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白石词素以深至之情为体，以清劲之笔为用。这首《惜红衣》词，颇能见其特色。
白石词多有序居首，此词亦然。小序述作词的起源。公元1187年（淳熙十四年丁未），白石依萧德藻寓居吴兴（今浙江湖州）。吴兴水乡，北临太湖，境内有苕、霅二溪，溪水清澈可鉴，屋宇的影子照入湖中，好像水中宫殿，故称为水晶宫。但言上白石感触最深的，还是吴兴荷花茂盛清丽。故在序中强调引用陈与义居吴兴青墩镇时写的《虞美人》词句，对荷花加以赞美。
接着，记述丁未夏天，白石自己游吴兴之弁山千岩。“数往来红香中”一语，正印证着陈词“一路荷花相送”之句，文情隽美。荷花给予白石之感触极深，白石遂作此词。调名《惜红衣》，借取惜荷花凋零之意。
乐谱为白石自制，属无射宫调。但此词所寄予的深意，序中并未道出。白石之辞，极为含蓄隽永，道人之的未道，创人之未新，于欲言又止中见神奇，于奇伟而不怪诞之中见功力。实乃词象一派，该序乃以抛砖引玉之意。
首句“簟枕邀凉，琴书换日，睡馀无力。”起笔用对偶句开头，开篇就使人便觉笔力精健，气势动人。簟枕指凉席凉枕，下一邀字，尽传暑天取凉之心切。琴书指姜夔自著关于古琴理论之书（见《大乐议》及琴曲《古怨》序），下一换字，翻出永昼难捱之意。在白石的炼字炼句之间，便觉意脉伸展。陆辅之《词旨》，曾举此联为属对之范例。第三句睡馀无力，写夏日渴睡，无力二字已暗指主意，但含蓄而隐。在下边二句，笔锋却又宕荡开。“细洒冰泉，并刀破甘碧。”冰，用以形容泉水之清冷。并刀，指快刀，古时并州（治今太原）素以出产快刀而著称。甘碧，指香甜鲜碧的瓜果。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浮甘瓜于清泉。”此二句写夏日瓜果解暑之趣，趣在洒清水洗之，用快刀破之。句法略同清真《少年游》“并刀如水”，“纤手破新橙”。但写出细洒冰泉之趣，及以甘碧之感觉代瓜果之名称，则又显出白石词创新生趣的特色。体味上下文，言外时时有一种聊遣寂寞的意味。接着下一句“墙头唤酒，谁问讯、城南诗客”，反用杜甫诗事，直接写出自己客居的无限寂寞来。杜甫《夏日李公见访》诗云：“远林暑气薄，公子过我游。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旁舍颇淳朴，所须亦易求。隔屋唤西家，借问有酒不？墙头过浊醪，展席俯长流。清风左右至，客意已凉秋。巢多众鸟斗，叶密鸣蝉稠。苦道此物聒，孰谓吾庐幽。……”“城南诗客”，就是借所居“僻近城南楼”的诗人杜甫来自指。纵是如杜甫那样，当佳客来访时，邻家有酒可借，一唤即从墙头递来，但自己却是索居无人过访，纵然有这种想法也是徒然。言“谁问讯”，可见是没有人来问讯。下即紧接“岑寂”二字，真可以说是冷清、寂寞啊。这一短韵，总挽以上所写种种生活细节，无一处不是对孤寂无聊地表现，同时也引起以下所写层层哀愁。“高柳晚蝉，说西风消息”，其意境也是顺手借自杜诗后面几句，但以情景恰当的交融，故不觉其有所借用之感。高柳晚蝉，声声诉说着时序将变、秋风将至的消息，其高迈苍茫的意象，透露着凄然以悲的心事。
“虹梁水陌。鱼浪吹香，红衣半狼藉。”换头以素描之笔写景，使人感觉笔力不懈怠。虹梁，摩状水乡拱桥之美。水陌，描绘湖心之堤如画一样。鱼浪吹香之句，传“鱼戏莲叶间”之神。二句的景象极其清美，似可用以忘忧。第三句红衣半狼藉，却将笔锋硬转，转写荷花已半凋零之凄凉景象，遂接起歇拍西风消息之意脉。邹祇谟《远志斋词衷》称道白石词“有草蛇灰线之妙”，这正好说明了白石词的这种风格。以上极写寂寥之感，时序之悲，下边，终于转出此词的本意——怀人。“维舟试望故国。眇天北。”维舟即系舟。原来，红衣半狼藉，乃是水上所见所指，故感触亲切如此。舍舟登岸后，遥望天北故国，却唯渺邈而已。“可惜渚边沙外，不共美人游历。”渚边沙外是指水岸。吴兴水乡之美，正如东坡《将之湖州戏赠莘老》诗云：“馀杭自是山水窟，仄闻吴兴更清绝。”可惜，此水乡尽管清绝之地，竟不得与故国之美人一起饱览旖旎的风景。美人在天一涯，渺不可及呵。白石怀人情感至深，由此可见。这正是词之内蕴所在。“问甚时同赋，三十六陂秋色？”“维舟”二句，“可惜”二句，此二句，皆挽合人我双方语，具见深情。唯前二句是眇望，中二句是感喟，此二句却是期待。曰“秋色”，似乎可期，但冠以“问甚时”三字，便觉无期，流露出心头的沉沉失落感。别易相会难，思之伤心无极。结穴“三十六陂秋色”，极美，亦应细玩。三十六陂，言水乡湖塘之多，也是荷花生长的环境。白石在吴兴另有赋荷花的《念奴娇》词云“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风裳无数”，在此处用法相同。王安石《题西太—宫壁》诗：“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烟水，白头想见江南”，亦连结荷花而言。“秋色”二字连上“三十六陂”，并非泛指，乃是暗点秋荷。南朝梁昭明太子《芙蓉赋》云：“初荣夏芬，晚花秋曜。兴泽陂之徽章，结江南之流调。”足见江南陂塘的秋荷，也是很可爱的。“同赋”即是同赏，赏而有所咏，故云“赋”。结句拈出赏荷，与词中的序言直接在呼应并紧扣，而期于不可捉摸之“甚时”，亦可哀矣！词已毕而情却未了，正如刘熙载所谓：“幽韵冷香，令人挹之无尽。”（《艺概·词曲概》）至此，词人的未道出真意，以欲言又止，欲叙止的欲扬克抑的手法尽情渲染悲凉凄切之意，引人以揣度和深思，究竟为谁而愁，为何事而忧？
此词所怀思之人指谁，已难确考。可能是指一位挚友，但更可能是指一位合肥女子。词中，“维舟试望故国。眇天北”，可考证。按白石为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县）人，幼随父宦久居于汉阳（今属湖北武汉市）。鄱阳、汉阳，俱在吴兴之西方，不能说是望故国眇天北。从吴兴遥望天北，实瞩目于江淮一带。
当白石二三十岁时，客游于江淮间，曾与合肥女子结下终身不解的情缘。而此情却无法如愿以偿，铸成白石一生之悲剧。白石词集中有关怀念合肥女子之作，极多，极好（详夏承焘《合肥词事考》）。白石若以合肥为故国，应属情理之中，就像今天所称的第二故乡。无论所怀之人为谁，此词至深之情，都是能感动人肺腑的。
此词艺术造诣颇能见出白石词创作的特色。首先，是结构意脉之曲折精微。上片前三韵共七句，刻绘了种种生活细节，看似与怀人无关，但层层暗透寂寞之感，却正是怀人之苦的铺垫与烘托。歇拍与换头三韵共六句，描写时序变迁的消息，则是暗示离别已久之感，别易会难之悲，意脉已渐趋怀人之本意。但仍未点明此意。直至最后四韵六句，才一气倾注出望远怀人相思期盼之苦。末句又叹何时能同赏荷花，与词序所述自己“数往来红香中”遥遥映射，既有照应，又有发展。纵观全幅，结构曲折而意脉精微，层次分明，而意绪疏动，贯通全文。尤其千回百折于现境之内，显然有别于清真词的时空错综之结构，可谓白战不许持寸铁，确实表现出白石自己的特色。其次，是风格之清新刚劲。这要从两个角度分论。论其笔法，有清疏空灵之美，比如宕开笔墨去描摩生活细节、时序景物：“墙头唤酒”以下五句，运用杜诗，有正有反，有明有暗，不粘不脱，称意惬心，语同己出。又有刚劲峭拔之美，有如从暑日夏景之宜人硬转至西风消息，从虹梁、水陌、鱼浪之美景硬转至荷花红衣狼藉之凄景。论其字面句构，亦有生新精健之美。如邀凉、换日、吹香、眇天北等，无不字字新奇，句句生辉。而且全篇辞无虚设，笔无稍懈。（白石词几乎篇篇无败笔，这只有清真词可与媲美。）这样独特的笔法与字句整合，遂产生清刚之风格。第三，是声情与词情妙合一体。宋代精于音律的词人，前有清真，后有白石。
此词是白石创调，其声律独具匠心。全词用入声韵，其声激越。不协韵的句脚字，又异乎寻常的多安排仄声而少用平声。仄声高亢，与入声韵相联缀，遂构成一部激越的乐章。这对于表现深至高迈的怀人之情，不仅适得其宜，而且增添效果。尤其下片后六句为怀人重点段，前二句叠下韵脚，声情愈急密。后四句连用两个去声字作句脚，声情愈高亢。声情与词情，同时推向高潮。白石虽因词作不多，在南宋未能称为大家，但其词少而精，在技巧上的细腻与风格上的清瘦，也显示出独特的成就地位。于此词可见。
“东风吹雨过青山，却望千门草色闲”。开篇紧扣题目，写在长安“春望”。“东风”句，侧重写望中所见。卢纶是河中蒲人（今山西永济县人），家乡刚好位于长安的东面，说“东风吹雨”，是说东风从家乡吹来，自然引出思乡之情。“却望”，是回头望。“千门”，泛指京城。“草色闲”的闲字用得巧，春草之闲正好与人心之愁形成强烈对比，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首联是登高而望，在景语之中，流露出复杂感情。
“家在梦中何日到，春来江上几人还？”这两句为全诗的警句，是春望时所产生的联想。出句是恨自己不能回去，家乡只能在梦中出现，对句是妒他人得归，恨自己难返，语中有不尽羡慕之意。“大历十才子”擅长描写细微的心理情态。（《小澥草堂杂论诗》）他们伤时感乱的情绪，常通过“醉”和“梦”表现出来，像“我有惆怅词，待君醉时说”（李端《九日寄司空文明》），“别后依依寒梦里，共君携手在东田”（《送冷朝阳还上元》），“宿蒲有归梦，愁猿莫夜鸣”（钱起《早下江宁》）等等。他们写醉，是因为清醒时感到痛苦而无奈，只有在醉中才会稍微得到解脱。写“梦”，是感到时代动乱，浮生短促，或者想在梦中召回一些因战乱丧失的美好事物，这种心情相当悲哀、细微。
“川原缭绕浮云外，宫阙参差落照间。”“川原”即家乡，这句说极目远望，家乡在浮云之外，渺不可见，远不可及。“宫阙”句又接至眼前近景，只见长安的宫殿，错落有致，笼罩在一片夕阳之中，这一联表面上写景很壮观，其实隐含着一种衰飒之意。
“谁念为儒逢世难，独将衰鬓客秦关。”大意是说：自己以一儒生遭遇世难，独自客居长安，又有谁来怜悯我呢。“衰鬓”，并非指衰老，而是表现一种衰颓感伤的神态。沈德潜说“遭乱意上皆蕴含，至末点出”，确实如此。
此诗写感时伤乱，抒发了诗人在乱离中的思家望归之情。此诗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写景抒情，笔法老辣，体现了“大历十才子”诗中的“阴柔之美”。
沈德潜《唐诗别裁》用这首诗作例子，将大历诗与盛唐诗进行了一番比较：“诗贵一语百媚，大历十子是也，尤贵一语百情，少陵摩诘是也。”并说这首《长安春望》“夷犹绰约，风致天然”。这种“阴柔之美”，主要表现在诗中浓重的悲哀情绪。诗人感乱思家，眼中所见，心中所思，无非都是伤心之景，悲哀之情，浅吟低唱，一咏三叹，读后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怜悯，这正是阴柔美的表现。姚鼐《复鲁絜非书》论具有“阴柔之美”的文章云：“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如人也，谬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乎其如喜，愀忽其如悲。”所谓“如叹”“如有思”“如悲”的阴柔这美，正是《长安春望》及“十才子”许多诗篇审美特征的概括。
这是一首很典型的羁旅诗。《归信吟》秉承诗人一贯的表现苦吟的诗风。前两句写远游在外的诗人一边洒泪，一边写信给远方的亲人；后两句写自己的魂也随着信一起回到万里之外的亲人身边。表现了诗人对家乡亲人的深切思念。以泪墨修家书已见思念之深，可“书去”自己的魂也一同随着去了，更见思念之苦。可以想象诗人在外漂泊的凄苦。苏轼在《读孟郊诗》中说：“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正道出了此诗的特点。一个“泪”字可见诗人心中凄苦之情，所以诗人是挥泪作墨。“泪墨洒为书”一句，而情真意足，写出小儿女的情态，巧而不纤，较诸“和泪濡墨”的套语自有深浅真伪之别。
《过秦论》共有三篇。其中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是第一篇。它最早附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篇末，列为第二篇；后来褚少孙补《史记》，又把它单独附在《陈涉世家》的篇末。《汉书》《文选》也都选录了这一篇。今传贾谊所撰专著《新书》，当由后人搜辑而成，对此文则明确标出它是三篇中的“上篇”。在《史》《汉》《新书》《文选》四部书中，本篇凡五见，文章字句颇有出入。
从明、清到当代，几乎所有的古文选本都选了这篇《过秦论》（上），因此前人对它的评语也很多。如清人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评它为“雄骏宏肆”，近人吴闿生在《古文范》的夹批中评它“通篇一气贯注，如一笔书，大开大阖”。归纳大多数评论者的意见，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是古今第一篇气“盛”的文章。因此吴闿生的意见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从语言的角度看，所谓气盛的文章，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人名，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还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比比皆是，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很盛。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使文章气盛增加的因素之一，是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本篇之所以以气盛为特点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说理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说理，可以说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把字的篇幅概括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之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所以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事实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就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包涵了这许多东西，自然觉得文章饱满充沛，读起来思路自然而然跟着作者的笔锋走，那当然会显得气“盛”了；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是很有条理的，上来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你不由自主地会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他不中断，你就不能中断，他不节外生枝，你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本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理散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贾谊写这篇文章可以说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席卷天下”四句，“席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上都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都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的缘故。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还有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到底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没有什么希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事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反衬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自信太强，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3段开头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都没有。可是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之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就够了。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一点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必要的，也是学写作的人应予注意的。（或许此文作者的版本 “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位于第三段初。）
第3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还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和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愈写愈神气。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这就像给皮球或车轮打气，打到最大限度，再加上两下，自然球胎或轮胎就非爆裂不可了。然后一下子反跌下来，改从陈涉方面写起，却又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写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于是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贾谊在这篇杰作中完全做到了这一点。
金圣叹在《才子古文》（历朝部分）卷二中对本篇加批语说：“《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一语便断尽，此通篇文字。……至于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衬秦；后半有说秦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这是说得相当扼要的。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好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
总结：《过秦论》主旨在于分析“秦之过”，旧分上中下三篇，其实本是一篇，最广为流传的《过秦论》是文章的前三分之一，它通过对秦国兴盛历史的回顾，指出秦国变法图强而得天下，“仁义不施”而不能守天下。而在中篇和下篇，作者则具体地论述了秦统一之后的种种过失。中篇指出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多年的战乱，本来处在很好的形势中，但秦始皇并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反而焚书坑儒，以暴虐治天下；到了二世时，也不能改正原先的过失，终致国家倾覆。《过秦论》的下篇后部分，作者承接前文，指出在“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的时候，如果子婴能改变原来错误的政策，“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是可以守住三秦之地的，以后“安土息民”，徐图发展，甚至也可以重新恢复国家的统一，但是遗憾的是，秦朝钳口闭言的一贯政策，导致上下“雍闭”，子婴孤立无亲，终于不免灭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