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开头简单介绍东园处在真州的位置及东园的来历。真州位于长江北岸,东临大运河,是水上交通要道,故曰“当东南之水会”。接着写江淮、两浙、荆湖正副发运使施昌言、许元和判官马遵三人,利用闲暇时间“得州之监军废营以作东园”。又写许元于皇祐三年八月来京城办公事,带来东园图,并向作者介绍了东园的情状。先说东园面积广百亩,有流水横其前,园中有池、台、亭、阁、舟、堂、圃等,且特色各异:池很清,而“浸其右”;台很高,而“起其北”;亭名“拂云”,以夸张其极高;阁名“澄虚”,以形容池水极清;舟为“画舫”,以突出其华美;堂可供“请宴”;圃可供“射宾”。再写今日园中景物的美丽、壮观与游人的欢乐,与昔日的荒僻残破、阴森恐怖相对比。作者连用三组结构相同的排比句式,通过今昔对比,强调如今东园景象的美丽多姿和游人的欢乐欣喜,还指出“其物象意趣,登临之乐,览者各自得焉”,园中之景不能在图上一一画出,也不能由许元一一道来,只能得其概略,所以说这篇园林碑记也只能“书其大概”。接着点出请作者作记的意图,说东园是四方之宾客与建园者共乐之地,四方之士没有一天不来,而那三个建园者却总有一天要离开,若“不为之记,则后孰知其自吾三人始也”。最后称颂许元三人通力合作,朝廷、民间供应充足,东南百姓无怨愁之声,闲暇之时,又“与四方之贤士大夫共乐于此”,称其精神之可贵。
这是一篇风格独特、写法新颖的庭园记。作者未曾到真州东园实地游览,而全凭所见到的一幅图画和庭园主人的一番口头介绍写成这篇文章,却能把叙述对象写得如此真实可感、气象万千、美丽诱人。全文最吸引眼球的地方是对东园美丽风光的描绘。这种描绘有三点值得注意:一、全部描写,皆借他人之口、以第三者的语气说出,在表现手法上可以说是一种创新。二、着意于东园修建前后的巨大变化。在描写现在的台池亭阁、流水画舫、佳花美术、清宴弦歌的同时,对比描写了昔日此地的破败荒凉。这种对比描写不但加倍衬托出现在的美,而且含蓄地赞扬了庭园的修建者为这种美付出的艰辛。三、句法也有创新。像“台,吾望以拂云之亭”等数句,就是创新之句。此外,全文用了二十余个“之”字,和《醉翁亭记》连用二十余个“也”字一样,都使文章增加了回环往复的形式美和一唱三叹的音韵效果。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真州作为一个州郡,位置正处于东南水运交通的枢纽地带,因此成为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的治江。龙图阁直学士施正臣、侍御史许子春任发运使时,恰好监察御史里行马仲途担任他们的判官。三个人为他们能在一起而高兴。他们趁着空闲的日子,寻得真州废弃的监军营地而修筑东园,每日前往游赏。
本年秋八月,子春因公事来到都城,特将他们江建的东园画成图卷带给我看,说:“这个园宽有百亩,有流水横在它的前面,清池浸润在它的右面,高台建在它的北面。台上,我们筑起了可供登高望远的拂云亭;池边,我们建起了可供俯视清波的澄虚阁;水中,我们造起了浮波逐浪的画舫。园中空地筑起清宴堂,后园则开辟了一个习射娱宾的园圃。满池荷花绚丽夺目,幽兰白芷芬芳扑鼻,还有佳花美木种植成行,浓荫交织,而过去这里却是苍烟白露、荆棘丛生的地方。屋脊高耸,桷子粗大,水光日影,上下摇动,厅堂宽敞幽静,回声悠长,清风习习,而从前这里却是颓墙破壁,深沟断堑的荒凉废墟。遇上天气晴朗,或是逢年过节的时候,真州的文士美女便来游赏,弹琴吹笛,尽情吟唱,而过去碰到风雨阴沉的日子,这里只有鼪鼯鸟兽的嗥叫声。我因此才深信人力是可以改变环境的啊。这图里江画的只是全部景物的十分之一二罢了。至于登高遥望江山的远近,戏水追逐鱼鸟的沉浮,那么自然景物的形象意趣,登高临水的欢乐,观赏的人便各有会心了。凡是画工画不出来的东西,我也就无法叙述了。请您为我们描写出个大概的情形来吧。”
子春又说:“真州,天下的交通要冲,四面八方的宾客来往不绝,都可以和我们在这里同游乐,岂止我们三人独自享受呢?然而池水楼台日益修葺更新,花草树木日益繁茂妍丽,四方的人士无日不来,而我们三人总有一天都要离去的,怎能不眷恋于此呢!如果不为这园写一篇记,那么后来的人谁知道是我们三人创建的呢?”
我认为这三个人才能足以互相辅助成就大事,对他们江负职责又能同心协力,懂得政事的轻重缓急,使上上下下都供应丰足,东南六路的百姓也没有辛苦愁怨的叹息之声。然后才在空闲时间休息,和四方的贤士大夫在园中共同游乐。这都是值得称赞的事,于是我为他们写下这篇文章。庐陵欧阳修记。
注释
真州:宋代州名,治江在今江苏省仪征县。
水会:水路交通的枢纽。
江淮:两浙、荆湖:都是宋代路一级的行政区域。
发运使:全称为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宋代置此司,负责江南六路漕粮征调运输等事,治江在真州。通常置发运正使一至二人,副使数人,判官数人,综理漕运事宜。
龙图阁直学士:宋代特有的学士官名,次于龙图阁学士。
侍御史:官名,属御史台。
监察御史里行:宫名,即代理监察御史。亦属御史台。相
得之欢:关系融洽和睦。
监军:监军使,朝廷派出监视地方军事长官的宦官。
岁秋八月:指宋仁宗皇祐三年(年)的秋八月。
以其职事走京师:因公事到京城开封府去。
浸其右:浸润于东园的西边。
吾望以拂云之亭:指拂云亭建在很高的台上。
池,吾俯以澄虚之阁:池边建造澄虚阁。
画舫:装饰华丽的游船。
敞其中:使东园中央开阔。
为清宴之堂:建造清宴堂。
辟其后:开辟兵园为招待宾客射箭的场圃。
射宾之圃:宾客戏射的场地。射:指射箭的游戏。
芙蕖芰荷:莲花。
的历:即“的睬”,花开晶莹艳丽的样子。
白芷:香草名,多生于水泽之处。
列植而交阴:成排地种植,树荫交互。
苍烟白露而荆棘:意谓此园开辟之前,这里是一片荆棘榛莽,上罩黑烟,下沾白露。
高甍巨桷:高高的房脊,巨大的椽木。
宽闲深靓:虚敞幽深,景致佳美。
颓垣断堑:倾倒的墙壁和挖断的壕沟。
啸歌而管弦:唱着歌儿,弹奏着乐器。
鼪鼯鸟兽之嗥音:黄鼠狼和野鸟怪兽嗥叫的声音。
信有力:的确是出了大力。
一二之略也:只画出了十之一二的景致,其余都省略了。
览者各自得焉:游览的人会各得其乐。
天下之冲:天下的水道要冲。
私吾三人者:满足我们三个人的游乐场江。
眷眷:留恋。
三君子之材贤足以相济:这三位君子的才干贤能足以担负朝廷重任。
知江后先:深深了解漕运的缓急先后。
上下给足:京师和各路粮米供运都很充足。
东南六路:指江东、江西、湖南、湖北、两浙、淮南六路。
庐陵:欧阳修的籍贯,宋代为吉州,在今江西省吉安市。
文章开头简单介绍东园处在真州的位置及东园的来历。真州位于长江北岸,东临大运河,是水上交通要道,故曰“当东南之水会”。接着写江淮、两浙、荆湖正副发运使施昌言、许元和判官马遵三人,利用闲暇时间“得州之监军废营以作东园”。又写许元于皇祐三年八月来京城办公事,带来东园图,并向作者介绍了东园的情状。先说东园面积广百亩,有流水横其前,园中有池、台、亭、阁、舟、堂、圃等,且特色各异:池很清,而“浸其右”;台很高,而“起其北”;亭名“拂云”,以夸张其极高;阁名“澄虚”,以形容池水极清;舟为“画舫”,以突出其华美;堂可供“请宴”;圃可供“射宾”。再写今日园中景物的美丽、壮观与游人的欢乐,与昔日的荒僻残破、阴森恐怖相对比。作者连用三组结构相同的排比句式,通过今昔对比,强调如今东园景象的美丽多姿和游人的欢乐欣喜,还指出“其物象意趣,登临之乐,览者各自得焉”,园中之景不能在图上一一画出,也不能由许元一一道来,只能得其概略,所以说这篇园林碑记也只能“书其大概”。接着点出请作者作记的意图,说东园是四方之宾客与建园者共乐之地,四方之士没有一天不来,而那三个建园者却总有一天要离开,若“不为之记,则后孰知其自吾三人始也”。最后称颂许元三人通力合作,朝廷、民间供应充足,东南百姓无怨愁之声,闲暇之时,又“与四方之贤士大夫共乐于此”,称其精神之可贵。
这是一篇风格独特、写法新颖的庭园记。作者未曾到真州东园实地游览,而全凭所见到的一幅图画和庭园主人的一番口头介绍写成这篇文章,却能把叙述对象写得如此真实可感、气象万千、美丽诱人。全文最吸引眼球的地方是对东园美丽风光的描绘。这种描绘有三点值得注意:一、全部描写,皆借他人之口、以第三者的语气说出,在表现手法上可以说是一种创新。二、着意于东园修建前后的巨大变化。在描写现在的台池亭阁、流水画舫、佳花美术、清宴弦歌的同时,对比描写了昔日此地的破败荒凉。这种对比描写不但加倍衬托出现在的美,而且含蓄地赞扬了庭园的修建者为这种美付出的艰辛。三、句法也有创新。像“台,吾望以拂云之亭”等数句,就是创新之句。此外,全文用了二十余个“之”字,和《醉翁亭记》连用二十余个“也”字一样,都使文章增加了回环往复的形式美和一唱三叹的音韵效果。
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八月,时作者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应江淮、两浙、荆湖发运副使许元之请,作者根据所见到的图画,又借许子春的口头介绍而写成这篇文章。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此诗犹如一首悲愤的乐曲。全诗八章,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前三章),将日食、月食、强烈地震同朝廷用人不善联系起来,抒发自己深沉的悲痛与忧虑。诗人不理解日食、月食、地震发生的原因,认为它们是上天对人类的警告,所以开篇先说十月初一这天发生了日食。“日者,君象也”,夏末老百姓即以日喻君。日而无光,在古人是以为预示着有关君国的大灾殃。诗人将此事放在篇首叙出,使人震惊。第二章将国家政治颓败、所用非人同日食联系起来议论,第三章又连带叙出前不久发生的强烈地震。诗人关于这些极度反常的自然现象的描述,表现了他对于国家前途的无比担忧和恐惧。诗中写的地震有史实记载,《国语·周语》:“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是岁三川竭,岐山崩。”诗中“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具有特征性的大特写使两千多年后的人读起来,仍然感到惊心动魄。诗人的如椽巨笔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历史上少有的巨大的灾变图。
第二部分(中三章),回顾与揭露当亦执政者的无数罪行。诗的第一部分节奏强烈,写出了诗人所见到的上天震怒的状况,在震惊与恐惧中又缠绕着诗人无限的忧伤。他不明白当亦执政者为何不行善政制止天灾,这就很自然地过渡到诗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开列了皇父诸党的清单,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些人从里到外把持朝政,欺上瞒下。皇父卿士,不想怎样把国家治理好,而是强抓丁役,搜括民财,扰民害民,并且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合乎礼法的。他把聪明才智全用在维护自己和家族利益上;他看到国家岌岌可危,毫无悔罪之心,也没有一点责任感,自己远远迁于向邑,而且带去了许多贵族富豪,甚至不给周王留下一个有用的老臣。用这样的人当权,国家没有不亡之理。然而,是谁重用了这些人呢?诗人用“艳妻煽方处”一句含蓄地指出了居于幕后的周幽王。
第三部分(后二章),写诗人在天灾人祸面前的立身态度。他虽然清醒地看到了周朝的严重危机,但他不逃身远害,仍然兢兢业业、尽职尽公。在忠直与邪恶两类臣子中,诗人是属于忠直的一类;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诗人又是属于失败的一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诗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是一致的。在诗中,诗人哀叹个人的不幸,哀叹政治的腐败、黑暗与不公,实际上也就是在哀叹着国家的命运。所以说,这一部分同前两部分是有联系的。诗人从三个角度有力地表现了忧国这个主题。
此诗的语言基本上是直言抒写,喷涌而出,但有的地方也采用反语和冷峻的讽刺,如“艳妻煽方处”、“皇父孔圣”。有的语言表现力很强,如说皇父等人强霸百姓田产时,用“予不戕,礼则然矣”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强词夺理、蛮横霸道。
高观国的这首词主要反映作者到湖边重温旧梦的思想感情,清新蕴藉是这首词的写作特点。
“春风吹绿湖边草”,也吹醒了他的旧情,唤起了他的记忆。人的美好感情特别是恋情显得格外有生命力,有时似乎“忘记”了,但不经意间受外界触发又会突然萌发。当春风吹绿湖边草,自然界的勃勃生机、草色的青绿可爱,最易于激发人的美好情感,而将草色喻离情、喻相思、芳草喻情人又是积淀在人们意识中的特定联想,这样旧情就自然会复活了。“春光依旧湖边道”,湖边道上,春意盎然。“依旧”二字,将眼前之春光转换为昔日之春光,引出下二句的回忆中情景。回忆是那么清晰,美好,他一往情深了。“玉勒锦障泥,少年游冶时。”这是他回忆起的少年时来到“湖边道”情景。玉勒锦鞍烘托出马的骄贵、人的精神。少年的他跨上这样的宝马漫游在春风骀荡的湖边,那是多么的风流,多么的令人向往。自然,那次游冶定有难忘的情遇。
下片继续写对那次游冶的追忆与回味。“烟明花似绣,且醉旗亭酒。”早春湖畔阳光明媚,岸上的红花象是绣在轻绡上似的,多么艳丽。“烟明花似绣”,写景真切。这个“花似绣”也许还联想到那绣罗裳的意中人。“且醉旗亭酒”,聊且到这酒店中以求一醉。此时他当有茫然若失之感,有意借酒驱遣那撩人的思绪。“斜日照花西,归鸦花外啼。”他在旗亭里沉入了久长的回忆,直到归鸦啼鸣才将他从沉思中唤醒,此时已是夕阳西下了。“烟明”句明为晨景,到“斜日”时间跨度相当大。他“醉”前看到的是“花似绣”,醒来又是“花西”、“花外”,满眼是花,人在花丛之中。这么多“花”,显然是他潜意识的升华,朵朵花都会联想起“她”。这里边,也许还重温了相遇后的情事。玩味“归鸦花外啼”,则日暮乌鸦归来在前人诗中不少有象征男女欢会的意思,如梁萧纲《乌栖曲》:“倡家高树乌欲栖,罗帷翠被任君低。”李白《杨叛儿》:“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这种联想虚无缥缈,写得很含蓄,全篇景色又写得那么美,还是给人以美感的。
近人吴梅说:“大抵南宋以来,如放翁、如于湖则学东坡,如龙川、如龙洲则学稼轩。至蒲江、宾王(即高观国)辈,以江湖叫嚣之习,非倚声家所宜,遂瓣香周、秦(按指周邦彦、秦观),而词境亦闲适矣。”(《词学通论》)高观国《竹屋痴语》一些小令以写景抒情见长,文字简洁,耐人寻味,正是周、秦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