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州昼锦堂记》是一篇记事散文。文章名为昼锦堂记,实际上主要写了魏国公韩琦非凡的志向和功绩,赞扬了他“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的远大理想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的丰功伟业。
文章先写了古往今来对官至将相、富贵还乡的看法,然后以苏秦(季子)、朱买臣为例,说明读书人穷困时,连庸人孺子都可以轻侮他,一旦他成了达官显贵,那些庸夫愚妇一而俯首请罪,一面懊悔嗟叹,而春风得意的一介之士则趾高气昂。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衣锦还乡。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 一句话,“收拾前文, 振起下意”。作者简要介绍了魏国公的身世经历之后, 着重说明了做将相, 得富贵, 都是他早就应当有的; 而且作为仪仗的大旗和三公的命圭, 礼服都不足以显示他的荣耀和显赫; 只有恩及百姓, 功在国家, 并名垂青史、光照后代, 才是他的志向。然后, 作者介绍了相州昼锦堂的来历, 由昼锦堂的石碑上的诗又谈到魏国公对富贵的态度和他的志向, 并描述了他为官从政的不凡表现。因而赞叹道: 魏国公的丰功伟绩, 被刻于钟鼎, 谱进乐章,乃国家之光荣, 不单是乡里的荣耀啊。最后作者表明了写作此文的动机。
为了突出魏国公的超凡脱俗, 反映他高远的抱负, 欧阳修主要采取了对比的写作方法。官至将相,衣锦还乡,是一般读书人所追求的,也是常人所羡慕和赞叹的。作者先对此渲染一番,然后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对比十分强烈;什么将相富贵,是他早就应该有的;他不象侥幸得志的人,在庸俗的世人面前自夸炫耀;常人引为荣耀的作为仪仗的大旗,不足以表现他的荣耀,常人所追求的三公的命圭和礼服,不足以显示他的显赫;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等等。这些文字都是在进行对比。通过大量、反复的对比,利用对比所产生的强烈反差,表现出魏国公的出类拔萃,使这个确比一般的封建士大夫高出一筹的鲜明形象屹立在了读者面前。
文章结构精巧,连接自然。以议论开始,在对比当中推出“主人公”,从写主人公的简要经历和志向,又自然引出相州昼锦堂,从写昼锦堂处石碑上的诗,又自然进入对魏国公的描写。名为记物,实则写人;写人与记物融为一体。通篇浑然天成,确无雕琢的痕迹。
文章语言婉转流畅,叙事简洁,议论精辟,十分生动传神。例如,文章没有实写魏国公如何处理具体政务,只是简单地写他“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笔墨很少,却把魏国公的性格特征和封建政治家的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文章文字虽简,但内涵丰富,富有感情。通过对魏国公的反复赞叹,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魏国公的敬佩之情,也表现了作者对为官从政的理解,寄托了作者本人的追求。
作者在遣词造句时,十分注意语气声调的变化,使文章富有生气,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据说,就在《相州昼锦堂记》完稿送出数日之后,他又专门派人另送一稿给韩琦,声明前稿有疵,可换此本。韩琦再三核对,只发现文章开头“仕宦”、“富贵”之下,各添了一个“而”字,从而增加了抑扬顿挫之感,与文意更加协调,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此事为历代所传诵,成为文字不厌千回改的佳语。又如,“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和“而其志岂易量哉”两句,采用了反问的句式,通过反问的语气,使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更加突出。“可谓社稷之臣矣”一句,通过感叹句的形式,充分表现了作者对魏国公的衷心赞叹。
欧阳修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主张兴复古道,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浮华的文风。在文和道的关系上,既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也不忽视文采对表现道的重要作用。《相州昼锦堂记》篇幅不长,但内容充实,叙事简洁有法,议论精辟有力,章法曲折变化,语言自然流畅,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文风,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政治见解。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做官做到将相,富贵而回老家,这是大家都认为非常荣耀的事,也是古今都公认的。
一般当读书人穷困时,在乡里过着贫苦日子,平民儿童都可轻视甚至侮辱他。如苏秦不被嫂子礼待,朱买臣被妻子抛弃。一旦坐着四匹马拉的高大的车子,旗帜在前开道,又有骑兵卫队拥着,在街边观看的人,挤在一起肩并肩脚挨脚的,一边仰望一边赞叹;而所谓平头男女,又跑又窜又惊又慌,汗水都出来了,甚至惭愧得低头弯腰,跪在车轮辗起的灰尘和马蹄子中间,向新贵人悔过请罪。这就是一个普通士子,成功得志时,那意气的旺盛,是以前人们所比方的穿着锦绣的荣耀事啊!
惟有大丞相魏国公不是这样。魏国公,相州人。祖辈起代代都有美好的德行,都是有名的高官。魏国公从年轻时就考取科举高榜,登上显要的位置。海内人士听其传布四方的德音,仰望其播及的风采,已有多年了。所说的做将相,得富贵,都是魏国公早就应有的。不像那穷困的人,一时侥幸得志,出乎庸男和愚妇的意料而使他们惊异,并向他们夸耀。既然这样,那么仪仗大旗,不足为魏国公的光荣;桓圭和礼服,不足为魏国公的显贵。只有恩德遍及百姓,功勋建于国家,事迹刻入钟鼎碑石,传播在声乐和文章里,光耀后世,永世不朽,才是魏国公的心志。读书人也是在这点上寄望魏国公啊。哪里只是荣耀于一时一乡呢?
魏国公在仁宗至和年间,曾以武康节度使身份,管理相州,就在后园建了“昼锦堂”。后又刻诗于石碑上,留给相州的人们。诗篇说的是快意于感恩报仇,夸耀个人多誉,都是值得鄙薄的。他不以昔日人们所夸耀的为荣,反而作为自己的警戒。从此可见魏国公是如何看待富贵,而志向哪能轻易测量啊!因此他能出为大将入为丞相,勤劳地为朝廷办事,不论平顺时还是险难时都一样。至于面对重大事件,决策重要议题,垂着衣带,拿着手板,不动声色,把天下放置得像泰山一样安稳,可谓是国家重臣了。他的丰功伟业,被刻上钟鼎,谱成歌曲,是国家的光荣,而不单是乡里的光荣啊。
我虽无机会登上魏国公的厅堂,却庆幸曾诵读他的诗篇,很高兴他大志有成,并向天下宣告。于是就写下以上的文字。
注释
相州昼锦堂:相州,地名,今河南省安阳县。昼锦堂,《三国志、魏志、张既传》:“出为雍州刺史,太祖曰:‘还君本州,可谓衣绣昼行矣’。”魏国公韩琦是相州人,以武康节度使身份回相州任知州,如衣锦还乡,因此,修建了昼锦堂。
仕宦:做官。
困厄闾里:在乡里受困苦。
易:轻视。
季子不礼于其嫂:苏秦,字季子。买臣见弃于其妻:朱买臣,西汉吴县人,曾以卖柴为生,妻子不能忍受穷困,弃朱而去,后来朱买臣做了大官,妻子要求复婚,朱便叫人端来一盆水泼在马头上,让她再收回来。
高车驷马:泛指显贵者的车乘。驷马,四匹马拉的车子。
旄:古时旗杆头上用旄牛尾作的装饰;也指有这种装饰的旗。
骈肩累迹:肩挨肩,足迹相迭。形容人多拥挤。
咨嗟:赞叹。
衣锦之荣:富贵之后回故乡的荣耀。
大丞相魏国公:大:是尊称。魏国公,韩琦的封号。
令德:美好的德行。令:美、善。
已擢高科:已中了高高的科弟。
显士:显贵的官吏。
余光:本指落日馀辉,此处借指人们远远地瞻望韩琦的丰采。
有年:多年。
高牙大纛:高官的仪仗队。牙,牙旗;纛:仪仗队的大旗。
桓圭衮裳:桓圭,帝王授给三公的命圭。圭是古代帝王诸侯拿在手中的上圆下方的礼器。衮裳,三公所穿的礼服。
被:及。
勒之金石:刻在钟鼎、石碑上。
播之声诗:颂扬在乐章里。
至和:宋仁宗(赵祯)的年号(1010-1063)。
武康之节:武康,地名。节,此处指节度使。
圃:园地。
夷险一节:夷,平;险,难;太平的时候和患难的时候表现完全一样。古代官吏束在衣外的大带子。
笏:朝笏,也叫手板,用来指画或记事。
烈:功业。
彝鼎:钟鼎。
邦家:国家。邦,古代诸侯封国的称号,后来泛指国家。
这是一篇应酬文字。是为相州韩琦所建的昼锦堂写的记。
文章主旨是赞誉韩琦身居显位,不炫耀富贵,反引为鉴戒,志在留清名于后世,显真人格于人间;同时贬斥了那些追求名利富贵,以衣锦还乡为荣的庸俗之辈。
文章首先从人情之所荣,从古今之所同入笔,极写衣锦还乡的意气之盛,欲扬先抑,为下文预作铺垫。接着夸赞韩琦的所作所为,韩琦位极人臣,名重一时,却鄙弃那种炫耀富贵的庸俗作风;他回家兴建昼锦堂,是反其意而用之,其轻富贵的品格节操,其远大的志向,非一般夸荣显富者可比。作者表达了对韩琦的由衷赞美敬佩之情。
《相州昼锦堂记》是一篇记事散文。文章名为昼锦堂记,实际上主要写了魏国公韩琦非凡的志向和功绩,赞扬了他“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的远大理想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的丰功伟业。
文章先写了古往今来对官至将相、富贵还乡的看法,然后以苏秦(季子)、朱买臣为例,说明读书人穷困时,连庸人孺子都可以轻侮他,一旦他成了达官显贵,那些庸夫愚妇一而俯首请罪,一面懊悔嗟叹,而春风得意的一介之士则趾高气昂。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衣锦还乡。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 一句话,“收拾前文, 振起下意”。作者简要介绍了魏国公的身世经历之后, 着重说明了做将相, 得富贵, 都是他早就应当有的; 而且作为仪仗的大旗和三公的命圭, 礼服都不足以显示他的荣耀和显赫; 只有恩及百姓, 功在国家, 并名垂青史、光照后代, 才是他的志向。然后, 作者介绍了相州昼锦堂的来历, 由昼锦堂的石碑上的诗又谈到魏国公对富贵的态度和他的志向, 并描述了他为官从政的不凡表现。因而赞叹道: 魏国公的丰功伟绩, 被刻于钟鼎, 谱进乐章,乃国家之光荣, 不单是乡里的荣耀啊。最后作者表明了写作此文的动机。
为了突出魏国公的超凡脱俗, 反映他高远的抱负, 欧阳修主要采取了对比的写作方法。官至将相,衣锦还乡,是一般读书人所追求的,也是常人所羡慕和赞叹的。作者先对此渲染一番,然后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对比十分强烈;什么将相富贵,是他早就应该有的;他不象侥幸得志的人,在庸俗的世人面前自夸炫耀;常人引为荣耀的作为仪仗的大旗,不足以表现他的荣耀,常人所追求的三公的命圭和礼服,不足以显示他的显赫;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等等。这些文字都是在进行对比。通过大量、反复的对比,利用对比所产生的强烈反差,表现出魏国公的出类拔萃,使这个确比一般的封建士大夫高出一筹的鲜明形象屹立在了读者面前。
文章结构精巧,连接自然。以议论开始,在对比当中推出“主人公”,从写主人公的简要经历和志向,又自然引出相州昼锦堂,从写昼锦堂处石碑上的诗,又自然进入对魏国公的描写。名为记物,实则写人;写人与记物融为一体。通篇浑然天成,确无雕琢的痕迹。
文章语言婉转流畅,叙事简洁,议论精辟,十分生动传神。例如,文章没有实写魏国公如何处理具体政务,只是简单地写他“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笔墨很少,却把魏国公的性格特征和封建政治家的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文章文字虽简,但内涵丰富,富有感情。通过对魏国公的反复赞叹,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魏国公的敬佩之情,也表现了作者对为官从政的理解,寄托了作者本人的追求。
作者在遣词造句时,十分注意语气声调的变化,使文章富有生气,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据说,就在《相州昼锦堂记》完稿送出数日之后,他又专门派人另送一稿给韩琦,声明前稿有疵,可换此本。韩琦再三核对,只发现文章开头“仕宦”、“富贵”之下,各添了一个“而”字,从而增加了抑扬顿挫之感,与文意更加协调,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此事为历代所传诵,成为文字不厌千回改的佳语。又如,“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和“而其志岂易量哉”两句,采用了反问的句式,通过反问的语气,使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更加突出。“可谓社稷之臣矣”一句,通过感叹句的形式,充分表现了作者对魏国公的衷心赞叹。
欧阳修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主张兴复古道,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浮华的文风。在文和道的关系上,既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也不忽视文采对表现道的重要作用。《相州昼锦堂记》篇幅不长,但内容充实,叙事简洁有法,议论精辟有力,章法曲折变化,语言自然流畅,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文风,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政治见解。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上片写词人游览雨岩见到的景色。第一句“溪边照影行”,是点题,写游人;第二句“天在清溪底”,写清溪和蓝天;第三句“天上有行云”,写行云;第四句“人在行云里”如同电影中的定格,总写溪、人、云,展示了水底的一个画面。作者在这里所描写的人、天、云都不是实体,而是水中的倒影。清清的溪水,不但是雨岩的优美景色之一,而且也成了词人摄取这张风景小照的胶卷。游人的身影、碧蓝的天空、飘动的浮云,都通过清清的溪水映现出来。“人在行云里”这样神奇美妙的景象,真可谓巧夺天工,不但使描写的景物高度集中,而且意境更为清新活泼,整个画面非常生动,所描写的景物,全部处在变化之中,溪水自然是流动的,游人漫步岸边——“影行”,白云飘转空中——“行云”,这就使画面充满了动感,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
如果说上片的写景,重在刻画形象的话,那么这个下片的抒情,则是着力描绘声音。哗哗的流水,飘荡的上声,不仅使寂静的山谷增添了生气,也为上面的图画配上了音乐。
清人沈祥龙《论词随笔》说:“词贵藏于内……于言外有所感触。”蓦然读去,这首词意境优美,静中有动的图画,配着富于形象的上声与音乐,平易通俗、流畅自然的语言,也令人赞叹不绝。但仔细咀嚼,就会发现:作者把辛酸的感触,藏在迷人的画面背后;把满心的苦闷,融于优美的乐律之中。题目中的“独”字,已经为全词规定了基调,透露出苦闷的气息。下面的内容,自然全都围绕“独”字展开,所以起拍第一句就是“溪边照影行”。这一画面里,只有一个倒映在水中的人影,点出了“独游”,而比“独游”更深刻,因为它渲染出一种悲凉的气氛。
在这特定的氛围里,那清清的溪水,蔚蓝的天空,飘动的白云,这些美好的景物,也染上了凄凉冷清的色彩,成为词人表达孤独之感的衬景。“人在行云里”,不止是倒影交织的画面,也写出了词人不苟随世俗的决心和孤傲清高的品格,暗写了自己遭受打击的原因。内心澎湃的激情和遭受压抑的苦闷,终究是掩遮不住的,“高上”正是词人内心感情的流露和发泄。然而,并没有人能理解他,与他相和的,只是空谷里的溪水。词人的“独”唱,同哗哗的水声,从声音方面渲染了凄凉忧伤的气氛。这种“高山流水少知音”的感慨,是他内心苦闷的表现;而这种“曲高和寡”的情景,正是他收复中原的主张不能得到采纳的写照。那幽深寂静的山谷,那溪水漂浮的残花,不能不说带有象征意义。所以,这首词表面上是记游,描写水光山色,实际上处处贯注着词人愤激的感情,表现了词人遭受排挤、闲居家乡、有志难伸的苦闷和寂寞,也反映了他对时局的不满和对国事的关心。他热爱大自然的风光,又不忘怀于世事,正表现了词人退居时期的内心矛盾,说明他并没有因自然风光的优美而陶醉、而颓废。
这首词通过记叙独游雨岩的情景,抒发了遭受打击、闲居乡里的苦闷,反映了作者内心的不平和对国事的系念。同时,这首词构思新颖,剪裁精妙。题为“独游雨岩”,作者就在“独”字上作文章,上片写“形”独,下片写“声”独。随即带出了雨岩的优美景色,如清溪、蓝天、行云、山谷等。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意境清新自然而又沉郁,景愈美,愈可反衬出词人的不平与愤懑。语言通俗流畅,以虚写实,虚实结合,高度集中。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了这首词的高度艺术性。王国维《人间词话》称:“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于此可见。
清代乾嘉时期岭南的著名诗人和画家黎简,有诗云:“七十二峰倒江水,俯见峰尖插天底;一舟天上棹海松,回合三万寒虬龙。”其构思与辛词同,可见辛词影响之远。
此诗前七句叙述了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功业,赞颂了他们开国拓疆的丰功伟绩,祈求他们保佑后代子孙福寿安康,永远昌盛。在祖先的神主面前,祭者不由追忆起武王创业开国的艰难,眼前浮现出几代祖先英武睿智的形象:击灭商纣,开邦立国的武王,东征西讨,开拓疆土的成王、康王。既有对祖先的缅怀、崇敬、赞美,也是吹捧祖先、炫耀门庭、沾沾自喜的一种心理反映。
接着此诗又以四件典型的乐器,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渲染、烘托了祭祀场所的环境氛围:钟声当当,鼓响咚咚,磬音嘹亮,管乐悠扬,一派其乐融融的升平景象。通过这四种乐器奏出的音乐,触发了人们丰富的联想:在平坦广阔的大地上,矗立着巍峨的祖庙群(天子九庙),像天上诸神的圣殿,高屋深墙,宫阙衔连;在祭祀的内堂,分列着各个祖先的神主,前面的供台上陈列着各种精心准备的祭品,或牛或羊或豕或粢盛或秬鬯,令人不禁肃然起敬。两旁直立着许多随祭的臣仆,屏神静气,主祭者周王一丝不苟地行着祭祀大礼。钟鼓齐鸣,乐声和谐,吟诵的祭辞,虽然平直简约,但是在祭祖这一特定的场所,抚今忆昔,浮想联翩,仍可体味出理性的文字后面掩藏的那一缕幽思。
此诗在文学技巧上运用了赋的艺术手法,“铺陈其事而直言之”(朱熹语),叙说简明,直道其事,以简古的语言为祖先歌功颂德,祈求福庇。诗意虽然略显浅易,但因是与古乐相合而诵,又在“穆清”“肃雍”的庙堂使用,有着超出单纯文字所表达的功能,即特定的环境氛围、特定的心理感受会产生特殊的欣赏效果。远古诗歌,研究者多以为是诗、乐、舞三者合一的,颂诗也是如此,不单是具有文学性一个方面,因此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其内涵、风神,就不能只局限于文字上的表面理解,而应以文字为契机,从庙堂文化这个大范围的角度进行整体的品味、把握,结合对音乐、舞蹈、建筑艺术特点的联想,作全方位的审美观照,才能领会包括此诗在内的颂诗那种庄严、高贵、古穆、雍容的艺术内涵。因为颂诗的功用在于“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毛诗序》),这一目的决定了它的形式、内容、语言风格的特点,也决定了它的使用范围仅仅是王公贵族,也就是说颂诗的审美趣味与它的使用价值是相互统一,互为因果的。
此诗是昭王时代的祭歌,比起早一些的颂诗,在用韵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祭祀仪式隆重尤其是乐器齐奏进行了形象生动斩描述。“喤喤”“将将”“穰穰”“简简”“反反”等叠字词的连续使用,语气舒缓深长,庄严肃穆,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体现出庙堂文化深厚的底蕴。
颂诗的实用性、针对性较强,现代研究者对它的文学价值多有贬斥。固然颂诗是仅供统治阶级玩赏的庙堂文学,缺乏文学意味;但它那种古穆肃雍的艺术风格对后世仪式化的官方文学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开头两句写年复一年,眼见秋花凋落,春花盛开,自己却劳碌奔波,在马背上度过。今天又见春风送暖,不知不觉中,春天已悄然来临。目睹这美好的春景,诗人却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感叹人生如梦如醉,流年似水,岁月也正在悄然逝去。一种急于盼望为国建功立业的感情溢于言表。
“短发”两句,感叹岁月无情,人生易老。诗人长期离开家乡,宦游在外,倏忽间,已到五十岁上下,头发已经稀疏变白,苍白衰老的容颜也只能借助酒力才泛出一点红润。古人不剪短头发,“短发”的“短”在这里是少的意思。头发稀疏,所以只能“轻梳”,头发本不多,又千缕皆白,至于诗人是怎样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辛苦操劳,以致身心憔悴而早衰的情形,也就可见一斑了。
以上四句充分表现了诗人忠于职守、勤于国事,多年为民奔走效力的情况;后面四句则表现了作者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不谋私利,赤心报国的高风亮节。
“离家”二句紧承前面的内容而发,说明“离家”的目的正是为了“报国”,然而离家多年却寸功未建,又深感羞惭。于谦24岁中进士,刚三十岁时,就到江西处理积案,释放了很多被冤枉判罪的百姓。从明宣宗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到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即诗人三十三岁到五十一岁期间,他又做了长达十八年之久的山西、河南巡抚。“离家自是寻常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更何况诗人的感情又是那样的丰富细腻,目睹异乡的春日美景,他又怎能不想念故乡,产生惆怅之情呢?但好男儿志在四方,要想为国有所作为,离乡的悲愁也只能是“寻常事”了。“报国惭无尺寸功”,这固然是作者的自谦之辞,却又表现出他严于律己的人生态度。其实,多年来,作者又何尝“无尺寸功”。他辛苦劳碌,关怀百姓疾苦。灾年里,他下令打开官仓救济灾民。他为到处流浪没饭吃的百姓痛心,为严冬里还穿着破旧单衣的儿童难过。他希望引来天上的银河水灌溉人间的土地,还让老百姓到他的衙门里去控告贪官污吏。在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里,他像冬夜里的火把,给人们带来了温暖,所以老百姓称他为“于青天”。这两句话,实际上正是衰颜白发的诗人壮心不已,深感时光易逝,而急切盼望为国建功的心情的剖白,这正像屈原所说的:“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萧涩”两句,诗人请求不要笑他多年为官而囊中空空,表明他只有报效祖国的长剑一柄,倚青空而立。尽管诗人多年位居高官,却一生清白自守,两袖清风,行囊羞涩。以至于这位始终保持高风亮节,“只留清白在人间”的民族英雄遇害时,朝廷派人去抄他的家,也只发现他“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这在当时贿赂成风的黑暗官场里,难得可贵。那独倚青空的耿耿长剑,正是忧国忧民,顶天立地的诗人胸中的赤胆忠心和凌云壮志的象征。
这首诗平仄协调,颔、颈两联对仗工稳,语言清新自然,明白如话,风格浑然淳厚,质朴刚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