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首气势磅礴的诗,既描狼山之景,又抒诗人之情,在众多关于狼山的诗篇中可称冠冕。
首联总起全篇,突兀峥嵘。“万里昆仑谁凿破,无边波浪拍天来。”登山面江望海,只见波浪滔天,西向而望,无边波浪拍天而来,缘此而提出是谁凿破了万里之外的昆仑山,使大水冲决而出,奔腾而下?北宋时狼山还孤悬江中,尚未和陆地相接,到南宋文天祥《渡海望狼山》时也只见“狼山青几点,极目是天涯。”王安石是登山眺望,又处于长江出海处,和唐代杜甫登夔州白帝城时所写《登高》虽也见“不尽长江滚滚来”不同,那是在长江中上游,从高处俯瞰,而狼山仅一百多公尺高,和长江入海处的江面开阔相比较,就更觉江阔水大,波浪拍天。“凿破昆仑,地势高,水量大,气势恢宏。用“谁凿破”的提问,更是想落天外。诗一开始就攫住读者,加之“无边波浪拍天来”更给人以汪洋浩渺之感,且有震撼力。这一开篇,不仅起笔不凡,而且为全诗抒情奠定了基础。
颈联写近景,叙感受。“晓寒云雾连穷屿,春拍鱼龙化蛰雷。”诗人是春季早晨登临狼山的,只见云雾迷漫,岛屿、沙洲都在雾幔之中,春拍之后,春雷动,原来冬眠蛰居的鱼龙都活跃起来,上句的静景,和富有动态感的下句相映衬,使人更觉得春意勃郁。如果说首联从宏观上写出了狼山地处长江之委海之端的地理形势,那么此联就从近景上写出了狼山的地貌特色。
腹联宕开一笔,赞此处犹如仙境。“阆苑仙人何处觅,灵槎使者几时回。”“阆苑”,传说神仙所在的地方。到哪里去寻找阆苑的仙人呢?意谓这里就是人间仙境。“灵槎”即星槎,古代神话中往来天上的木筏,《博物志·杂说下》:旧说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滨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诗人由上两联的实写,到此转为虚写,意在赞美狼山实为神仙居所。以上则将狼山的远景、近景、实景、虚意写全、写足,充分显示了狼山的风貌和意境。
尾联总绾全诗并发感概。“遨游半在江湖里,始觉今朝眼界开。”王安石从家乡临川出来后,应试、为官,还不曾有后来丰富的阅历,初见如此浩渺江面,“始觉今朝眼界开”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赞叹之言出于胸臆。登狼山,“举首四顾,海阔天空;长啸一声,山鸣谷应”确使人眼界顿开,心胸豁朗。
《狼山观海》系王安石早期作品,从此可见这为他后来的创作现出端倪,也为有宋一代诗作埋下根芽。象“万里昆仑谁凿破,无边波浪拍天来”“遨游半是江湖里,始觉今朝眼界开”语言率直,就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把锋芒犀利的语言时常斩截干脆得不留余地,没有回味的表达了新颖的意思”(《宋诗选》第48页)缪钺先生也说:“王安石少以意气自许,故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郡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搏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宋诗鉴赏辞典》第11页)《狼山观海》正体现了王安石早期的诗风。这也可能是北宋初期诗风使然,同时王安石这一诗风也为宋诗的质直、散文化,形象思维不及唐诗埋下根芽。
《狼山观海》虽然是王安石的一首逸诗,可是它给留下了写南通狼山的名篇,也可窥见王安石早期诗风,并对研究宋诗有一定价值。不仅南通人重视它,也是王诗与宋诗研究界值得珍视的。
首联感慨多年未得有做官的机会,到了三十多才好不容易有个官做,感慨这么多年做官的心情已经多半消退了。“三十始一命”,“一命”是官秩最低等,从八品,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工作刻板琐碎。这对隐居耕读十载的岑参来说太失望了。于是感到“宦情多欲阑”,做官的念头消磨殆尽。
但失望归失望,因为家无产业,诗人还是不敢对这来之不易的小小官职有不屑之意。“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官。”在这里,岑参流露出对其初授官职不那么感兴趣,从官职的卑微来说,本不屑为之;可是为生活所迫,却不敢以此为耻。其无可奈何的心态,跃然纸上。
第三联写景。“涧水吞樵路,山花醉药栏”两句中最精炼传神的分别是“吞”、“醉”。前者写出了谷水淹没山间小路、恣肆无拘的情态,后者写出了山花装点药栏、旁若无人怒放的情态,从而表达诗人对隐逸生活的留恋。
尾联“只缘五斗米,辜负一渔竿”两句用典。“五斗米”不是指实数,而是一种修辞手法——夸张,即言其少,意思是指“俸禄微薄”。这是用东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除了这首诗之外,岑参还在多首诗中用了这个典故,如“看君五斗米,不谢万户侯”(《送许拾遗恩归江宁拜亲》);“久别二室间,图他五斗米”(《峨眉东脚临江听猿怀二室旧庐》);“五斗米留人,东溪忆垂钓”(《衙郡守还》)。此诗结尾二句运用了用典、借代的修辞手法,很生动的写景,同时暗喻诗人为了微薄的官禄不得不割舍闲适自得的生活的矛盾心理。
《诗经》中有些篇章索解不易,以致岐见纷错,此篇就是一例。
《毛诗序》称此诗的主题为“大夫悔仕于乱世也”,寻绎诗意,此诗当是一位长期奔波在外的官吏自诉情怀的作品。他长年行役,久不得归,事务缠身,忧至忡忡,诗中披露出他的复杂至情,千载之下,使人犹闻其叹息怨嗟之声。
全诗共分五章。一、二、三章的前八句都是自述其行役之苦、至怀之忧。对这八句的理解,各家基本上无甚异词。接下来则是反覆咏唱“念彼共人”,对“共人”的理解也就岐见纷呈了。“共”即古“恭”字,所谓“恭人”即恭谨之人,具体何指,诸家见仁见智,各抒己说。一种意见认为“共人”是指隐居不仕者。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引丘氏曰:“‘共人’谓温恭之人,隐居不仕者也。贤者久不得归,于是悔仕,进退既难,恐不免于祸,念彼不仕之友闲居自乐,欲似之而不得,故涕零如雨也。”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云:“当时必有温共静退之人劝大夫以不仕者,不从其言,故悔恨至涕泣,睠(按,即眷)睠怀顾,欲出宿而从之也。”朱熹则释为:“共人,僚友之处者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岁莫而未得归,故呼天而诉之,复念其僚友之处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归也。”(《诗集传》)朱熹的说法颇为含混。所谓“僚友”,既可理解为同僚中的朋友,也可看作是同僚与友人并提;而所谓“处”,既可解作隐居不仕,也可释为居留在朝。今人高亨则解共人为“恭敬的人,此指作者的妻”(《诗经今注》)。吴闿生则解为“‘念彼共人’者,念古之劳臣贤士,以自证而自慰也”(《诗义会通》)。
此诗的难解之处在于后二章的诗意似与前三章断为两截,难以贯通。后二章中“靖共尔位”的“共”亦当作“恭”解,那末这一句就是克尽职守之意。如果将前面的“共人”理解为忠于职守的同僚,那末后面敦劝“靖共尔位”似属多余。如果将“共人”理解为隐居不仕者,那末前面既已表示了悔仕乱世、向往归隐之意,后面又勉以恭谨尽职,自相矛盾;而且既然是退隐之士,就不可能有职可守。历来的注解都试图解决这些矛盾,使之能自圆其说,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是:后二章为“自相劳苦之辞”。《吕氏家塾读诗记》引欧阳修说云:“‘嗟尔君子,无恒安处’,乃是大夫自相劳苦之辞,云:无苟偷安,使靖共尔位之职。”吕祖谦申此说曰:“上三章唱悔仕乱世,厌于劳役,欲安处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怀归之叹。至是知不可去矣,则与其同列自相劳苦曰:嗟尔君子,无恒欲安处也。苟静恭于位,惟正直之道是与,则神将佑之矣,何必去哉!”戴溪之说与吕氏同,谓“前三章念共人而悔仕,后二章勉君子以安位”,“始悔仕于乱世,终不忍去其君,可以为贤矣”(《续吕氏家塾读诗记》)。这样的解释也许颇合于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诗教,但将后二章看作既是自勉、又是互相劝慰之词,实在是很牵强的,“自勉”云云只能是解诗者的曲为之说,因为此处说话的对象“君子”明明是第二人称的“尔”。
其实此诗与《四月》、《北山》等诗表达了类似的情感,即感慨征戍久役、劳逸不均。所谓“共人”应该是与诗人一样效命王室、忠于职守的人,因而想到他们,就会油然而生一种同病相怜、眷然怀恋之情,“涕零如雨”、“睠睠怀顾”就是这种情绪的体现。“兴言出宿”则表现诗人在怨艾之后仍起身踏上征途。“念彼共人”的复叠之词展示出诗人情感演变的轨迹:虽然忧伤孤独,疲于奔命,但对王事还是不敢懈怠,有“彼共人”作为榜样,他也只能席不暇暖,奔走四方。有了这样的铺垫,下面转入对“君子”的劝勉也就顺理成章了。揣摩诗意,这四、五两章当是诗人对在上者的劝戒。“君子”不是指一般人,而是那些身居高位的统治者。“嗟尔君子,无恒安处”实在有着无穷的感喟,在这声声敦劝中不难体会到诗人的怨嗟。“无恒安处”的言外无疑意味着这些“君子”的安居逸乐,它和诗人的奔波劳碌、不遑宁处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诗人劝勉这些“君子”勤政尽职,正说明他们未能像“共人”那般一至为社稷黎民操劳。“神之听之”的声声祝愿中不能说没有告诫的弦外之音在回响。
这首诗采用赋体手法,不借助比兴,而是直诉胸臆,将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娓娓道来,真切感人。诗中既多侧面地表现了诗人的内至世界,又展示了他至理变化的轨迹,纵横交织,反覆咏唱,细腻婉转。可以说这首诗与《北山》诗同样表现了不满上层统治者的怨情,但它不像《北山》那样尖锐刻露、对比鲜明,它的措辞较为委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