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世世代代都是边界上的住户，年年都要防备胡人进攻。
儿童从小就学会了骑马，妇女们也都能拉弓射箭。
胡人经常发起突然袭击，敌军猖狂如入无人之境。
偶然相遇就互相射杀，彼此之间经常都有伤亡。
自从双方签订澶州之盟，南北两国于是握手言和。
虽然避免了杀戮和争斗，却要到两边去缴纳赋税。
当官的不许我们惹起纠纷，说是僮廷为了深远的谋略。
祖祖辈辈住在界河岸上，却不敢到界河里去打渔。
注释
边户：边境地区的住户，此处指代辽（契丹）交界处宋境内的居民。
备胡：防备胡人侵扰。胡，古代对北方、西北少数民族的泛称，此处专指契丹。
弯弧：拉弓，指射箭。
胡尘：辽军骑兵搅动起的沙尘，指辽军入侵。
蔑如无：视如无人之境。蔑，轻视。
邂逅：偶然相遇。
俱：相当。
澶州盟：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辽主萧太后和圣宗耶律隆绪亲率大军南攻，直抵澶州，威胁汴京。真宗本想听从王钦若、陈尧叟之计迁都南逃，因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坚持抵抗，只得勉强去澶州督战。由于部署得当，加之宋军士气高涨，在澶州大败辽军，并杀其大将萧挞凛，辽军被迫请和。结果战败的辽国，不但没有退还半寸幽燕的土地；打了胜仗的宋朝反而同意每年赠辽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同辽国签定和约，史称“澶渊之盟”。
两地：两边，指宋和辽。
戒生事：不许惹起纠纷。
庙堂：指北宋朝廷。远图：深远的谋略。
界河：两国分界的河流。
这首诗为作者于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冬，充任贺契丹国母生辰使出使契丹途经边界时有感而作，揭露了屈辱的澶渊之盟给国家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抨击朝廷的腐败无能，对边户的不幸遭遇表达了深厚的同情。
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是一首歌咏早春景致的词，意在提醒至们及早探春，不要遗忘了之后的梅花。
上片分写梅与柳这两种典型的早春物候。“雪云散尽，放晓晴池院。杨柳于至便青眼。”首二句描写初春天气，积雪融化，天气放晴。“杨柳于至便青眼，”至们喜悦时正目而视，眼多青处，故曰：“青眼”。可见词语语意双关，既写初生的柳叶似眼，又巧用“青眼”一次，以示柳对至的好感。"
“更风流多处，一点梅心，相映远，约略颦轻笑浅。”这首二句便写梅花，词至将梅花拟至化，说它“风流”更多。因梅花花小而粉蕊，故称“一点梅心”。后面两句将梅与柳结合起来描绘，柳与梅一低颦，一浅笑，相映成趣，含无限风致。
下片说理，情理交融。“一年春好处，不在浓芳，小艳疏香最娇软。”用韩愈诗句“最是一年春好处”意，承上启下。“小艳疏香”说柳眼梅心；“疏”指梅花疏影，也指柳条稀疏。“娇软”也一样，只是“娇”偏重写梅，“软”偏写柳。“浓芳”二字则下启。
“到清明时候，百紫千红，花正乱，已失春风一半。早占取韶光共追游，但莫管春寒，醉红自暖。”清明时候，春光烂漫，百花争妍。但百花盛开，反使至感到“无复新意”，况且胜极而衰，春光最盛时，春天也便要逐渐消散了，所以说：“已失去了春风一半。”“早占取韶光共追游，但莫管春寒，醉红自暖。”词至劝至们及早游春，不要坐等美好时光的流逝。
这是一首惜春词，意在让至们及早探春莫留遗憾，也寓意着让至们早抓时机，以期有所作为。
这首词写女子怀春。
上片开始用“清晓妆成”间明了时间和人物的身份。“柳球”句，明为写物，实则写人，女子的婀娜情态隐约可见。紧接着直到下片用了一连串的动作：“卷帘”、“直出”、“指间”、“凭朱栏”、“含颦”等显示她对春天的热爱与珍惜。“卷帘”句见其爱春心切；“指间”句见其赏春的喜悦；“日高”句见其爱春之情深，由此结出“含颦”句，“恨春残”全由惜春，真切感人。“春残”照应首句的“寒食天”，收拢全章。
这首小令刻画出一位古代大将威武雄壮的姿态，表现出立下卓著战功后志得意满的心情。虽仅二十九个字，却因为作者高超的技艺传达出异常丰盈的信息，有很强的画面感和现场感。语言简洁凝练，人物形象描绘，人物内心的描写，都生动传神。
“金妆宝剑藏龙口，玉带红绒挂虎头”用整饬的对句为威风凛凛的将军写形。黄金做装饰的宝剑藏在龙形纹饰的剑鞘里，一个“藏“字，欲扬反抑，带给人的是“匣中宝剑夜有声”（宋陆游《长歌行》），按捺不住绝鞘欲出的张力。玉带轻摇，红绒婆娑，虎头金牌缠在腰际，在威猛的底色上又加抹一笔俊逸洒脱之姿，一个“挂”字，金牌随身摇摆跳脱的轻快意趣隐隐流出。”金”“玉”“红”描颜色质地，“龙口”“虎头”壮气势声威，绝无一字落空。
“旌旗影里骤骅骝”与前两句的实处写形不同，转为影中传神，流光幻彩，往来驰骤，颇有“光影驰西流"（三国魏曹植《野田黄雀行》）的观感。唐杜甫《奉简高三十五使君》有“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骏马如飞，在旌旗耀眼斑斓的光影间倏忽而过，“骤”字言速度气势，更言风采神韵，举重若轻，把铁马漫卷的元军描述得有如天兵天将般飘洒烂漫。
最后，“得志秋，喧满凤凰楼”中“凤凰楼”可能是实景，杨果《越调·小桃红》有“玉箫声断凤楼”句，这里指朝廷、京城。这一句写凯旋还朝，举城欢腾。至此，几个画面一气贯下，一幅比一幅气势足，一幅比一幅动感强，如鼓角横吹，战鼓频催。最后，色彩、光影、音声、动静、神情等所有信息全由一个牢拢场面气氛感极强的“喧”字点化，一支首尾完具流光幻彩的小令便这样遏云而出。为了造成这样一种干净利落的表达，作者在动词的选择上很讲究。”藏”“挂”“骤”“满”，下字稳重响亮，与句尾平声的平滑清扬相衬相应，抑扬顿挫，金石铿锵，讽咏之间颇有列队前行的战阵进行曲的声势。
跟伯颜小令指点江山气定神闲的丞相气质相比，这一首的虎啸风生、奔腾驰骤正突显出一位冲杀万马军中不可羁约的勇将本色。在云一窝、月一梭叹世归隐情绪弥漫的元代曲坛，这首雄赳赳气昂昂的武夫马上之曲可称独步。
《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的一篇议论与叙事相结合的散文。文中表彰张巡、许远抗击安史叛军的功绩，驳斥对张、许的诬蔑、中伤，以此来歌颂抗击藩镇作乱的英雄人物。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开始制裁藩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韩愈重新阐扬张、许功绩，无疑是有意义的。
笫一段是引子，借评论李翰的《张巡传》，作一些必要的交代。真正的议论是从第二段开始。张、许二人中，许远受诬更重，第二段便主要为许远辩诬。“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是对许远的总评。抓住最关键性的几件事，充分说明许远忠于国家，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品质，同时又紧扣与张巡的关系，让人感到坚守危城，大义殉国，张巡、许远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想把张、许二人分开，从许远身上打开缺口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这样的总评之后，再逐一辩诬，就有高屋建瓴之势。辩诬的第一层是驳畏死论。作者从两家子弟不能通晓父辈心志落笔，庸劣子弟之所以会如此，无非是受流言蜚语的惑乱。当年张、许二人同生死共患难，而子弟互生是非，从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人们自然会想到恶语中伤者之可恨。辩诬的第二层，是驳所谓“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小人的这一攻击，好像抓到一点事实，较畏死论更为恶毒。回击时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文章以人死和绳断作比喻，用归谬法，指出其不达于理。随后发出感愤，斥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指向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而且非常能引起人的共鸣。
在驳倒小人对许远的攻击后，第三段接着为整个睢阳保卫战辩护。先驳死守论，由申述不能弃城逆遁的原因，转入从正面论证拒守睢阳的重大意义。“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把保卫睢阳，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死守论以及其他种种否定睢阳战役的谬论就统统破产了。作者那种反诘的语气，即是面对群小加以痛斥的口吻。在这样大义凛然地斥倒群小之后，便更掌握了主动。于是进一步抓住无可抵赖的事实，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在睢阳将士艰难奋战时，周围弃城逃跑者，擅强兵坐视不救者，比比皆是。那些好议论者竟然放过这类人不提，反而责备张、许死守，完全是居心不良。作者尖锐地指出，这是站在叛乱者一边，有意制造谰言，帮助他们攻击爱国志士。这样一下子便揭穿了小人的阴险面目，使他们再也无法冒充正人君子。
文章第四、五两段展开对英雄人物轶事的描写。第四段写南霁云乞师和就义。乞师一节，把南霁云放在贺兰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功绩，而又企图强留南霁云的尖锐矛盾环境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南霁云由不忍独食到断指、射塔，其言语行为被矛盾一步步推向前进，而他忠义、慷慨、愤激的表现也越来越震撼人心。围绕南霁云，除让贺兰进明从反面加以陪衬外，后面还有作者贞元年间（785—805）过泗州的补笔，不仅把传说坐实，而且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突然宕开一笔，更显得顿挫生姿，摇曳不尽。就义一节，将南霁云和张巡放在一起互相映衬，显示了两位英雄精神的契合。而张巡的忠义严肃，南霁云的临危不惧、慷慨爽朗，又各具个性。第五段补叙张巡的读书、就义，许远的性格、外貌、出生年月，以及于嵩的有关轶事。材料不像第四段那样集中完整，但作者娓娓道来，挥洒自如，不拘谨，不局促。人物的风神笑貌及其遭遇，便很自然地从笔端呈现出来，同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张中丞传后序》融议论、叙事、抒情、描写于一炉，体现了韩愈文章多变的特色。从前半议论到后半叙事，是一大变。就议论部分看，开头一段，寥寥数语，类似于日记或读书札记的写法。第二段辩许远之诬，多用推论。由于许远所受的诬蔑太重，在阐明一层层事理之后，又有悲慨深长的抒情插笔。第三段虽然也是议论，但由于睢阳保卫战功勋卓著，有目共睹，所以话语蹈厉奋发，咄出逼人。像“守一城捍天下”一节，读之有“轩昂突起，如崇山峻岭，矗立天半”（吴闽生语）之感。
这首诗由近及远，由小到大，写出了沟水不舍昼夜，滚滚滔滔，流向大海的情景。沟水，绢绢细流，微不足道，但是它始终按一定的方向流去，与大江大河汇合，以汹涌澎湃之势，直奔大海。诗人以小见大，通过一条小小的沟水，表现了一种不屈不挠积极进取的精神，揭示了水流千里归大海这样的历史发展规律。
一沟流水，没有动人的景致，没有广阔的场面，平常又平常，实在难以下笔。但是，诗人从时间、空间上给予展开，由当时，联想到沟水的日日夜夜；从眼下，联想到沟水的千里归宿，把一沟流水同“千里流归大海”这样的道理联系起来，使沟流水闪烁出哲理的光辉，耐人寻味。诗中“住”字用得很好，“住”是人的动作，用它就使沟水拟人化了，富有了感情。若用“尽”字就显得太客观，没有生气。这一问一答，表达了儿童特有的心理，充满情趣，给人亲切的感受，也使全诗活泼生辉。
诗虽然简短，却富于哲理，寓意深刻。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或许想起了汉代乐府《长歌行》：“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时间像小溪水一样流逝，自己一定要发愤努力，不辜负大好的时光。诗人也或许从奔流的小溪联想到人生的历程：小溪不停地流入沧海，象征着一个人从童年逐步地走向成熟、富有智慧，终于汇入浩瀚的人生的大海。诗里还隐隐流露出一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