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世世代代都是边界上的住户,年年都要防备胡人进攻。
儿童从小就学会了骑马,妇女们也都能拉弓射箭。
胡人经常发起突然袭击,敌军猖狂如入无人之境。
偶然相遇就互相射杀,彼此之间经常都有伤亡。
自从双方签订澶州之盟,南北两国于是握手言和。
虽然避免了杀戮和争斗,却要到两边去缴纳赋税。
当官的不许我们惹起纠纷,说是僮廷为了深远的谋略。
祖祖辈辈住在界河岸上,却不敢到界河里去打渔。
注释
边户:边境地区的住户,此处指代辽(契丹)交界处宋境内的居民。
备胡:防备胡人侵扰。胡,古代对北方、西北少数民族的泛称,此处专指契丹。
弯弧:拉弓,指射箭。
胡尘:辽军骑兵搅动起的沙尘,指辽军入侵。
蔑如无:视如无人之境。蔑,轻视。
邂逅:偶然相遇。
俱:相当。
澶州盟: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辽主萧太后和圣宗耶律隆绪亲率大军南攻,直抵澶州,威胁汴京。真宗本想听从王钦若、陈尧叟之计迁都南逃,因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坚持抵抗,只得勉强去澶州督战。由于部署得当,加之宋军士气高涨,在澶州大败辽军,并杀其大将萧挞凛,辽军被迫请和。结果战败的辽国,不但没有退还半寸幽燕的土地;打了胜仗的宋朝反而同意每年赠辽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同辽国签定和约,史称“澶渊之盟”。
两地:两边,指宋和辽。
戒生事:不许惹起纠纷。
庙堂:指北宋朝廷。远图:深远的谋略。
界河:两国分界的河流。
这首诗为作者于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冬,充任贺契丹国母生辰使出使契丹途经边界时有感而作,揭露了屈辱的澶渊之盟给国家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抨击朝廷的腐败无能,对边户的不幸遭遇表达了深厚的同情。
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是一首歌咏早春景致的词,意在提醒至们及早探春,不要遗忘了之后的梅花。
上片分写梅与柳这两种典型的早春物候。“雪云散尽,放晓晴池院。杨柳于至便青眼。”首二句描写初春天气,积雪融化,天气放晴。“杨柳于至便青眼,”至们喜悦时正目而视,眼多青处,故曰:“青眼”。可见词语语意双关,既写初生的柳叶似眼,又巧用“青眼”一次,以示柳对至的好感。"
“更风流多处,一点梅心,相映远,约略颦轻笑浅。”这首二句便写梅花,词至将梅花拟至化,说它“风流”更多。因梅花花小而粉蕊,故称“一点梅心”。后面两句将梅与柳结合起来描绘,柳与梅一低颦,一浅笑,相映成趣,含无限风致。
下片说理,情理交融。“一年春好处,不在浓芳,小艳疏香最娇软。”用韩愈诗句“最是一年春好处”意,承上启下。“小艳疏香”说柳眼梅心;“疏”指梅花疏影,也指柳条稀疏。“娇软”也一样,只是“娇”偏重写梅,“软”偏写柳。“浓芳”二字则下启。
“到清明时候,百紫千红,花正乱,已失春风一半。早占取韶光共追游,但莫管春寒,醉红自暖。”清明时候,春光烂漫,百花争妍。但百花盛开,反使至感到“无复新意”,况且胜极而衰,春光最盛时,春天也便要逐渐消散了,所以说:“已失去了春风一半。”“早占取韶光共追游,但莫管春寒,醉红自暖。”词至劝至们及早游春,不要坐等美好时光的流逝。
这是一首惜春词,意在让至们及早探春莫留遗憾,也寓意着让至们早抓时机,以期有所作为。
这首词写女子怀春。
上片开始用“清晓妆成”间明了时间和人物的身份。“柳球”句,明为写物,实则写人,女子的婀娜情态隐约可见。紧接着直到下片用了一连串的动作:“卷帘”、“直出”、“指间”、“凭朱栏”、“含颦”等显示她对春天的热爱与珍惜。“卷帘”句见其爱春心切;“指间”句见其赏春的喜悦;“日高”句见其爱春之情深,由此结出“含颦”句,“恨春残”全由惜春,真切感人。“春残”照应首句的“寒食天”,收拢全章。
这首小令刻画出一位古代大将威武雄壮的姿态,表现出立下卓著战功后志得意满的心情。虽仅二十九个字,却因为作者高超的技艺传达出异常丰盈的信息,有很强的画面感和现场感。语言简洁凝练,人物形象描绘,人物内心的描写,都生动传神。
“金妆宝剑藏龙口,玉带红绒挂虎头”用整饬的对句为威风凛凛的将军写形。黄金做装饰的宝剑藏在龙形纹饰的剑鞘里,一个“藏“字,欲扬反抑,带给人的是“匣中宝剑夜有声”(宋陆游《长歌行》),按捺不住绝鞘欲出的张力。玉带轻摇,红绒婆娑,虎头金牌缠在腰际,在威猛的底色上又加抹一笔俊逸洒脱之姿,一个“挂”字,金牌随身摇摆跳脱的轻快意趣隐隐流出。”金”“玉”“红”描颜色质地,“龙口”“虎头”壮气势声威,绝无一字落空。
“旌旗影里骤骅骝”与前两句的实处写形不同,转为影中传神,流光幻彩,往来驰骤,颇有“光影驰西流"(三国魏曹植《野田黄雀行》)的观感。唐杜甫《奉简高三十五使君》有“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骏马如飞,在旌旗耀眼斑斓的光影间倏忽而过,“骤”字言速度气势,更言风采神韵,举重若轻,把铁马漫卷的元军描述得有如天兵天将般飘洒烂漫。
最后,“得志秋,喧满凤凰楼”中“凤凰楼”可能是实景,杨果《越调·小桃红》有“玉箫声断凤楼”句,这里指朝廷、京城。这一句写凯旋还朝,举城欢腾。至此,几个画面一气贯下,一幅比一幅气势足,一幅比一幅动感强,如鼓角横吹,战鼓频催。最后,色彩、光影、音声、动静、神情等所有信息全由一个牢拢场面气氛感极强的“喧”字点化,一支首尾完具流光幻彩的小令便这样遏云而出。为了造成这样一种干净利落的表达,作者在动词的选择上很讲究。”藏”“挂”“骤”“满”,下字稳重响亮,与句尾平声的平滑清扬相衬相应,抑扬顿挫,金石铿锵,讽咏之间颇有列队前行的战阵进行曲的声势。
跟伯颜小令指点江山气定神闲的丞相气质相比,这一首的虎啸风生、奔腾驰骤正突显出一位冲杀万马军中不可羁约的勇将本色。在云一窝、月一梭叹世归隐情绪弥漫的元代曲坛,这首雄赳赳气昂昂的武夫马上之曲可称独步。
《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的一篇议论与叙事相结合的散文。文中表彰张巡、许远抗击安史叛军的功绩,驳斥对张、许的诬蔑、中伤,以此来歌颂抗击藩镇作乱的英雄人物。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开始制裁藩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韩愈重新阐扬张、许功绩,无疑是有意义的。
笫一段是引子,借评论李翰的《张巡传》,作一些必要的交代。真正的议论是从第二段开始。张、许二人中,许远受诬更重,第二段便主要为许远辩诬。“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是对许远的总评。抓住最关键性的几件事,充分说明许远忠于国家,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品质,同时又紧扣与张巡的关系,让人感到坚守危城,大义殉国,张巡、许远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想把张、许二人分开,从许远身上打开缺口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这样的总评之后,再逐一辩诬,就有高屋建瓴之势。辩诬的第一层是驳畏死论。作者从两家子弟不能通晓父辈心志落笔,庸劣子弟之所以会如此,无非是受流言蜚语的惑乱。当年张、许二人同生死共患难,而子弟互生是非,从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人们自然会想到恶语中伤者之可恨。辩诬的第二层,是驳所谓“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小人的这一攻击,好像抓到一点事实,较畏死论更为恶毒。回击时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文章以人死和绳断作比喻,用归谬法,指出其不达于理。随后发出感愤,斥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指向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而且非常能引起人的共鸣。
在驳倒小人对许远的攻击后,第三段接着为整个睢阳保卫战辩护。先驳死守论,由申述不能弃城逆遁的原因,转入从正面论证拒守睢阳的重大意义。“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把保卫睢阳,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死守论以及其他种种否定睢阳战役的谬论就统统破产了。作者那种反诘的语气,即是面对群小加以痛斥的口吻。在这样大义凛然地斥倒群小之后,便更掌握了主动。于是进一步抓住无可抵赖的事实,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在睢阳将士艰难奋战时,周围弃城逃跑者,擅强兵坐视不救者,比比皆是。那些好议论者竟然放过这类人不提,反而责备张、许死守,完全是居心不良。作者尖锐地指出,这是站在叛乱者一边,有意制造谰言,帮助他们攻击爱国志士。这样一下子便揭穿了小人的阴险面目,使他们再也无法冒充正人君子。
文章第四、五两段展开对英雄人物轶事的描写。第四段写南霁云乞师和就义。乞师一节,把南霁云放在贺兰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功绩,而又企图强留南霁云的尖锐矛盾环境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南霁云由不忍独食到断指、射塔,其言语行为被矛盾一步步推向前进,而他忠义、慷慨、愤激的表现也越来越震撼人心。围绕南霁云,除让贺兰进明从反面加以陪衬外,后面还有作者贞元年间(785—805)过泗州的补笔,不仅把传说坐实,而且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突然宕开一笔,更显得顿挫生姿,摇曳不尽。就义一节,将南霁云和张巡放在一起互相映衬,显示了两位英雄精神的契合。而张巡的忠义严肃,南霁云的临危不惧、慷慨爽朗,又各具个性。第五段补叙张巡的读书、就义,许远的性格、外貌、出生年月,以及于嵩的有关轶事。材料不像第四段那样集中完整,但作者娓娓道来,挥洒自如,不拘谨,不局促。人物的风神笑貌及其遭遇,便很自然地从笔端呈现出来,同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张中丞传后序》融议论、叙事、抒情、描写于一炉,体现了韩愈文章多变的特色。从前半议论到后半叙事,是一大变。就议论部分看,开头一段,寥寥数语,类似于日记或读书札记的写法。第二段辩许远之诬,多用推论。由于许远所受的诬蔑太重,在阐明一层层事理之后,又有悲慨深长的抒情插笔。第三段虽然也是议论,但由于睢阳保卫战功勋卓著,有目共睹,所以话语蹈厉奋发,咄出逼人。像“守一城捍天下”一节,读之有“轩昂突起,如崇山峻岭,矗立天半”(吴闽生语)之感。
这首诗由近及远,由小到大,写出了沟水不舍昼夜,滚滚滔滔,流向大海的情景。沟水,绢绢细流,微不足道,但是它始终按一定的方向流去,与大江大河汇合,以汹涌澎湃之势,直奔大海。诗人以小见大,通过一条小小的沟水,表现了一种不屈不挠积极进取的精神,揭示了水流千里归大海这样的历史发展规律。
一沟流水,没有动人的景致,没有广阔的场面,平常又平常,实在难以下笔。但是,诗人从时间、空间上给予展开,由当时,联想到沟水的日日夜夜;从眼下,联想到沟水的千里归宿,把一沟流水同“千里流归大海”这样的道理联系起来,使沟流水闪烁出哲理的光辉,耐人寻味。诗中“住”字用得很好,“住”是人的动作,用它就使沟水拟人化了,富有了感情。若用“尽”字就显得太客观,没有生气。这一问一答,表达了儿童特有的心理,充满情趣,给人亲切的感受,也使全诗活泼生辉。
诗虽然简短,却富于哲理,寓意深刻。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或许想起了汉代乐府《长歌行》:“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时间像小溪水一样流逝,自己一定要发愤努力,不辜负大好的时光。诗人也或许从奔流的小溪联想到人生的历程:小溪不停地流入沧海,象征着一个人从童年逐步地走向成熟、富有智慧,终于汇入浩瀚的人生的大海。诗里还隐隐流露出一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