而是捕捉住两人斗草时的情景,着意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与神态,以轻松欢快的笔调写出了少女纯洁无暇、活泼天真的性格特征。只用一笔点出人物的内心活动,表现了这位少女不仅聪明,富于想象,而且心灵是那样纯洁无瑕。
此词画面明媚,情调欢快,风格质朴,或可视为晏殊词中的别调。上片写景,刻画出一幅秀丽的春景图。 “燕子”、“梨花”,形态一动一静,色彩一黑一白,以之对举开篇,有相映成趣之妙。同时,用“燕子”、“梨花”带出“新社”和“清明”,又为下片中少女的登台亮相埋下了伏笔。下片写人,勾勒出一幅美丽的仕女图。“巧笑”二句写女主人公与她的女伴在采摘花草的小路上欣然相逢,逗出下文所描写的斗草游戏。但作者既不对斗草场面稍加展示,也不对斗草规则略作交待,而聚焦于主人公斗草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这同样别具匠心。“笑从双脸生”,尤为传神写照之笔:只有涉世未深、全无心机的纯情少女才会因为如此细小的缘由而笑得这般自然、这般天真。
人们常常把呜叫声当作动物的语言,所以听到反复不断的声音,就自然想象到那是在不断地诉说着什么,或要求着什么,把它想象成无休止的倾诉。杜甫在秦州的几个月,正是促织活动的时候。傍晚,清晨,特别是不眠之夜,大约都是在促织的鸣叫声中度过的。诗人久客在外,心情本来就很凄凉,被促织声一激,往往不禁泪下。这首诗,就是诗人当时忧伤感情的真实写照。
起句正面点明促织,以“甚细微”与第二句的“何动人”构成对比,衬托哀音的不同寻常。
三、四句和五、六句,在修辞上构成两对‘‘互文”。就是说:促织在野外草根里、在屋内床底下,总是鸣声不断;而不论在什么地方呜叫,总和不得意的诗人心情是互相接近的。听到它的叫声,长期客居外乡的人不得不流泪,再也无法安睡到天明;被遗弃的妇女或寡妇也在半夜里被哀鸣之声惊醒,陪着促织洒下泪水。这种“互文”格式的使用,用表面上的两层意思抒写了交互着的四层意思,能收到言简意缘的效果,是古代诗词中常用的修辞手法。
最后两句以“悲丝”、“急管”同促织的啼叫相比较,而以促织叫声“天真”、不受礼俗影响作结,把促织的哀音放在任何乐器的演奏无法达到的效果之上,把“哀音何动人”写到了极点,更加烘托出诗人的思乡愁苦之情。
《守睢阳作》是张巡困守睢阳孤城时苦战的记录。开头二句“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落笔点题,写出了睢阳保卫战的时日已久和所面临的危机。
战斗从春天开始,一个“苦”字包含了爱国将士无数含辛茹苦的经历。“孤城”二字,写出了瞧阳孤立无援的处境;“日渐”二字,写出了睢阳危机的步步逼近;一个“危”字,惊心动魄。这说明,诗人不以漫长的“春来苦”为苦,而以睢阳这战略要地的“日渐危”为忧,诗人忧国忧民,置生死度外的满腔爱国情怀就清晰可见了。
“合围侔月晕,分守若鱼丽”二句,说明敌我双方攻守的阵势。敌人的包围圈步步缩小,如同“月晕”之箍月一般,水泄不通,这就愈显出了上文中的“孤城”之孤;而唐在城墙上以五人为伍分兵警戒,如同平地对垒的鱼丽阵容一样严整,这就透露出唐军广大将士众志成城,齐心卫国的战斗韧性,也说明了诗人作为统帅临危不惧,治军有方。
“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承接上文,写诗人对叛军的刻骨仇恨和指挥从容自若。“屡”字表明了敌人进攻的频繁,“厌”字则入木三分地绘出了诗人对叛军的义愤之情。张巡在《谢加金吾表》中曾向唐肃宗李亨汇报“臣被围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余战,当臣效命之时,是贼灭亡之日。”四十七日内就有那么多场战斗;是日经年,其战斗次数之多就可想而知了。面对如此频繁的战斗,想到睢阳保卫战在全局的重要位置,诗人心中分外自豪,“时将白羽挥”五字是一洗战斗的血腥之气,传神地描绘出了诗人那仿佛诸葛亮羽扇纶巾,“指麾三军,皆从其进止”(《三国志》)般的儒将风度。
“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二句,主要是为唐军广大将士雕像。“疮”字表示伤口决非新创,表明战事的艰苦卓绝,旧创未好又添新伤,“裹”字表明了将士不顾伤痛,带伤苦战。一个“犹”字,出神入化,成功地体现了将士奋战到底的坚强毅力。“饮血”者是指重伤员,战伤痛得他们流下眼泪,但听到战斗警报,他们同样拼尽全力爬上城头矮墙,竭尽全力防守。据《通鉴·唐纪三十五》记载,至德二年七月,“诸军馈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饥病不堪斗,遂为贼所围,张巡乃修守具以拒之。”《通鉴·唐纪三十六》记载,同年冬十月,“城中食尽,议弃城东走。张巡、许远谋,以为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为了保卫睢阳,守城兵士把可以吃的东西都吃光了。最后被迫罗雀、掘鼠、杀马。“人知必死,莫有叛者。”
“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二句,是说自己誓死报国的意志也永远不会动摇。一个“难敌”,一个“不移”,把诗人赤子爱国心给鲜明地烘托出来了。
最后两句“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是诗人在绝境中的感叹之辞,在孤城将陷、人将殉国之际,诗人感到自己死而无怨,遗憾的只是自己振兴国家的许多想法、建议将“无人报天子”,从而也就无法实施“心计”。这最后的一笔使全诗感情达到高潮,说明诗人不但是一位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形象,也是一位“位卑未敢忘忧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臣良辅的形象。
除了成功地塑造了抒情主人公的不朽形象之外,这首诗歌叙事简洁,有点有面,点面结合,重点突出,全诗十二句,除去开头两句、结尾两句之外,其余八句,每两句间均各各对偶,每副对句又都对仗工稳,自然,饶有韵致,增强了诗歌的音乐美和节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