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您的诗词,就像供奉翰林李白吟诵风月三千首那样富有才气;您的文章,如同吏部侍郎韩愈百代文宗集大成那样流传后世。
我虽然老了独自伤感,但是雄心尚且还在;以后的来人,谁还能与您一争高低呢?
如今官员腐化,终日贪图享乐,很少关心国家命运和百姓生活,只有我们不与世浮沉,依然忧国忧民。
很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但是缘悭一面,今日我们相聚,何不把酒详谈呢?
注释
翰林:李白曾官居翰林学士,借指李白。
吏部:韩愈曾做吏部侍郎,借指韩愈(一说谢朓)。
罇:通“樽”。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是一首叙写送行惜别的词作。词人为心上人送行,首二句所描绘的农家景致是他们临分手之处:“疏篱曲径田家小,云树开清晓”,“疏篱”、“曲径”是典型的农家景致,也是词人于清晨所见近处之景,再往远处看,笼罩在树林上的云雾渐渐地散开,时间到了清晨,分手的时分已在即。“曲径”,唐诗人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诗有“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此外,“云树开清晓”句,似化用秦观《满庭芳》词中“晓色云开”句,但周词的词序颠倒,所以这里的“开”字似更为精炼。“天寒山色有无中,野外一声钟起、送孤篷”,三、四两句承上而来,词人的目光依旧停留在远处,但见晨雾迷漫,带着寒气的山峦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分别的时刻终于到了,四野一片寂静,只见远处山寺钟声传来,这给凄清的送别场面又增添了一层感伤色彩。“天寒”句,化用王维《汉江临泛》中的诗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词作上片以“疏篱”、“曲径”、“田家”、“云树”、“山色”、“孤篷”、“野外”等描绘一幅素淡画面,画面极为清静淡雅,再衬以钟声,使得画面富有动感,在这种环境中送别,心境自然是凄凉而忧郁的。
词作下片转而叙写自己的心情。但词人并不是以直抒胸臆的方式来表达,而是以一个个动作和画面来达到表述之目的。“添衣策马寻亭堠,愁抱惟宜酒”。这是说送走心上人后,感到寒意袭人和愁意缠绕心间,于是便添加衣服,策马扬鞭去找驿站,买些酒来驱寒解愁。“亭堠”,亦作亭堡,原为侦察、瞭望的岗亭。《后汉书·光武纪》载:“筑亭堠修烽燧。”这里当是指古代废置之亭堠,已改为置酒供行人休息场所。因前文已交代“天寒”,故此遂有“添衣”,但实质上是写词人之心寒愁浓。词人又写自己急急忙忙地寻找亭堠,说明其离愁之浓重。“愁抱”一句是全词中唯一的直抒其情,“惟宜”二字,强调了一种无可奈何之情,亦可理解为本词的主旨。歇拍二句,词人又忽地转入写景,“菰蒲睡鸭占陂塘,纵被行人惊散、又成双”,词人饮罢解愁之酒,又匆匆上路,马蹄声声,惊散了池塘旁水草中尚在熟睡的鸭子,但很快它们又成双地聚在一起睡着了。宋诗人黄庭坚《睡鸭》诗有:“天下真成长会合,两凫相依睡秋江。”这本是乡野常见之景,然实是词人有感而发,借此以衬托自己的孤单,寄托自己的“愁抱”。正如江淹《别赋》中所写:“是以行子肠断,百感凄恻。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奇色。舟凝滞于水滨,车逶迟于山侧。”词作下片以“添衣”、“策马”、“寻亭堠”一系列行动,及鸭睡陂塘之景,侧面写出了词人送别心上人之后无法抒发的“愁抱”,也暗示出词人是位羁旅在外的行人。他似要极力在词作中淡化自己的愁绪,然仍抑止不住地流露出来。
全词炼字度句,精炼含蓄,疏密相间,勾勒微妙,语言深沉,格调超然。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梅花落》厉汉乐府“横吹曲。鲍照沿用乐府旧题,创作了这首前所未见的杂言诗。
“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这两句是说,庭中的杂树众多,我却偏偏赞叹梅花。这里的“杂树”和“梅”含有象征意义。“杂树”,即指一班无节操的士大夫;“梅”,指节操高尚的旷达之士。诗的内容是赞梅,但是作者先不言梅,而是以杂树作衬垫,衬垫的效果,使得高者愈高,低者愈低。于是便触发了杂树的“不公”之感,因而也就按耐不住的提出疑问。
“问君何独然?”这句是说,请问你为什么单单偏爱梅花呢?这“问”的主语是“杂树”。“独”字紧扣着“偏”字,将问题直逼到世人面前。
“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这两句是说,那是因为梅花不畏严寒,能在霜雪之中开花,冷露之中结实。诗人很爽快的回答了赞美梅的理由,但是为了使发问者(杂树)对自己有所了解,所以又接着说明为什么杂树们不及梅的理由。
“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这几句是说,而你们呢,只能招摇于春风,斗艳于春日,即使有的也能在霜中开花,却又在寒风中零落,终究没有耐寒的品质。
诗人在耐寒这一点上,把梅和杂树作了比较。这样一来,赞梅的理由便得到全面而有力的阐发。
这首诗结构单纯,一二句直抒己见,第三句作为过渡,引出下文申述。言辞爽直,绝无雕琢、渲染之态,比如对梅的描写,这里就见不到恬淡的天姿,横斜的身影,也嗅不到暗香的浮动,更没有什么后世常用的高标逸韵,力斡春回的颂词,而只是朴实无华,如实道来——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其句式韵脚,也随情之所至,意之所需,有五言,也有七言,新奇而不造作。诗人以如此单纯朴拙、随意自然的形式,说着并不怎么新鲜的事情,却有几分“稚”趣,然而“念其”、“念尔”,足见褒贬之意,了然于心,所以观点相明,一问即答,快人快语,切中要害,绝非率意而成。
如果说傲霜独放的梅花,就是那些位卑志高,孤直不屈之士的写照,当然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体现。那么“零落逐寒风”的杂树,便是与时俯仰,没有节操的龌龊小人的艺术象征。诗人将他们加以对比,并给予毫不犹豫的褒贬,反映了诗人爱憎分明,刚正磊落的胸怀,也反映了诗人对世风日下的担忧。
这首诗虽是咏物,然其身世境遇、性格理想、志趣情怀无不熔铸其间。就以上所言,又显示出它慷慨任气、沉劲老练的特色。
本诗主要是托讽之辞,采用杂言,音节顿挫激扬,富于变化其一褒一贬,表现了诗人鲜明的态度。这与作者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鲍照“家世贫贱。, (鲍照《拜侍郎上疏》)在宦途上饱受压抑。他痛恨门阀土族制度,对刘宋王朝的统治深为不满,因此,他那质朴的诗句申明确表示了对节操低下的士大夫的蔑视和对旷达之士的赞扬。这里还包含着寒士被压抑的义愤和对高门世族垄断政权的控诉。诗歌以充沛的气势,强烈的个性,明陕的语言,给读者以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