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无题》，不论有无寄托，都写男女相思，唯独这首例外。纪晓岚认为：“此是佚去原题，而编录者题以《无题》，非他寓言之类。”此说有一定道理。
大中二年（848）秋，诗人留滞巴蜀，无所事事；秋灯夜雨，客旅孤愁。兼之妻问归期，故思家忆归之情不能自己，遂于“夜雨寄北”之后，沿江东下。按归程本应直达荆南（江陵），然后陆发北上。可是宦海浮沉，一事无成，不甘就此罢休，于是想到湖南观察使幕府一游，便在武昌停桡。然事终不谐，又只好返棹武昌。此诗即作于武昌，抒写宦途风波、政治失意及思归不得的忧愤。
首句赋而兼比。一方面实写自巴蜀买舟东下的情景，又以之比宦途的风浪险恶，说自己象一叶扁舟在风波中颠簸无靠。由儒家思想薰陶的封建知识分子，其心态是达则兼济天下，扬眉吐气，很少想念家室；而当在外困顿失意、穷途末路之时，对家庭骨肉、亲情的温暖，又倍觉可贵。“万里风波一叶舟” 正是这种宦海苍茫、回归不得的心境下的喻象的外化，感慨深沉而出语自然浑成。二句写出了“忆归之心，愈欲撇开，愈加萦系”（姚培谦笺）的矛盾心理。“初罢 ”，刚刚罢休、丢开。“夷犹”即“犹豫”。全句说才把忆归的心事丢开，决定在武昌稍事停留，一下子又犹豫起来，恨不得插翅飞回家中。诗人对妻子一往情深，诗集中不少寄妻赠内诗流露出为仕为家不能两顾的矛盾和痛苦。稍后所作《荆门西下》云“人生岂得轻离别”、“蕙兰蹊径失佳期”，即同一意绪。
三、四句承“忆归”，申足所以“夷犹”之意，并伏下末句“思乡”。“碧江”指长江，用“碧”既为江水设色，又同四句“黄更”相对。“地没”一词，历来视为难解。《说文段注》“没老，全入于水，故引申之义训‘尽’。”那么“地没”即“地尽”，指远处水天相接烟波微茫之处，极引游子眺远思归之情。“元”通“原 ”。这一联说，悠长的江水本来一直牵引着我的归心，无奈宦海浮沉，只好在黄更矶边停了下来，矛盾的心境，抒写得曲折动人。
五、六承二句“罢”，申足所以暂时“罢归”之意，并逗下“怀古”。诗人滞留荆巴、一事无成，而怀想古人在荆巴的有成之士，亦思振起，庶不愧于古人。这就是为什么诗人思乡之情如此深切而竟中途停留的深层原因。埋茔阆中的张飞，当年在当阳长阪“据水断后，瞋目横矛”，何等英雄，虽然后来为部将所杀，总算是“冤魂报主”。西晋的王浚小字阿童，曾在荆门对过之西塞山燃炬烧融孙吴的千寻铁锁，建立了不朽功勋，其行义之高尚更如霜气之横贯秋空。《唐音癸签》卷二十四：“六朝人诗用‘镇’字，唐诗尤多……盖有‘常’之义。约略用之代‘常’字，令声俊耳。”故“镇横秋”即“常横秋”之意。七八句自警策：人生不能长此碌碌无为，一下“思乡”，一下“怀古”，这不是令己白头速老吗？七句“岂得”，反躬自问，末句申足前意，说明“无谓”的具体含义在“思乡”，在“怀古”：长期为这种感情所困忧，又怎么能振作精神于一番事业呢？由于七八句诗意的拗折，故感慨的最大张力在七句，百八句才显其沉著深厚。
这是曹丕创作的一篇骈文，文中描写吴质将要赴朝歌上任，曹丕远行在外，作此书信以述离别之情，信中回忆了曾与吴质、阮瑀畅游南皮，纵论诗书，设局博棋的美好生活，对文人学友间的感情表示无限的珍惜。今日重游，已物是人非，引起了作者对朋友离别的无限感慨。全文抚今追昔，怀旧悼亡，娓娓叙来，情意恳切。词语平淡自然，朴素整齐，骈散兼施，直抒胸臆，不用典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这封书信共三段，首段和末段的时序都是今日，中间一段是主体部分，时序在往日，形成今昔对比，前后照应。
首段是书信的开场白，先对友人问候，再述说写信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愿言之怀，良不可任”，压抑在心中的情感不吐不快，一叙衷曲，最后述说书信的功效，反而更增加了思念之苦。
第二段主体部分，具体追忆“昔日南皮之游”的情形，除开篇“五月十八日，丕白”和信末“丕白”等五句书信格式语外，此书信共五十七句、二百二十四字，“南皮之游”的描绘达二十四句、一百字，就全文而言，占最多篇幅。曹丕动情地追忆当年与“七子”等的清谈游乐，诗酒唱和的情景：朗曜白日、清风明月，有甘美的佳肴果品，清冽的泉水，六经诸子的博谈、飘逸妙捷的文思，娱心闲琴棋弈，逍遥驰骋，同游卧坐。综言之，南皮之游可谓囊括诗化生活之尽善尽美矣。但段末陡然转折，当日“斯乐难常”的少年之愁，今日竞一语成谶，生死相阻、众人离别之后竟无语凝噎，“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此一句照应了第一段“愿言之怀，良不可任”，也是在回忆后承上启下，回到现实的悲哀感受。
末段描写今日“时驾而游”，与上段形成对比；从表面来看，与过往南皮之游无甚差异，一样“众果具繁”，一样“文学托乘于后车”。但实质上，时光早已流逝：“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最后与前文照应，第一段结尾的情绪是“益用增劳”，故以“我劳如何”兜承；第一段结尾引出思念“不可任”的原因是“足下所治僻左”，连通信都难，故末段以“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呼应。结构安排甚为严密。
整篇书信的情感基调是“悲从中来”、“物是人非”的伤感，但这种感伤并没有走向否定人生的悲观主义，相反，作者将温馨的怀旧与忧伤的思念交织在一起，对有限人生的眷恋，对真挚友情的珍惜，是这种感伤的实质性内涵。作者毫无帝王的矫饰，全出自一片真情，充分显现了他对友情的珍重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不仅是时过境迁、各在一方的感念，更是在战争频仍、忧患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作者关怀真实生命的另一种体现，因而文章多了一份慷慨悲凉的风韵，体现了建安时代文学风格的典型特征。
魏武帝曹操有《苦寒行》，又名《北上篇》，概取诗首句“北上太行山”首二字“北上”名篇。李白此诗盖取曹诗之旨，写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备受叛军蹂躏的苦难状况。全诗格调低沉、苍凉，极富感染力。
此诗以巧妙的设问开篇：“北上何所苦？”为找到答案，诗人以沉痛的心情审视难民们绕行的太行山：“北上缘太行”，找到这因自然环境而致的第一个原因：“磴道盘且峻，巉岩凌穹苍。马足蹶侧石，车轮摧高冈。”山高路陡，车马难行。随即又放眼广阔的政治背景：“沙尘接幽州，烽火连朔方。杀气毒剑戟，严风裂衣裳。奔鲸夹黄河，凿齿屯洛阳。”诗人找到了迫使人们迁徙的战乱这一社会问题，是为另一个原因。虽然明了“何所苦”的原因，诗人却无力为他们排解，只能以更加沉痛的笔触描绘那悲惨的情景。从“前行无归日”到“饥饮零露浆”十二句，诗人描述了“北上行”人们的惨状。接着“叹此北上苦，停骖为之伤。”诗人发出了长叹，停下马车，不忍再看，仰天狂呼：“何日王道平，开颜睹天光？”
这首诗笔触极为细致，追本溯源，刨根究底，描绘灾民图时由环境而哭声，由哭声而身体，由身体而行动，莫不穷形尽相，给人以极深的印象。此时诗人对月挥杯的飘逸、抽刀断水的豪迈，统统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两眼含泪的悲哀与深切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