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了穆叔与范宣子论何者为“不朽”的一段名言。范宣子以世禄为不朽,穆叔却认为世禄不能称为不朽。他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欧阳修这篇文章里所说的“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就是指立德、立功、立言。全文用了一半篇幅,论三者之所以为不朽。并将“修之于身”(立德)放在最高地位,“见之于言”(立言)排在第三,这自然不无重道轻文的意思。但这篇文章的主旨,又不在权衡文道之孰重孰轻,而另有其深意在。
文章重点在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细读这段文字,会发现文章在立论上有一个矛盾。前面说,圣贤是不同于草木、鸟兽、众人的,这种人“虽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他们之所以被人尊为圣贤,长存不朽,是由于他们曾经立德、立功、立言。这里指明立言为三不朽之一。而第三段又说:“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这是说,立言之士,与草木鸟兽之必然速朽没有区别。下文说得更明显:著作之士“卒与三者(指草木、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前后矛盾。
再三涵泳这段文字,就会悟出这里面有含而未申之意。这含而未申之意,正是该文的主旨之所在。第一,古人留下的著作,大多数仅在《汉书·艺文志》诸书中著录其书名、篇目,具体的作品则“百不一二存”。这说明,历史对立言之士的著作进行了无情的淘汰。那“百不一二存”的传世之作,是大浪淘沙剩下来的金子,是经受过时代的严格考验的,其余的早就湮没不存了。于此可见,文章难工,传世不易。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这是作者的慨叹,既以自勉,也以之勉徐无党。其次,前两段把“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三者并列为“不朽”,是阐述古代经传中论道之言,反映的是书本上的人生价值观念。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将与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欧阳修读史自悟之理。所谓言之不可恃。就是文章著述不重于人的委婉说法。这是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反映了实践中呈现的另一种价值观念。书本上的价值观念与实践中的价值观念如此不同,遂使古今无数文士为之荷笔彷徨。作者自己一生的体验,便是明证。因此,文章结尾用“亦以自警焉”,暗暗透出个中消息。由此可见,这篇文章还表明了自古以来文章之士共同的悲哀,因以之警徐无党。
这样就见出该文的第一个特点:题旨深隐。欧阳修在其《论尹师鲁墓志》一文中提出:写作应该力求“文简而意深”,并说:“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诗人之志,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他这篇《送徐无党南归序》,无愧于文简意深、爱深言切的典范之作。
全文立意,既重在表明文之难工与立言之不足恃,抒发包括自己在内的千古文章之士共同的悲慨,写来便情真语切,感慨深沉,这是该文的另一个特点。自古文士,留下来的篇章已仅“百不一二”,其余都“散亡磨灭”,是事之一可悲。留传下来的文章,“文字丽矣,语言工矣”,又“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是事之二可悲。这些人士活着的时候,“汲汲营营”,辛苦忙碌、呕心沥血地进行写作,才达到文丽语工的境地;而当其“忽焉以死”,仍然免不了“同归于泯灭”,是事之三可悲。末了写到“今之学者”,穷其一生精力,孜孜于文字著作,结果是“皆可悲也”。这段文字,饱含深情,既哀人亦复自哀。那种苍茫万古之意,发而为声,则抑扬唱叹,慷慨苍凉。试诵读第三段,先用“百不一二存焉”,“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发出深沉的咏叹;次用“汲汲营营”一个反问句抒发感慨;再用“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一收一顿;最后用“皆可悲也”放声长吁:语调吞吐抑扬,声情契合,不仅足以“摧其(徐无党)盛气”,也足以引起后之文士读此文者无限悲怆。事之不平,积为愤懑。全篇无一愤语,却饱含愤意于笔端。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还有一个特点:结构非常紧凑,前呼后应,针线绵密,因此读来气势流贯,又回环往复,现出一种感情上的涡流。人手一句,先提出“草木”、“鸟兽”、“众人”三者都无法逃避同归灭亡的自然规律,然后从“众人”中引入“圣贤”,说他们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六字扣紧首句,文境稳步推开。接下去论圣贤之所以不朽在于修身、施事、见言,将三者平列。继以比较法层层筛选,步步推出中心。首则拿“施事”与“见言”比,论见之于言者不如施之于事;再拿“施事”、“见言”与“修身”比,引孔子的弟子宰我、子贡善于言语,冉有、季路长于政事,都比不上能修身立德而并不长于言语、政事的颜回,突出修身为首要之道,立言居三者之末,渐渐过渡到第三段论立言之不足恃,文意暗暗逗出,又层层推进。到第三段,先说“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束以“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荣华”紧承“丽”字,“好音”紧承“工”字,接榫紧密。又加上“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使草木、鸟兽、众人汇齐,与篇首第一句“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桴鼓相应。复承以“而卒三者同归于泯灭”、“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再提“泯灭”、“不朽”,首尾回环,遥相顾盼,使这篇短文在畅达中有一种遒练逆折的劲气。这些地方,都见出作者为文炼气的功力和缜密的文心。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各种草木鸟兽被归类为“物”,而世间众人被归类为“人”,他们生存在世时虽有分别,然而到了死亡时却很相同,全部也都变成腐朽、消亡殆尽的地步。而圣贤身处世人之中,他们也需要面对这种生死变化,然而却和各种事物及世人有分别——他们能在精神、功业上永垂千古,时间再久也能够留存。圣贤能够长存不朽的缘故,就在于他们建立德行、功业或著作了。一个人能努力修炼个人操守的话,一定能有所成就;若要建立个人功业,却是受社会情况限制;若要行文传世的话,则被个人天赋所约束。有些人能建立功业,却未必有著作留下。看《诗》、《书》、《史记》等著作所记,当中有多少人是善于著作的呢?至于有高尚德行的人,更未必能建立功业,又有著作传世的了。孔子的弟子中,有能建立功业的,有能著书立说的。就以颜渊为例,他独居穷宅时挨饥受冷;在与人相处时又整天沉默寡言,旁人也许以为他愚笨无能。然而当时孔门中众多弟子都极其尊重颜渊,无人敢与他相比。就是后世千百年来,也没有人能在德行上能胜过颜渊。由颜渊能够永存不朽的原因来看,固然不是凭借他的功业,更不必说是著作吧?
我曾读《汉书·艺文志》、唐《四库书目》等著作,见当中列举上古至今有著作流传的文人,其作品有多至百余篇,也有少的约三四十篇。然而文人虽多不胜数,大部分的作品却已随时间而散失消亡,至今只存留百分之一二而已。我悲叹这些作者,他们的文章虽然华丽,但好像花木被风飘散,鸟兽鸣叫掠过耳边一样,只得短暂停留人间。他们创作时竭尽心力,这又和世人为生活 忙忙碌碌有何分别呢?而且最后也或早或迟地面对死亡,他们的情况和草木、鸟兽、世人一样;全部归于泯灭消失,可知道“立言”实在是不能够依靠的。现今追求学问的人,他们全部羡慕古代圣贤能够名声不朽,可是只懂用一辈子功夫在著述文字方面,那真是可悲的了!
你(徐无党)从小便跟随我学习,写的文章,已经颇得别人称赞。学成后,又在礼部应考科举;名列前茅,从而名声显著人前。你的文章日渐进步,有一种如泉水涌出山间的气势。不过,我希望借本篇文章挫一挫你的锐气,和勉励你求学之道,因此在你南归之时赠送这篇文章给你。同时,我自己相当喜爱为文写作,因此也用本文来警示自己一番。
注释
一:全,都。
澌尽:全部消失。澌,尽。
泯灭:消灭净尽。
逾:通“愈”。
不朽:不可磨灭。
有得:指能成功。
政事:冉有、季路。
陋巷:狭小的巷子。
肱:指胳膊。
待:凭借。
班固:字孟坚,东汉史学家、文学家,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人。
工:工巧。
汲汲营营:心情急切地营求不已。
为:写。
见:助动词,表被动。
文辞:文章。
摧:折,抑制。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了穆叔与范宣子论何者为“不朽”的一段名言。范宣子以世禄为不朽,穆叔却认为世禄不能称为不朽。他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欧阳修这篇文章里所说的“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就是指立德、立功、立言。全文用了一半篇幅,论三者之所以为不朽。并将“修之于身”(立德)放在最高地位,“见之于言”(立言)排在第三,这自然不无重道轻文的意思。但这篇文章的主旨,又不在权衡文道之孰重孰轻,而另有其深意在。
文章重点在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细读这段文字,会发现文章在立论上有一个矛盾。前面说,圣贤是不同于草木、鸟兽、众人的,这种人“虽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他们之所以被人尊为圣贤,长存不朽,是由于他们曾经立德、立功、立言。这里指明立言为三不朽之一。而第三段又说:“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这是说,立言之士,与草木鸟兽之必然速朽没有区别。下文说得更明显:著作之士“卒与三者(指草木、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前后矛盾。
再三涵泳这段文字,就会悟出这里面有含而未申之意。这含而未申之意,正是该文的主旨之所在。第一,古人留下的著作,大多数仅在《汉书·艺文志》诸书中著录其书名、篇目,具体的作品则“百不一二存”。这说明,历史对立言之士的著作进行了无情的淘汰。那“百不一二存”的传世之作,是大浪淘沙剩下来的金子,是经受过时代的严格考验的,其余的早就湮没不存了。于此可见,文章难工,传世不易。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这是作者的慨叹,既以自勉,也以之勉徐无党。其次,前两段把“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三者并列为“不朽”,是阐述古代经传中论道之言,反映的是书本上的人生价值观念。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将与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欧阳修读史自悟之理。所谓言之不可恃。就是文章著述不重于人的委婉说法。这是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反映了实践中呈现的另一种价值观念。书本上的价值观念与实践中的价值观念如此不同,遂使古今无数文士为之荷笔彷徨。作者自己一生的体验,便是明证。因此,文章结尾用“亦以自警焉”,暗暗透出个中消息。由此可见,这篇文章还表明了自古以来文章之士共同的悲哀,因以之警徐无党。
这样就见出该文的第一个特点:题旨深隐。欧阳修在其《论尹师鲁墓志》一文中提出:写作应该力求“文简而意深”,并说:“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诗人之志,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他这篇《送徐无党南归序》,无愧于文简意深、爱深言切的典范之作。
全文立意,既重在表明文之难工与立言之不足恃,抒发包括自己在内的千古文章之士共同的悲慨,写来便情真语切,感慨深沉,这是该文的另一个特点。自古文士,留下来的篇章已仅“百不一二”,其余都“散亡磨灭”,是事之一可悲。留传下来的文章,“文字丽矣,语言工矣”,又“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是事之二可悲。这些人士活着的时候,“汲汲营营”,辛苦忙碌、呕心沥血地进行写作,才达到文丽语工的境地;而当其“忽焉以死”,仍然免不了“同归于泯灭”,是事之三可悲。末了写到“今之学者”,穷其一生精力,孜孜于文字著作,结果是“皆可悲也”。这段文字,饱含深情,既哀人亦复自哀。那种苍茫万古之意,发而为声,则抑扬唱叹,慷慨苍凉。试诵读第三段,先用“百不一二存焉”,“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发出深沉的咏叹;次用“汲汲营营”一个反问句抒发感慨;再用“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一收一顿;最后用“皆可悲也”放声长吁:语调吞吐抑扬,声情契合,不仅足以“摧其(徐无党)盛气”,也足以引起后之文士读此文者无限悲怆。事之不平,积为愤懑。全篇无一愤语,却饱含愤意于笔端。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还有一个特点:结构非常紧凑,前呼后应,针线绵密,因此读来气势流贯,又回环往复,现出一种感情上的涡流。人手一句,先提出“草木”、“鸟兽”、“众人”三者都无法逃避同归灭亡的自然规律,然后从“众人”中引入“圣贤”,说他们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六字扣紧首句,文境稳步推开。接下去论圣贤之所以不朽在于修身、施事、见言,将三者平列。继以比较法层层筛选,步步推出中心。首则拿“施事”与“见言”比,论见之于言者不如施之于事;再拿“施事”、“见言”与“修身”比,引孔子的弟子宰我、子贡善于言语,冉有、季路长于政事,都比不上能修身立德而并不长于言语、政事的颜回,突出修身为首要之道,立言居三者之末,渐渐过渡到第三段论立言之不足恃,文意暗暗逗出,又层层推进。到第三段,先说“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束以“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荣华”紧承“丽”字,“好音”紧承“工”字,接榫紧密。又加上“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使草木、鸟兽、众人汇齐,与篇首第一句“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桴鼓相应。复承以“而卒三者同归于泯灭”、“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再提“泯灭”、“不朽”,首尾回环,遥相顾盼,使这篇短文在畅达中有一种遒练逆折的劲气。这些地方,都见出作者为文炼气的功力和缜密的文心。
该文作于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是当时作者任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徐无党,婺州永康(今浙江永康)人,庆历初(1041年后)师从作者学古文,皇佑五年(1053年)进士及第,为作者编撰的《新五代史》作过注释。此次南归故里,作者作序赠别。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是一首登临遣怀之作。
“袖剑飞吟”,据《唐才子传》记载,吕洞宾尝饮岳阳楼,醉后留诗曰:“朝游南浦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词人浪迹南北,与吕洞宾诗中所表现的气质有共通之处。这里借用来抒发自己壮游洞庭的情怀,一开始就树立了一个飘泊江湖的词人形象,并使词篇笼罩在豪迈飘逸的仙气中。“洞庭青草,秋水深深”,八百里洞庭以浩瀚汪洋著称,这里词人只用“深深”二字,便轻轻描绘出它的特征。词篇至此,气象也更为开阔。此外,句中的“秋”字不单点明登楼时令,还以秋日多风和入秋百卉渐衰为下文“一快披襟”、“变尽人间”作铺垫,同时又与词人的苍凉胸怀相表里。“万顷波光”仍写洞庭:“秋水深深”专述涵纳深邃,此句特表醉人美色,两相配合,极见情致。“岳阳楼上,一快披襟”,用独立楼头、任风吹开衣襟的形象衬托词人的登楼豪情。宋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自然,“一快披襟”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有风,更重要的还由于深深秋水和万顷波光的感染。总起来看,上片词风豪中带逸,词人登楼的快意在这里得到了有力发挥。
下片开始,词人笔锋陡转,“快”意顿生波澜:“不须携酒登临。问有酒、何人共斟”,用不须携酒引出无人与共,感情凝滞曲折,章法也开始摇曳回荡。这首词上片写无边美景、惬然游情,下片叹人间多变、国事衰微,过片处直说此番登临不能尽兴,这有异于上片,可谓“能发起别意”。但词人写楼、写湖只是为了抒发兴废之叹,因而无人共饮几句正好把普通的登山临水引入创作“原意”。“变尽人间,君山一点,自古如今”,点明“不须携酒”的原因,揭破主题。词人生活在南宋后期,其时不但收复北方领土已经无望,就是南方的偏安局面也在风雨飘摇之中。所以词人面对“自古如今”岿然不动的“一点”君山,难免要想起备受欺凌的“偌大”中国。可是当时的上层人士或流连光景、或苟且度日,似乎无人共饮词人之酒。由此可见上文的“不须携酒”几字包含着无限感慨,而这里的“变尽人间”实为振起全篇的关键:因为只有“人间”才是词人属意的所在,而正因为这个“变”字,词人也才由湖光山色联想到国家民族,进而感物伤怀。
这首词一开始情调昂扬,颇有为眼前景所陶醉的意思,进入下片以后,先用无人共斟道出自己的孤独和苦闷,后以人间变尽点破忧国主题,有如千斛浓愁凝聚笔端。题旨虽在表现词人的深广忧虑,但篇中不仅毫无局促窘迫的影子。相反,还能把执著的爱国热情同超脱的仙风逸气结合成一个整体;同时词中的情绪虽然一再变化,但意脉始终不断,再加上流畅奔放的语句,天真自然的措词,形成了豪健轻快的特殊风格。
李白曾以如椽采笔,驱山走海,状物图貌,描绘了一幅幅色彩鲜明、雄伟峻峭、明丽清新的画卷,再现了祖国壮丽河山的自然美。这些诗篇,流传千古,给人以美的享受。这一首《荆门浮舟望蜀江》,就是由多幅优美生动的画面组成的长江行舟图。
诗的前六句写诗人在舟中望长江的所见所感,着重描绘长江。诗人放眼四看,从三峡奔腾而来的江水,虽值桃花盛开的春汛时期,但依然清澈如成都的锦江。这是实写,却含蕴着诗人深挚的乡土之情,有《渡荆门送别》中“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样一种对故乡的眷恋情意。前六句中一二两句点题,三四两句对长江的描写较为概括,五六两句则作进一步的勾画。第五句以浓丽的色彩加以点染。江水深绿,碧波荡漾,日光照耀,晴空映江,水色天光相辉映,显得异常明净,真是春水碧于天。难怪南宋的大诗人陆放翁赞之为“夺化工之巧”,是“真善状物”的妙笔。第六句描摹江流的动态。滚滚东流的江水,茫茫无际,好像与天相接。这是诗人远望时的深切感受,形诸于诗,不仅使人感到真实,而且觉得生动传神。这两句既从色彩上加以点染,使其明丽如画,又写出了长江一泻千里,烟波浩淼的雄姿。这一画面,色彩鲜明,景中有声,飞动壮阔。
中间六句又是另一幅图画。随着行舟的前进,诗人纵目四观,景物宜人,春光骀荡。连绵的巴山,逐渐消失;万里晴空,白云漂浮,舒卷变化,摇曳多姿;江边,日照白沙,明亮如雪,群雁聚息;岸上,百花盛开,飞出山谷的黄莺,在花丛中穿飞;江中沙洲,芳草萋萋,繁花似锦,和煦的春风,送来扑鼻芳香,但转瞬即过,迎面而来的是郁郁葱葱,苍翠繁茂的林木。这里,诗人的彩笔,不仅绘出了绚丽明媚的画卷,而且传达出融于画境的欢快喜悦之情。尤其出色的是,诗人所描画的不是一幅停滞静止的写生画,而是有如一组连续不断的活动的电影镜头,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最后四句是日暮月升的景象,另是一幅画面。诗人舟行一日,日落西山,夜幕已降,远望江边,暮霭沉沉;东方江面,月亮冉冉升起;再遥望江陵,灯火点点,闪烁不定,著名的渚宫城,应该就在这灯火之中。这也是由几个“镜头”组成的画面,动态感也十分强烈。另外,这一结尾,极有余味,给人以广阔的艺术想象天地。
这首五言古诗,在艺术上很有特色:从艺术构思看,诗人抓住江中行舟这一特点,顺序写来,“如展图画”。从结构上看,诗人从白昼直写到日落月升,层次分明,脉络清晰。从艺术表现手法上看,诗人巧妙地运用表现自然美的各种原始材料,诸如色彩、声音、形状、香气、光线、运动等,并把它们有机地组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动人画面,并且具有鲜明的动态性,使语言艺术的诗,有着形象艺术的效果。从诗篇的意境上看,诗人融情于景,把遇赦东归的喜悦心情倾注在大好春光的景物描绘中,情景交融,塑造了迥远奔放、明丽雄浑的艺术意境,有着强烈感人的艺术力量。
人们常爱用“多义性”来解说诗意,这其实并不准确。“诗言志,歌永言”(《尚书·尧典》)。当诗人作诗以抒写情志之时,其表达意向应该是明确的,不可能存在迥然不同的多种含义。但是,诗人用以表达情志的词语,却往往是多义的。倘若在诗之上下文中,那多种含义均可贯通,说诗者就很难判断,究竟何义为作者所欲表达的“原意”了。为了不至过于武断,人们只好承认:那首诗本有着“多种含义”。对于《葛覃》,遇到的也正是这样一个难题。这首诗的主旨,全在末章点示的“归宁父母”一句。然而“归”在古代,既可指称女子之出嫁,如《桃夭》的“之子于归”;又可指称出嫁女子的回返娘家,如《左传·庄公二十七年》记“冬,杞伯姬来,归宁也”。所以,《毛诗序》定此诗为赞美“后妃”出嫁前“志在女工之事,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傅”的美德,其出嫁可以“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而今人余冠英等则以为,这是抒写一贵族女子准备归宁(回娘家)之情的诗。二者对主旨的判断相去甚远,但在诗意上又均可圆通。究竟取“出嫁”说好呢,还是“回娘家”说好,也实在无法与诗人对证,只能留下一个悬案。
不管抒情主人公是待嫁女还是新嫁娘,她此刻正处在喜悦而急切的企盼之中却毫无疑问。诗分三章,展出的是跳跃相接的三幅画境。首章似乎无人,眼间只见一派清碧如染的葛藤,蔓延在幽静的山沟;然而这幽静的清碧,又立即为一阵“喈喈”的鸣啭打破,抬眼一看,原来是美丽的黄雀,在灌木丛上啁哳。这“无人”的境界只是作者营造的一种画境,在那绿葛、黄雀背后,还有一位喜悦的女主人公,在那里顾盼、聆听。次章终于让女主人公走进了诗中,但那身影却是飘忽的:刚看到她弯腰“刈”藤的情景,转眼间又见她在家中“濩”葛、织作了。于是那萋萋满谷的葛藤,又幻化成一匹匹飘拂的葛布;而女主人公,则已在铜镜前披着这“絺綌”,正喜孜孜试身。那一句“服之无斁”,透露着辛勤劳作后无限的快慰和自豪。三章的境界却又一变,诗行中多了位慈祥的“师氏”。她似乎在倾听,又似乎在指点,因为她的女主人,此刻正央求她告知急需澣洗的衣物。“害澣?害否?归宁父母”——那便是情急的女主人公,带着羞涩和抑制不住的喜悦,终于向师氏透露的内心的秘密。这里终于透露出,这位女主人公,原来是一位急切待“归”(出嫁或者回娘家)的新人。这样,前两章的似断似续,山谷中葛藤、黄雀的美好春景,和“刈濩”、织作的繁忙劳动,就不仅传达着女主人公期盼中的喜悦,而且表现着一种熟习女工、勤劳能干的自夸自赞了。这样的女子,无论是嫁到夫家还是回返娘家,都是足以令夫家爱怜并带给父母莫大安慰的。
此诗是王维《辋川集》中的一首诗。此诗的着眼点不在描绘漆园的景物,而在通过跟漆园有关的典故,表明诗人的生活态度。
郭璞《游仙诗》“漆园有傲吏”,侧面赞美庄子的品性。诗中“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是诗人反其意而用之,说庄子并不是傲吏。庄子之所以不求仕进,是因为自觉缺少经国济世的本领。这也是一种赞美,不过换了个角度罢了。诗人是借古人以自喻,表白自己的隐居,也决无傲世之意,颇有点看穿悟透的味道。
“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含蓄地透露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这两句意思说,做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不过是形迹之“偶寄”而已。在王维看来,只要“身心相离,理事俱如”(《与魏居士书》),这样也是很不错的。做个漆园吏,正好可借漆园隐逸,以“婆娑数株树”为精神寄托。《晋书》中有“此树婆娑,无复生意”的说法,“婆娑”用以指树,形容其枝叶纷披,已无生机。郭璞《客傲》中又有“庄周偃蹇于漆园,老莱婆娑于林窟”的说法,“婆娑”用以状人,形容老莱子放浪山林,纵情自适。王维用在这里,似乎两者兼而取之:言树“婆娑”,是以树喻人;言人“婆娑”,是以树伴人。总之,做这么一个小官,与这么几棵树相伴,隐于斯,乐于斯,终于斯,夫复何求。这就集中地表现了王维隐逸恬退的生活情趣和自甘淡泊的人生态度。
此诗看似评论庄子,其实是诗人借庄子自喻。诗人在辋川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他双追求辟世辞喧、恬淡隐逸的生活情趣,那“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的处世态度,正是诗人心理的写照。此诗用典贴切,蕴藉有致,彼有特色,且与诗人的思想感情、环境经历融为一体,以致分不清是咏古人还是写自己,深蕴哲理,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