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上林赋》是《子虚赋》的姊妹篇。此赋先写子虚、乌有二人之论不确来引出天子上林之事，再依次夸饰天子上林苑中的水势、水产、草木、走兽、台观、树木、猿类之胜，然后写天子猎余庆功，最后写天子悔过反思。全赋规模宏大，辞汇丰富，描绘尽致，渲染淋漓。

　　从内容上看，此赋分为从“亡是公听然而笑曰’到“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的起、从“左苍梧”到“百官备具”的承、从“于是乎背秋涉冬”到“心愉于侧”的转、从“于是酒中乐酣”到“谨受命矣”的合四部分。先通过亡是公指出子虚、乌有二人之论不确，从而引出天子上林之事，既承接了《子虚赋》，又为下文作好铺垫；再通过亡是公的口吻，依次夸饰天子上林苑中的水势、水产、草木、走兽、台观、树木、猿类之胜，极言上林苑奇景胜状之巨丽；接着由前面的状物转入渲染天子校猎的场面，先写天子检阅各部曲将帅的情形，再写天子射猎的非凡技艺，归来将猎物分给从人的情形，最后写天子猎余庆功，置酒张乐，美女云集，将奢乐的场面推向最高潮。然后在逐层推进的夸扬之后，突然转折，写天子怅然长叹：“此大奢侈。”全然推翻了前文的夸扬，暗示出作者夸饰上林，渲染田猎，是在暴露奢侈，而不是歌颂功德。继而巧借天子之口提出了治国安民的政治主张，是言褒意贬的讽谏，委婉而深刻。然后借题发挥，语意双关，曲意讽谏，劝谏天子要以礼仪为准则，以圣王为榜样，广收贤才。最后叙述天子行仁义而天下大悦，进行正面引导，同时指出终日纵情田猎的危害，正反对照，直言讽谏，总结全文，与开篇相呼应。

　　全赋先铺陈叙事，突出地表现了叙事大赋的艺术成就；后说理陈志，集中地体现了讽谏的政治内容和讽谏的艺术手段。虽“兴少而比赋多”，但既收到了“写物图貌，蔚似雕画”、“繁类以成“”的效果，又达到了“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光采炜炜而欲燃，声貌岌岌其将动”的程度。在“巨丽”的艺术载体之中充分实现了作者所谓“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意愿。

　　从艺术成就上看，此赋结构宏大，“推天子之苑囿”，将宇宙六合，天下山川尽收笔端，赋中的若干段落，各有主题支配，就算删除一、二节，也不会影响整篇结构；加之内容广博，不管山川多么雄奇，宫观多么壮丽，草木多么名贵，鳞介多么珍异，鸟兽多么殊绝，都被一种占有的形态而存在。那斑驳陆离的苑囿，山泽、川流、林薮、花草、禽兽，就算减去若干，也不会影响整体内容。

　　《定风波·次高左藏使君韵》为黄庭坚贬谪黔州期间的作品。该词主要通过重阳即事，写出了黄庭坚在穷困险恶的处境中，不向命运屈服的博大胸怀，抒发了一种老当益壮、穷且益坚的乐观奋发精神。

　　上片首二句写黔中气候，以明贬谪环境之恶劣，前两句起调低沉，起篇为抑。黔中秋来阴雨连绵，遍地是水，人终日只能困居室内，不好外出活动。不说苦雨，而通过“一漏天”、“似乘船”的比喻，形象生动地表明秋霖不止叫人不堪其苦的状况。“乘船”而风雨喧江，就有覆舟之虞。所以“似乘船”的比喻是足不出户的意思，又影射着环境的险恶。联系“万里”二字，又有去国怀乡之感。下三句是一扬，写重阳放晴，登高痛饮。说重阳天霁，用“及至”、“也”二虚词呼应斡旋，有不期然而然、喜出望外之意。久雨得晴，又适逢佳节，真是喜上加喜。遂逼出“催醉”二字。“鬼门关外蜀江前”回应“万里黔中”，点明欢度重阳的地点。“鬼门关”这里是用其险峻来反衬一种忘怀得失的胸襟，颇有几分傲兀之气。

　　下片三句承上意写重阳赏菊。古人重阳节有簪菊的风俗，但老翁头上插花却不合时宜，即所谓“几人黄菊上华颠”。作者借这种不入俗眼的举止，写出一种不服老的气概。“君看”、“莫笑”云云，全是自负口吻。这比前写纵饮就更进一层，词情再扬，此为二扬。最后三句是高潮。此三句说自己重阳节不但照例饮酒赏菊，还要骑马射箭，吟诗填词，其气概直追古时的风流人物，更将豪迈气概表现到极致，此为三扬。此处巧用晋诗人谢瞻、谢灵运戏马台赋诗之典。末句中的“拍肩”一词出于郭璞《游仙诗》“右拍洪崖肩”，即追踪的意思。下片从“莫笑老翁犹气岸”到“风流犹拍古人肩”彼此呼应，一气呵成，将豪迈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

　　全词结构一抑三扬，笔力豪迈，抒发了作者虽被贬黔州、身居恶劣环境，却穷且益坚、老当益壮，不屈于命运的摆布的乐观精神和博大胸怀。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