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这首词以剖析短暂人生为由,借此抒发放荡不羁,愤世嫉俗,以酒消愁的心情。
王观,字通叟,宗仁宗景祐二年(1035)生于如皋,卒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16岁时跋涉千里赴开封国子监拜胡瑗为师。22岁时考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大理寺丞。在内朝起草诏旨,并从事诗词创作。王观落笔成章,词名最著的秦观称赞王观“高才力学,无与比者。”王观所作词赋,清新典雅,可与柳永、黄庭坚相媲美。曾因进赋《扬州赋》获赐“绯衣银章”。后因奉诏作《清平乐》惹恼太后,王观触霉头了,“翌日罢职”,贬为江都知县。《红芍药》这首词无疑是在遭贬谪自号“逐客”后所作的。
无独有偶。王观《红芍药》这首词的基调恰恰与范仲淹所写的《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一词大同小异。范仲淹的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读王观的《红芍药》一词,深感王观受范仲淹《剔银灯》一词的影响,而王观、范仲淹的两首词所共同表达的思想感情又与《古诗十九首》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之四·〈今日良宴会〉》),“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未兹”(《之十五·〈生年不满百〉》)、“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之十三·〈驱车上东门〉》)的意境何其相似!笔者偶读《元曲》中阿里西瑛所著《凉亭乐·叹世》和陈草庵所著《山坡羊·叹世》两首词曲,前者词中云:“你试看凌烟阁上,功名不在我。则不如对酒当歌,对酒当歌且快活。无忧愁,安乐窝。”后者词中写“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这两首意味深长,发人深思的佳作,也可以算是感叹人生苦短,摒弃浮名,及时行乐思想的历史延续吧!
范仲淹词中的“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也好,王观词中的“沉醉且沉醉,人生似、露垂芳草”也罢,还有刘伶的“惟酒是务,焉知其惟酒是务,焉知其馀”、苏东坡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等等,等等,他们所抒发(亦可谓之泄发)的真实思想感情与其时的亲身遭遇、心态,或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是密不可分的。对此,笔者以为,由此而论王观的《红芍药》这首词消极而不可取,是值得商榷的。
在《剔银灯》词中,范仲淹将人的一生分成少年、中年和老年三个阶段。在《红芍药》一词中,王观将古稀之年作了具体的剖析:十年孩童期、十年昏老期,那中间的五十年又被睡眠(应包含病闲)占去了一半。在封建社会,人的平均寿命仅有三十岁左右(唐代为28岁),范仲淹66岁逝世,王观65岁病故,他二人在北宋时期皆为高寿。故而范仲淹在词中写下:“人世都无百岁”,王观在词中断言:“人生百岁,七十稀少。”范仲淹和王观这二位名贤所言,皆合乎历史事实。确实如此,翻遍史书,追溯千年之前,华夏能有几位百岁寿翁!
第一句“公主当年欲占春”是写“公主当年”的事。这是指公主凭借其权势,围地为庄,要想独自占有长安近郊的山色春光的事情。公主早已不在,人去事非,这当然是诗人游其故地而追怀过去的事情,所以诗人用了“当年”,诗一开头就点出此事已经过去,言外之意对现在仍有现实意义,即借古讽今之意。“公主”是指太平公主,武则天的女儿,否则,既使有这个野心想“欲占春”也没有这个胆,也只有武则天的女儿才会有如此野心和斗胆,太平公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统治阶级中最具野心勃勃的女性。“欲占”则更是精妙绝伦、警辟含深奇崛之语,钱可以占,地可以占,甚至人也可以占,可春天却不能占。春光能占的话,就是痴人说梦话了。这里本来是指太平公主大兴土木。建山庄别墅。可诗人不正面说建别墅山庄,却偏说“欲占春”,写得何等意味深长,连春天春光都可以占,反过来说还有什么不能占,“欲占春”三个字一出,太平公主,何止一个太平公主人,简直就是整个统治阶级的骄横贪婪的嘴脸,欲壑难填的本性就被揭露得血淋淋,真是“欲占春”三字见血,酣畅痛快。
第二句“故将台榭压城闉”仍然是写“当年”事,仍然是诗人游览故地发生的故事。在绵延数十里的长安城附近山庄别墅中,建的亭台楼阁要比帝都长安的城墙还要高,其野心是很大的。这样大兴土木,这样奢侈,这样野心,这样贪婪,这样放肆,诗人只用了两个字“压”和“故”,“压”是超过。不言而喻是用公主建的“台榭”超过帝都长安城。言外之意,不仅是亭台楼阁规模大得惊人,而且也指出太平公主势力之大乃炙手可热。一个“压”字写出多少要说而说不尽的含义,只在一字中,尽显诗人功底之风流。“故”是有意,当然是要建造的亭台楼阁在长安豪华无双了,言外之意,是公主为所欲为、不可一世至极。
第三四句“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继续描写庄园别墅规模之大,绵延数十里,直到终南山,山庄之广袤一眼望不到边,无涯无际,林木繁茂,绿海茫茫。前句不疑故问,后句以“不属人”给以回答。诗人刚刚把他的心扉向读者打开一条缝隙,透露出一点点内心深处的想法:当年人间多有不平事,有钱有势者什么都可霸占——人家的田地、人家的妻女,甚而连春天也想霸占,却又立即由遐想回到了现实:现在是诗人“游”山庄,山庄自然少不了花草树木,又正值山花烂漫的春天,诗人就脱口而出:“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前句故设疑问,并不正面回答,转而融情人景,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后句写出了“直到南山不属人”,偌大的林海,广袤无际。景色是翠绿动人的,但感情却是沉重的。眼前的广袤山庄,正好象征着太平公主生前煊赫的声势。“势入浮云亦是崩”,倒台之迅速与太平公主当时不可一世的声势,恰恰形成极富于讽刺性的鲜明对照。诗人将无比丰富的历史内容熔铸在这简短的“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十四个字里。这两句与前两句似断而实连,诗意从山庄犹在,就在“前面”,但这偌大山庄不知道属于谁。诗人没有说,也没有必要说,太平公主早已不复存在,过去“不属人”,现在事过境迁,当然山庄不能为公主独占,公主又何能“欲占春”。诗人用第三句的“花”字与第一句“春”字巧妙的连承,使诗翻出了新意:太平公主的形象在后人的心目中再次复现:一个野心勃勃、骄横贪婪、欲壑难填的有史以来又一女性。后两句表面看来似乎是对诗人所游的山庄之大的惊叹夸耀,骨子里却是深寓贬意、谴意。从游山庄到现在,从诗人自己写到游“山庄”之花木丛林,实际上却有形愈松而意愈紧的效果,在轻浅疏淡的笔墨中显示出了厚重的力量,欲不讽刺而不能,不谴责而不能的境界。
全诗写景叙事抒怀,笔力骞举而又亦庄亦谐,余味无穷。
这是李昴英成名之作。它气势磅礴,将离别之恨表现得深沉、细腻;同时,又充满着乐观主义的激情,催人奋进。
“怪朝来、片红初瘦,……”以“怪”字领起,表达自己惊诧之情,一下子便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住了。是什么令他感到意外呢?噢,是春天的繁花开始飘落了。花儿萎谢用“瘦”字去形容,使人仿佛看到一个娟美俏丽的人儿忽然颦眉蹙额,清减了几分。接着,作者以“半分春事风雨”倒点原因,解开前面自设的疑团。“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原来昨晚一场摧花的风雨将春色大大损毁了。“半分”,说明了摧损程度。这就是词家的所谓“逆笔”,目的是使重点突出。
“有脚阳春”。(一本作“有脚艳阳”)是对能施“惠政”的官员的传统称颂恨,意思是说他所到之处,如阳春之和煦,能令百姓昭苏。但现在“阳春难驻”,王埜大人要调走了,因此连山水似乎也充满离愁别恨。读到这里,我们顿悟前面写春残景象不只是为了烘染离别的气氛,而是对“阳春难驻”作形象的说明。“芳草渡。似叫住东君,满树黄鹂恨。”写渡头景色。在芳草萋萋的渡口,树上的黄莺正在啼啭,仿佛是恳请即将离去的春天再多留驻一会儿。黄鹂即黄莺,鸣声婉转悦耳。这里“芳草”两句也是融情于景,借啼鸟之惜春,比喻自己对王埜的依依惜别。
然而王氏的调动是国家的需要、时局的要求,所以感情尽管上难以割舍,也只能分手了。在词中,这一转折是由“无端杜宇”四字开始的。无端,即没有来由,无缘无故;这里含有无可奈何之意。杜宇的叫声与“不如归去”相近,所以又名“催归”。这里说“报采石矶头,惊涛屋大,寒色要春护”的是杜鹃鸟,其目的是与上句的“黄鹂”相照应,扣紧暮春景色,让景、情、事打成一片,使整个上半阕的意境更显浑成。采石矶,在安徽当涂牛渚山北部,突入长江中,奇险雄伟,“惊涛屋大”是说长江风急浪高。
后三句意思是说,当涂江面一带,风狂浪恶,满目寒凉,正需要春阳的呵护。意思是那里位置的重要和形势的艰危险恶,须由豪杰之士去支撑局面。我们知道,自理宗端平元年(1234)金国灭亡后,次年蒙古兵即大举南下,攻四川、湖北、安徽等地,淳祐十二年(1252)又掠成都,一时烽烟四起。
上阕借景抒写惜别之意,情绪一波三折,从开头至“阳春难驻”,是一开:“叫住东君”是一合;至“寒色要春护”又是一开。“将恋恋不舍而又不得不舍的心绪描绘得细腻传神。
下阙以送别情景过渡,然后再转入临别赠言。
“阳关唱,画鹢徘徊东渚。”人们唱起了骊歌,远行的船只即将启航了。临别之际,人们自然希望后会有期,但何时何地才能见面呢?世事实在难以预料,不过,既然已经以身许国,个人的事亦无需多虑了。
“相逢知又何处”一句,正表达了词人这种复杂的心情。于是,在饯别的酒筵上,两人同抒壮怀,细评今古。“摩挲老剑”,如同诗词中常见的“抚剑”、“看剑”一样,表明词人渴望施展抱负:“剑”而说“老”,则表明他们经过千磨百折而雄心犹存,不是难能可贵吗?
“君此去。几万里东南,只手擎天柱。”这是作者对友人的殷殷嘱望,希望他负起拱卫东南的重任,做撑持时局的擎天一柱。由此亦可见两人相知之深,相期之切。
全词写到这里,一气呵成,情郁而辞畅,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但下面收束处出恨涉腐,令全篇有所减色。
“长生寿母。更稳坐安舆,三槐堂上,好看彩衣舞。”这是顺带为王埜之母祝寿,并表王之孝顺。安舆,也叫“安车”,是妇女、老人乘坐的小车。三槐堂,是有关王姓的典故。这里用典为王氏祝寿之词。彩衣舞,用老莱子七十娱亲的故事。这种词句象李调元《雨村词话》指出的,“乃献寿俗套谀词”,算是败笔。
总之,全词大体写得不错,而尤以上半阕为佳:跳荡转折,情景相生,感喟甚深,境界亦大。下阕上半则富雄直之气,大有“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之概。作为一首送别词。它密切结合当前景色与情事,大处着眼,细心落笔,将私人离合之感与整个社稷安危连系起来,融“小我”入“大我”,使作品(就前面大半而言)保持旺盛气势和较高的格调,应当说是颇为难得的。这正是作者胸襟抱负与艺术手腕的完美结合。
这是一首借古讽今、抒发悲愤的怀古诗。诗的前两句,语出惊人,直抒胸臆,提出人“生当作人杰”,为国建功立业,报效朝廷;“死”也应该做“鬼雄”,方才不愧于顶天立地的好男儿。深深的爱国之情喷涌出来,震撼人心。最后两句,诗人通过歌颂项羽的悲壮之举来讽刺南宋当权者不思进取、苟且偷生的无耻行径。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两句发调惊挺,掷地有声。“人杰”出自《史记·高祖本纪》,指张良、萧何和韩信等贤臣良将;“鬼雄”出自屈原《九歌·国殇》:“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高度凝练的诗句鲜明而响亮地唱出了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为国捐躯,生死何惧!自先秦以来,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但是如果把这两句诗放置在女性文学的视野中,却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战争对于女性而言,其残酷之处在于她们无法像男性一样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只能是铁蹄下哀叹呻吟的承受者。然而在李清照的笔下,她所显现的自我形象却并不是一个等待挽救的弱者。她虽然不能亲临沙场,但也从未置身事外,她关心着时局,为深受压抑的抗金志士扼腕不平,又毫不掩饰对惜命逃跑的南宋君臣的轻蔑和愤怒。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即借咏史而讽世。项羽兵败,退至乌江,乌江亭长舣船相待,劝他暂避江东,重振旗鼓,项羽却拒绝东渡,自认为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江边。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项羽暴露了作为军事领袖的诸多缺点,然而在其生命的最后关头,却显示了一个英雄的凛然无畏。在李清照看来,他无愧“人杰”“鬼雄”之称。而在当时金兵铁蹄长驱南下,宋朝君臣望风而逃的大背景下,项羽之“不肯过江东”更具有鲜明的批判性。以当时的形势而言,金兵是孤军深入,黄河南北的许多州郡有的尚在宋人之手,有的虽已被占,但金兵数量不多,立足未稳;在金兵的进攻下,太行山一带抗金的义军蜂起,威胁着金兵的后方;如果赵构能蓄志抗金,中原事是大有可为的。但赵构一开始就没有恢复国土保卫人民的愿望,带着臣僚仓皇南逃,喘息刚定,就在临安定都。举出项羽的不肯东渡,正是对怯懦畏葸、只顾逃命苟安的南宋君臣的辛辣讽刺。而对于赵明诚临危而遁的行为,一向光明磊落的李清照内心是有着诸多失望的,“人杰”“鬼雄”之语也当包含着对丈夫的劝诫和勉励。
这首诗在字面上只是对千年前的英雄抒发感慨,但对时事沉痛悲愤的谴责之情却溢于言表。她正是在朝廷败逃的情势下被弄得家破人亡,更因此颠沛流离,尝尽人间艰辛。面对时局,她不得不兴起“汝为误国贼,我作破家人”(吕本中《兵乱后杂诗》)的怨愤。这种怨愤也正是当时千万蒙难人民共同的怨愤。因此,此诗不仅抒发了个人的悲愤,还是广大百姓的心声。这样一首诗出自一位封建时代的女子之手是难能可贵的。