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客中思家,早自《诗·魏风·陟岵》始,千百年来,一直就是诗歌中的传统题材。此类作品大都写于游子离家途中或在他乡住定之后,也就是说,写在游子与家人之间的空间距离正在不断拉长或已经拉长到了一定限度的时候。而本篇的作者却别出心裁,他选择了归程业已过半、与家人之间的空间距离正在不断缩短之中、羁旅生活行将告一段落这样一个时间点,来抒发自己的思家怀人之情。这种构思十分高明,其一,它不落前人窠臼,以生化熟,推陈出新,容易攫住读者;其二,当此渐行渐近之际,离愁别恨尚且浓重如许,那他更行更远、所行既远之前日、昨日的客中相思之苦极、痛极,岂不都在言外了吗?
“记归程过半”,起句便掐指计算回家的路走了多少,还剩多少,与南朝民间小乐府《懊侬歌》“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还有)二千在”同一机抒,归心似箭,不言面喻。“家住天南,吴烟越岫飘渺。”交待自己是从北方回南方。吴、越,指江、浙,春秋时大致分属吴、越两国,故称。作者为浙江海宁人,家正在越地。归期过半,一喜;但举目遥望南天,吴山越水,云遮雾障,若有若无,虚幻缥缈,又意识到“路曼曼其修远兮”,不禁转喜为忧。一波一折,笔有顿挫。“转眼秋冬,几回新月,偏岫离人燎皎。”点出此番离家,不路一年(与篇末“春雨”字对勘,可知他出门之时为春天。去来节令,分置两端,有常山之蛇救首救尾的妙处),又告诉读者,这时正是冬天某个月的月初。一眨眼功夫便过了两个季节,当喜;但去家时间虽不甚长,却也备尝了离思的苦涩,于是心又一酸。三句仍为一起一伏,跌宕有致。“新月”是缺月,游子客中见此一钩缺月,自然会返现到人间的不团圆;何况这缺月光源还挺充足(燎皎,形容明亮),清辉洒满大地,叫人没法躲开;何况不只今夕此时是这样,且昨日,前夜、上个月、上上个月……已不知多少次“照得离人愁绝”(南唐冯延巳《三台令》)了。两句中层次甚厚,颇耐咀嚼。然而还不可忽过那个“偏”字。不直说自己见月生愁,却赋“新月”以主观意志,怪它存心刺激人,岂非无理取闹?实则文学艺术家只讲“情”不讲“理”,执着于“理”往往乏“趣”、乏“味”,无“理”而有“情”,方绝、方妙!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不应有恨,何事偏岫别时圆?”是罪满月,本篇云云,是罪缺月。
以上三句,一笔绾住今昔,泛说较长一个时间段内的离愁。下文则留墨特定当下客馆中的孤苦况味:“急管宵残,疏钟梦断,客衣寒悄。”夜深了,附近不知何人歌筵上的急管繁弦已经消散,报时的钟声虽然稀疏,但在静夜中却显得特别警动,以致惊醒了词人的梦魂。当此万籁俱寂之际,他格外地感到了寒冷和孤独。于是,词人想念起他的妻子来:“忆临岐,泪染湘罗,怕助风霜易老。”他所最最不能忘怀的一幕,是当日分襟(“临岐”,到了岔路口。诗词中往往只作临别义用,不必呆看)的那一刻,簌簌珠泪,沾湿了她的罗衣。(由自己之“客衣”,引出伊人之“湘罗”,文心甚细,针脚遂密)。此情此景,一想一断肠呵。旅途风霜,本就使人憔悴,再加上相思之痛的折磨,恐怕人更老得快了。“助”字下得妙,读者试闭目冥搜,看能找出第二个字替去它否?“风霜”侵蚀人的肉体,“相思”啮咬人的精神,一自外攻,一从内“助”,不“老”何待!此一韵,上七字宕一笔忆“人”,下六字拖转来叙“我”,一推一挽,又是一度宛转。至此,上片四韵已有三番一韵之中前后排奡了,文情云谲波诡,不受控捉。
尽管相思无益,只“助风霜”摧人易老,可是,“怕相思,已相思,轮到相思没处辞”,奈何,回避不得,索性放笔直书。于是一换头便粘紧上结“忆临岐”云云,饱蘸浓墨,信手挥洒,将昔日的长亭弹泪之别写全写尽。“是尔翠黛慵描,正恹恹憔悴,身予低道。”上结已点出伊人“泪染湘罗”,此处更作一番渲染,使她别情依依的愁苦形象愈发明晰、丰满。所谓“翠黛慵描”(翠眉懒画)者,即元人王实甫笔下之“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甚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得娇娇滴滴的媚”是也。所谓“恹恹憔悴”者,亦即前人笔下之“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是也。以上盖借容颜、情态传神。下文改从言语生色:“岫予低道:念此去谁怜,冷暖关山路杳?”你这一去,山高水远,没有奴在身边,谁来疼你,对你嘘寒问暖呢?(自己要多保重啊。)常语。常情。质朴无华。惟其为常语、常情,是天下千千万万个妻子在送别夫婿时都说出过的言语,才有着摇动人类心旌、勾摄人类魂魄的艺术魅力!才是天地间的至情、至语!“岫予(我)”二字,已顺便带出了自己,故下文水到渠成,转述我当时的情态:“才携手教,款语丁宁,眼底征云缭绕。”刚刚拉住伊人的手,让她亲切的叮咛嘱咐,眼前便见那象征着“游子意的”飘飘浮云塞满了去路——尚未踏上征途,客愁已然不堪禁受了。于是,最后一韵便嘶声喊出既是当时又是现在、既是自己又是伊人心中的一团愤懑:“恨不剪,春雨蘼芜,牵惹愁怀多少!”“蘼芜”,一种香草,别名江蓠。“江蓠”谐音“将离”。二句不过是说:我们恨透了离别,它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的愁苦啊!妙在并不直来直去,却采用了一种很别致的修辞手段来表达,你看他写得多么精彩!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运用叙铺手法,描绘出一幅陶令天天喝醉酒、不知五柳树何时回春的景致。“日日醉”、“不知”,流露出陶潜每日醉洒,忘情世事,连亲手植的五株柳树已吐新绿的情形都不知道的情趣。
“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引用“葛巾漉酒”典故,表现出陶潜活谈无为,逸然自得的生活习性,以喻郑晏。《宋书·陶潜传》记载说,陶潜自备无弦素琴一张,微醺时就抚弄寄意,来访者无论身份,都摆酒迎接,如果陶氏本人不胜酒力,先于客醉,就对其言“我醉欲眠,卿可去”。为了表达自己通达不拘的隐士之风,陶潜还特意不用器皿滤酒,直接以头上所戴葛巾,“葛巾漉酒”自此也成为中国历代文人雅士会饮赋诗时喜用的典故。陶潜嗜酒率真超脱,李白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
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陶渊明的饮酒是别有寄托,“爱酒不爱名,忧醒不忧贫”(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十二),饮酒不为求善饮之名,而且是求醉以忘忧,借酒以销愁。酒能给人以腾云驾雾、飘飘欲仙的快感,使人陶然忘却世俗之累,挣脱人生的羁绊,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这与隐士的心境恰好吻合。
“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写陶潜北窗高卧,醒而醉、醉而醒,竟有羲皇上人之感,侧面表现出陶潜活谈无为、逸然自得的生活习性,以喻郑晏,暗寓出郑晏琴酒自乐、悠然自得的生活。
“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紧扣主题,似是客套之话,却又给人以信增亲切之感,拉近了朋友之间的距离。字里间处处充溢着诗人对友人郑晏的关爱之情,突显出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
全诗八句四十字,廖廖数句就刻画出诗人以东晋陶潜喻郑晏,通过描述陶潜醉酒自遁,崇尚太古的生活情趣,表达了李白对郑晏琴酒自乐、悠然自得的生活赞美,同时也流露出诗人愤世嫉俗、超然物外的高洁情怀。
本首诗是一首赠别诗。首联谓己与赵曾同在令狐楚和崔戎幕府任职,同乐亦同悲也;颔联谓己附赵之骥尾,且与赵有亲戚关系;颈联谓两人同出令狐门下,曾受其恩,如今徒存宾馆,崔戎已谢世,往事皆空;末联谓岁暮相逢,往事不堪回首,握手言别,各奔东西。
此辞浅意厚、情深之佳构,诗中涉及的四个人关系密切。令狐楚与崔戎是义山早岁受知者,然而崔戎此时已,令狐内征,太原幕散。昔日与诗人同出门下、同处幕府、同受知遇、同有戚谊者,莫过于赵皙。如今为生计所迫,二人亦将劳燕分飞,一东一西。赠行之际,天涯沦落、漂泊无依之慨油然而生。
首联写二人关系的密切:二人都认识吏部令狐相公与故尚书安平公,同在太原幕府呆了两年,其间经历了相同的欢乐,也体验过同样的悲伤。
颔联更深一层写二人的相知:“已叨邹马声华末”,是说二人才华相近;“更共刘卢族望通”,是说二人有亲威关系。该诗至此都是写二人的相同,看来是喜剧,但接下来的颈联却来了个突然的转折:“南省恩深宾馆在”,令狐相公虽是官运亨通,但是已离开太原幕府,二人失去安身之处;“东山事往妓楼空”,安平公已猝然谢世,追游在他身边的往事永成陈迹。
尾联则点明送行之题:时值年末,二人却要分手,东西两隔,让人情何以堪,人世间事,恐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难过了。这首诗的佳境在不经意流出而情挚意厚,不在辞之浅深。
此诗音节浏亮,语言流走,乍看似与伤悼崔戎、叹息身世的内容不是非常谐调,然而细读之下,才发现此诗于流走之中透出沉郁悲凉,潜气内转,蕴含无限惆怅。
这首诗从陈后主宫中的屏风引发开来。前八句为第一段,紧扣陈后主的屏风而写对社会变迁无常的感慨;后八句为第二段,着重抒发个人的身世的感慨。
“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世事变化无常,迅速如早晚变换,无常如浮萍漂流。“朝暮”一本作“朝露”。朝露这个晶莹的、转瞬即逝的形象,过去常用来比喻人生的短促。汉乐府古歌《薤露》、曹操的《短歌行》中,都曾经出现过。浮萍这个飘忽不定的形象,过去则常用来比喻人生的流离漂泊。作者把这两个习见的形象,转用来比喻抽象的“盛衰”和“世道”,指出:人世间的一切,皆是短暂的、变化无常的。这一带有哲理性的概括,把历史、社会、人生皆包括在内了。作为女性的创作,起笔如此开阔,是不多见的。可见大义公主个人经历的复杂,以及她所眼见的社会变故的剧烈。她的一生遭遇,在感情上是沉重的,且是难以承担的,所以只能将一切归委与世事本身的变迁无常。既然人世是变迁无常的,那么从逻辑上而言,盛衰乃是不断更迭的现象。但作者所注重的,只是“衰”,是人间幸福的毁灭。因此接着两句,转为“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池台”是“荣华”的标志。荣华难守,是世道变迁的趋势;池台终平,是世道变迁的结局。当然,“平”是从象征意义上来说的。旧的皇家建筑不一定被毁坏,而常常是改换了主人。但对于旧主人而言,这也意味着“平”。过去的已经过去,人们常常这样安慰自己。但这是没有力量的,因为一切过去的变迁,都实实在在地影响着现在和未来。姓宇文的“千金公主”也变成了姓杨的“大义公主”了,而杨家的王朝不可能像宇文氏的王朝与她同样血肉相连、可信可靠。因此纵然作者从世道无常的哲学命题出发解释了荣华难守的事实,内心对往昔仍抱着无限的怀念与眷恋。当然,诗还是从陈后主的屏风来着笔:“富贵今何在?空事写丹青。”陈后主的富贵生活,已然被隋文帝扫荡一空了,他本人亦做了囚徒,而在这屏风上,却徒然留下了往昔富贵生活的影子。对大义公主本人而言,她想到的是北周。画中的景象,仿佛就是她往昔梦痕。接着两句,写得非常巧妙。“杯酒恒无乐,弦歌讵有声。”这里面有有多层内涵。第一层,是把画中人和现实中的人合成一体来写。画中边饮酒作乐,边欣赏歌舞的贵人,仿佛是昔日陈后主以及侍臣们。这些囚徒,只是以泪洗面,苟延残喘罢了。第二层,是用陈后主以及其侍臣的命运,影射北周的王公贵族。第三层,则是把自己也涵盖在内,作为亡国的公主,同样是杯酒无乐,不复有弦歌之声。
以上八句,构成全诗的第一阶段。在字面上,这一段完全是扣紧陈后主的屏风而来,但深沉内涵,则完全是感慨北周的覆亡。由于大义公主当时的身份与地位,她无法直接表达对北周王朝的哀悼,只好把陈王朝兴亡的感慨,上升至对于人类社会变迁无常的概括,而将哀悼北周王朝的情感,寄托于哀婉曲折的词语之间。
后八句是全诗的第二段,着重抒发个人的身世之感。“余本皇家子,飘流入虏廷”二句写出个人命运的急剧变化。宇文氏本属鲜卑族,但入主中原后,接受华夏传统文化,汉化程度日深,渐渐以华夏正统自居,而视突厥为野蛮民族,即所谓“虏”。当公主居住在洛阳王宫中时,不但生活安逸,而且每日与亲朋相聚,或诗酒高会,或游园赏春,人生是那样无忧无虑。一旦担负起沉重的政治使命,出嫁突厥可汗,处于完全陌生的人群和文化中,她的不幸感和孤独感,已经是很难承受了。但毕竟,还有一个北周王朝在支撑着她,保证了她在突厥的地位。及至北周为隋所灭,这一点支撑也失去了。尽管杨坚赐给她隋宗室“大义公主”的名义,但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并没有多少可靠的成分。事实上,当杨坚不再需要大义公主时,对她便毫不留情;突厥可汗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也绝不顾惜她的生命。她好像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飘荡在狂恶的风云中,失去了把握自己命运的任何希望。在这样的处境中,“一朝睹成败”,由陈想到周,她不能不“怀抱忽纵横”。但一个女子,对于历史的急剧变化,终究是无能为力的。她只能安慰自己:“古来共如此,非我独申名。”这里是重新回复到开头的哲学命题:自古以来,人世间就充满了变换,一切荣华富贵,都难以久保,并不是我一个人懂得这个道理。既然如此,又何必多说。这是无可奈何的自我排遣。然而,如果说历史的变迁是不可抵抗的,远嫁突厥,都纯粹是自己的个人遭遇。自己本来也刻意嫁一个普通男子,即便在王朝覆灭之后,也未必不能过一般百姓的生活,享受天伦之乐。所以最后归结到“惟有明君曲,偏伤远嫁情”。这里似乎是从邦国覆灭的不幸中摆脱出来,而仅剩下远嫁异域的不幸,其实并不是。正因为北周王朝覆灭了,她作为亡国的公主,孤独地生活在异域,远嫁的不幸更显得沉重。她的不幸,依然是双重的。也有人认为末二句言外之意是自己不以远嫁突厥,而疏远了北周宗室宗族之情。
皇家的公主,在常人看来,总是享尽荣华,一生幸福。其实,由于她们的命运与政治的需要、政权的兴衰联系太紧,有时比普通百姓的女儿更难把握自己。全诗表面上是凭吊陈朝之亡,实际上是在怀念故国北周为隋所灭,己身流落“虏庭”,作者睹物伤怀,慨叹万分,大有昭君远嫁之哀。此诗感情深沉,在哀婉曲折之中透有清绮之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