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文章开头简单介绍东园处在真州的位置及东园的来历。真州位于长江北岸，东临大运河，是水上交通要道，故曰“当东南之水会”。接着写江淮、两浙、荆湖正副发运使施昌言、许元和判官马遵三人，利用闲暇时间“得州之监军废营以作东园”。又写许元于皇祐三年八月来京城办公事，带来东园图，并向作者介绍了东园的情状。先说东园面积广百亩，有流水横其前，园中有池、台、亭、阁、舟、堂、圃等，且特色各异：池很清，而“浸其右”；台很高，而“起其北”；亭名“拂云”，以夸张其极高；阁名“澄虚”，以形容池水极清；舟为“画舫”，以突出其华美；堂可供“请宴”；圃可供“射宾”。再写今日园中景物的美丽、壮观与游人的欢乐，与昔日的荒僻残破、阴森恐怖相对比。作者连用三组结构相同的排比句式，通过今昔对比，强调如今东园景象的美丽多姿和游人的欢乐欣喜，还指出“其物象意趣，登临之乐，览者各自得焉”，园中之景不能在图上一一画出，也不能由许元一一道来，只能得其概略，所以说这篇园林碑记也只能“书其大概”。接着点出请作者作记的意图，说东园是四方之宾客与建园者共乐之地，四方之士没有一天不来，而那三个建园者却总有一天要离开，若“不为之记，则后孰知其自吾三人始也”。最后称颂许元三人通力合作，朝廷、民间供应充足，东南百姓无怨愁之声，闲暇之时，又“与四方之贤士大夫共乐于此”，称其精神之可贵。

　　这是一篇风格独特、写法新颖的庭园记。作者未曾到真州东园实地游览，而全凭所见到的一幅图画和庭园主人的一番口头介绍写成这篇文章，却能把叙述对象写得如此真实可感、气象万千、美丽诱人。全文最吸引眼球的地方是对东园美丽风光的描绘。这种描绘有三点值得注意：一、全部描写，皆借他人之口、以第三者的语气说出，在表现手法上可以说是一种创新。二、着意于东园修建前后的巨大变化。在描写现在的台池亭阁、流水画舫、佳花美术、清宴弦歌的同时，对比描写了昔日此地的破败荒凉。这种对比描写不但加倍衬托出现在的美，而且含蓄地赞扬了庭园的修建者为这种美付出的艰辛。三、句法也有创新。像“台，吾望以拂云之亭”等数句，就是创新之句。此外，全文用了二十余个“之”字，和《醉翁亭记》连用二十余个“也”字一样，都使文章增加了回环往复的形式美和一唱三叹的音韵效果。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此诗犹如一首悲愤的乐曲。全诗八章，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前三章），将日食、月食、强烈地震同朝廷用人不善联系起来，抒发自己深沉的悲痛与忧虑。诗人不理解日食、月食、地震发生的原因，认为它们是上天对人类的警告，所以开篇先说十月初一这天发生了日食。“日者，君象也”，夏末老百姓即以日喻君。日而无光，在古人是以为预示着有关君国的大灾殃。诗人将此事放在篇首叙出，使人震惊。第二章将国家政治颓败、所用非人同日食联系起来议论，第三章又连带叙出前不久发生的强烈地震。诗人关于这些极度反常的自然现象的描述，表现了他对于国家前途的无比担忧和恐惧。诗中写的地震有史实记载，《国语·周语》：“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是岁三川竭，岐山崩。”诗中“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具有特征性的大特写使两千多年后的人读起来，仍然感到惊心动魄。诗人的如椽巨笔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历史上少有的巨大的灾变图。

　　第二部分（中三章），回顾与揭露当亦执政者的无数罪行。诗的第一部分节奏强烈，写出了诗人所见到的上天震怒的状况，在震惊与恐惧中又缠绕着诗人无限的忧伤。他不明白当亦执政者为何不行善政制止天灾，这就很自然地过渡到诗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开列了皇父诸党的清单，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些人从里到外把持朝政，欺上瞒下。皇父卿士，不想怎样把国家治理好，而是强抓丁役，搜括民财，扰民害民，并且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合乎礼法的。他把聪明才智全用在维护自己和家族利益上；他看到国家岌岌可危，毫无悔罪之心，也没有一点责任感，自己远远迁于向邑，而且带去了许多贵族富豪，甚至不给周王留下一个有用的老臣。用这样的人当权，国家没有不亡之理。然而，是谁重用了这些人呢？诗人用“艳妻煽方处”一句含蓄地指出了居于幕后的周幽王。

　　第三部分（后二章），写诗人在天灾人祸面前的立身态度。他虽然清醒地看到了周朝的严重危机，但他不逃身远害，仍然兢兢业业、尽职尽公。在忠直与邪恶两类臣子中，诗人是属于忠直的一类；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诗人又是属于失败的一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诗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是一致的。在诗中，诗人哀叹个人的不幸，哀叹政治的腐败、黑暗与不公，实际上也就是在哀叹着国家的命运。所以说，这一部分同前两部分是有联系的。诗人从三个角度有力地表现了忧国这个主题。

　　此诗的语言基本上是直言抒写，喷涌而出，但有的地方也采用反语和冷峻的讽刺，如“艳妻煽方处”、“皇父孔圣”。有的语言表现力很强，如说皇父等人强霸百姓田产时，用“予不戕，礼则然矣”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强词夺理、蛮横霸道。

　　高观国的这首词主要反映作者到湖边重温旧梦的思想感情，清新蕴藉是这首词的写作特点。

　　“春风吹绿湖边草”，也吹醒了他的旧情，唤起了他的记忆。人的美好感情特别是恋情显得格外有生命力，有时似乎“忘记”了，但不经意间受外界触发又会突然萌发。当春风吹绿湖边草，自然界的勃勃生机、草色的青绿可爱，最易于激发人的美好情感，而将草色喻离情、喻相思、芳草喻情人又是积淀在人们意识中的特定联想，这样旧情就自然会复活了。“春光依旧湖边道”，湖边道上，春意盎然。“依旧”二字，将眼前之春光转换为昔日之春光，引出下二句的回忆中情景。回忆是那么清晰，美好，他一往情深了。“玉勒锦障泥，少年游冶时。”这是他回忆起的少年时来到“湖边道”情景。玉勒锦鞍烘托出马的骄贵、人的精神。少年的他跨上这样的宝马漫游在春风骀荡的湖边，那是多么的风流，多么的令人向往。自然，那次游冶定有难忘的情遇。

　　下片继续写对那次游冶的追忆与回味。“烟明花似绣，且醉旗亭酒。”早春湖畔阳光明媚，岸上的红花象是绣在轻绡上似的，多么艳丽。“烟明花似绣”，写景真切。这个“花似绣”也许还联想到那绣罗裳的意中人。“且醉旗亭酒”，聊且到这酒店中以求一醉。此时他当有茫然若失之感，有意借酒驱遣那撩人的思绪。“斜日照花西，归鸦花外啼。”他在旗亭里沉入了久长的回忆，直到归鸦啼鸣才将他从沉思中唤醒，此时已是夕阳西下了。“烟明”句明为晨景，到“斜日”时间跨度相当大。他“醉”前看到的是“花似绣”，醒来又是“花西”、“花外”，满眼是花，人在花丛之中。这么多“花”，显然是他潜意识的升华，朵朵花都会联想起“她”。这里边，也许还重温了相遇后的情事。玩味“归鸦花外啼”，则日暮乌鸦归来在前人诗中不少有象征男女欢会的意思，如梁萧纲《乌栖曲》：“倡家高树乌欲栖，罗帷翠被任君低。”李白《杨叛儿》：“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这种联想虚无缥缈，写得很含蓄，全篇景色又写得那么美，还是给人以美感的。

　　近人吴梅说：“大抵南宋以来，如放翁、如于湖则学东坡，如龙川、如龙洲则学稼轩。至蒲江、宾王（即高观国）辈，以江湖叫嚣之习，非倚声家所宜，遂瓣香周、秦（按指周邦彦、秦观），而词境亦闲适矣。”（《词学通论》）高观国《竹屋痴语》一些小令以写景抒情见长，文字简洁，耐人寻味，正是周、秦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